【采访/观察者网 徐蕾】

“一发炮弹打到我们1号院的2号哨楼。”

“我们这个步战车被火箭弹给击中了。”

“有没有灭火器灭火器？”

这是真实的场景，它很远，因为我们生长在和平的国度；但它又是如此近，因为在那里奋战的人，是中国军人，也是儿子、丈夫、爸爸……

即将在9月18日上映的《蓝色防线》，是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纪实电影，记录了我国维和部队在南苏丹的真实经历。该片历经5年跟踪拍摄，横跨中国和非洲大陆，真实展现了我国第一支成建制维和步兵营，在南苏丹的战火纷飞中保护当地难民营安全的故事。

观察者网采访了《蓝色防线》的导演刘欣，通过她对拍摄、制作的讲述，看到真实又残酷的影片背后，对人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与关怀。

观察者网：点映场很多观众都感动哭了，你对于观众反应有预期吗？

刘欣：还是有一定预期的。但实际上做片子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赚大家的眼泪。片子本身的情绪张力是比较大的，其中也有军人的克制跟隐忍，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创作手法上，很多时候是在压抑观众的观看情绪，而不是在释放。这种压抑的感觉会更让人难受。

我也看了一些评论，大家会下意识地把《蓝色防线》跟《红海行动》，包括《战狼》去对比，我是觉得，确实《红海行动》和《战狼》都是有那种明显的哭点，或者说情绪释放的一个点，但可能《蓝色防线》比较不同的是，它一直在压着。

除此之外，剧情片可以通过人物和情节的设置来让观众在观看中压制或者释放情绪，但纪录片是基于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各种的条条框框相互牵制着，就像两位烈士牺牲后战友想冲上去干一仗，这本是一个朴素的人的情绪，但作为维和军人他们不可以也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一直认为我关注的其实是一个个体的内在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外化形式可能是一个军人他先是一个人，有人的喜怒哀乐，也有家庭的爱和牵绊，但是他又是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他不仅要压制一些情绪，甚至还要割舍一部分情感。进一步推进就是一个维和部队到达一个陌生又充满冲突的国度里，维和的初心与冰冷的“维和三原则”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情绪张力的不断外化，推进着这个片子的叙事。（维和三原则：当事国同意、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

观察者网：您刚刚讲到《战狼》跟《红海行动》，我看的时候也想到关于海外行动的一些电影，比如像美国就拍了挺多的，《黑鹰坠落》之类；像韩国，前几年有一部把维和行动当偶像剧拍的《太阳的后裔》，也是刷了一波军人热。所以也想和您聊下《蓝色防线》作为一个纪录片，在题材、拍摄上，跟上述一些片子不一样的地方。

刘欣：对，我想在刚才的回答之上更贴合你的问题补充一些。因为咱们这个片子其实还有非常大的“机缘”。我起初拿到的是350小时左右维和步兵营内部的素材，这些素材都是由战士自己拍摄的，从第一批到第三批跨度三年的时间。从创作层面，这种视角的独特性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在其他片子里看到过的。

观察者网：这个我看的时候一开始也挺好奇，很多地方很危险，你们摄制组怎么样跟着拍？原来都是战士拍的？

刘欣：对，是士兵自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叙事上，完全是以军人的视角。这样一个选择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因为我父母是军人，我的成长过程中跟他们有很多意见相左，或者价值判断相左的地方，我也是通过这个片子更理解军人这个群体，更理解我父母了。

本文图片均为预告片截图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片子中有几幕，维和士兵在和难民营的孩子互动，比如说跟他们一起看报纸，教他们中文，还有好像是打太极拳？

刘欣：对，是教武术。

观察者网：这些画面还挺温馨的，跟后面一些残酷的镜头比，相对来说是很温柔的。所以平常冲突比较少时，这是战士们的日常吗？

刘欣：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做这个片子之后，也对维和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些想法上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之前觉得维和一定是国家行为，或者国际行为，但看似一个很大范围的国家行为，最终真正实施的是每一个个人。到这个片子里，就是每一个士兵。所以我跟维和士兵们聊天发现，可能因为中国现在整个社会条件相对比较好，所以他们对于一些基本人道主义的判断标准相对较高。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孩子，当他们到了南苏丹，看到跟自己孩子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因为喝不到水或者吃不到食物变成皮包骨的时候，会产生作为一个人本身的怜悯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些战士特别可爱，他们不是在机械地执行任务，而是真的把自己的一些情绪融入到这里，然后跟这里的人打交道，这是人跟人之间非常本性的一种连接。

观察者网：对，我对片子里一句话印象挺深的，说“那边的人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那边的孩子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希望”。

刘欣：这是姚道祥说的，因为他的孩子预产期就是在7月11号，所以他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些。他知道他的孩子即将出生在国内，是和平的，但是南苏丹这些孩子怎么办？所以到最后看似是一个国家、国际行动，实际上全都是个体的情绪交融，这是当时我蛮触动的一点。

观察者网：片子的高潮是2016年7月，政府军跟反政府军冲突升级。很多人看到这里战士受伤、抢救，最后有人牺牲的时候，特别感动，特别心酸。现场应该比镜头展现的更残酷一点，有没有镜头没有展现的细节？

刘欣：在救援过程中，绝大多数素材是用了的。个别的没有用，是因为担心烈士的家属看到会受不了。我们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也完全没有考虑去触碰烈士家属这个点。因为2016年到2019年初，已经过了三年，其实人家可能慢慢从伤痛中逐渐走出来，并且开始有新的生活了，并不太想消费或者说重新刺痛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尽量去把事情叙述清楚，但是不要去触碰一些可能会让他们非常难过的画面，这是当时一个原则。

观察者网：打电话通知家属战士牺牲的那一幕，特别压抑。

刘欣：对，杨树朋（注：牺牲战士）的老婆丽娜，当时不是第一次知道消息，最开始是微信给她发的。我印象中我看了微信截图，当时丽娜就是说了一句，大概意思是，没有太纠着这件事在问，而是说现在在打仗，希望其他所有将士平安。我当时看到瞬间，完全哭得不行了，那天晚上都没有太睡得着觉。所以后来有人问我，对于打电话桥段会不会感动哭，我仍然会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力量已经没有第一次看到丽娜截图时那么强了。我觉得不光是军人，包括他们的亲人家属都是一起承担这种付出、牺牲的主体。

当时也有考虑要不要把微信截图那一段加进去，后来还是觉得应该克制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就好，所以在处理上还是尽量把握分寸。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拍摄历时5年，您刚刚也提到，收到的影像资料非常多，但是最终片子不到两个小时。对素材选择上，是因为2016年冲突最激烈，所以就选择了那个时间段？

刘欣：可以这样认为。我们当时拿到的350个小时素材是跨度3年的，相当于3批维和步兵营的素材。2016年冲突是比较大的，但实际上，片子里面第一批跟第三批的素材我们都有涉及，只不过叙述的主体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因为全都混在一起了。主要还是想说清楚整个维和步兵营的形象，稍微可能会更多关注2016年那一场交火。但是整体上，我们前半部分还是需要让大家知道一些基本信息，比如说我们为何为什么要去维和？我们现在讲的维和跟其他维和的不同在哪？维和到底是什么？面临的危险跟冲突在哪？正是因为前面铺垫得比较好，所以大家在看2016年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疑惑，如果前面讲的不清楚，大家就不会在情感上或者理性上进入后面的故事叙事。

观察者网：拍摄后期的局势是不是比2016年有所缓和，维和士兵在那边相对安全一点？他们主要工作有没有变化？

刘欣：之后进入相对平和的阶段，主要就是把2016年交火期间的难民进行安置跟疏通，再往后更多的是一些人道主义援助，比如义诊。他们仍然会执行一些武装护卫的任务，就像片子里放的长巡（长途巡逻）之类，然后保证这个地方的粮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帮他们打水。那边的水质量非常不好，这点还蛮艰难的，打来很多水都是需要发放给难民的，留给步兵营自己的水非常少，每人每天是定量的。

更多是人道主义的一些援助，包括鲁成军，他儿子所在的小学跟当地的一个小学进行了一些药物上的捐赠。还有女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去接触妇女跟儿童。因为如果都是男兵的话，南苏丹整个的文化，尤其是性别文化相对还是比较保守。我们既然过去维和，肯定要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之前有剪进去一个桥段，我们的女兵跟联合国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给南苏丹难民营里的夫妻进行性别平等的教育宣讲。因为南苏丹的妇女是蛮辛苦的，不仅每天照顾家里做家务、工作量很大，而且容易被家庭暴力。这些之前我们有想去讲，但是因为片子的容量有限，如果讲太多碎的东西就很容易分散掉注意力，还是决定拿掉了，但如果有机会，还是希望把这些都说出来。

观察者网：纪录片比起电影会更小众一点，拍维和行动又很耗时耗力，过程非常危险，当初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纪录片呢？

刘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前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前几个偏作者型，自己操控度比较大。当时我看了内部很多素材，直接就觉得基本在市场上是没有看到过的，而且可能有一些甚至是涉密的。当时就本能地觉得，这个题材是非常难得可以触碰到。

第二个就是这些士兵拍摄的素材很打动我，我看到了能把它做好的可能性。

第三个就是我一直想去讲的一个，个体跟外在的冲突。我是2017年回的国，在之前我一直觉得，好像社会或者世界的发展趋于和平了，和平了70年。大家都从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变成了国际主义，好像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我们都成了世界公民。但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突然让我意识到好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当时也有去反思，当时所在的美国跟我成长的中国这两种体系、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最终还是决定回国，因为内心是更认可，所以才会回来。

我认为如果不去讨论人的权利跟义务，没有边界地强调个体的自由是没有价值的，这也是当时我特别想做这个片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和一个士兵聊到关于个体对于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两种选择。我问他说，咱俩是同龄人，你选择成为一名军人服从于一个更大的集体，我选择更多拥抱我的个性，你怎么看待我这样的人？他跟我说，我弟弟和你是一样的，都喜欢去张扬个性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有分歧，但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两种选择都值得被尊重，而且我会认为我的选择或者说可能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我弟弟这样的人活得更好更自由。

我当时听了之后挺受触动的，所以我特别想表达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对于这个时代的发展，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不同维度的作用，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礼记》里有一句话，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思是说这个天下是人人所共，我们要共同去保护、维护它。2020年疫情开始，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中国人传统的哲学观之中就带有这样“大同”的理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意识形态冲突加剧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应该被关注，或者说其实更是一种终极关怀。

观察者网：我们正好聊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聊到个体、外在，国家、国际，义务、责任。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承担，这类电影、纪录片也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在制作过程中有没有特别考虑，要怎么去呈现除了军人个体之外，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

刘欣：没有刻意去考量或者着重呈现这部分。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维和这个事情的高度本身就是一个终极关怀，而且这个片子客观存在的主要背景就是我们国家派出第一支常备成建制维和部队。就像我刚才说的，看似是一个很大的行为，但实际上会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然后每一个个体之所以会做出选择，跟个体所在的国家社会，包括我们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里面传统的天人观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不需要刻意地去考量。假如我目的性较强地去思考和呈现这一点，那片子可能做出来，你们看到的就会窄。所以我宁愿它是一个更发散的，更偏终级关怀的东西。

创作上，我之前几个片子也都有用到"新闻线"的手法。考虑到维和是一个国际行为，所以肯定要去还原2016年的国际局势和舆论氛围。这就是为什么加了很多新闻内容去进行这一方面的背景营造。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蛮有趣的一点。我们维和部队没有撤退并且在内战情况下保护了当地难民，这件事情我居然只找到CGTN在说。可能国际新闻就上升到一个国力的竞争、国际舆论的竞争，一个话语场的问题。所以当时我真的觉得，好吧，既然你只有CGTN，我就只放CGTN。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媒体来报道，其他国家不愿意报，但是我把它完整地放在这。这条新闻线索也有点暗示了我们国家在国际舆论场的一个弱势情况。

观察者网：对，其实像我平常做国际新闻，会发现很多这种情况，有一些事情西方媒体会选择性无视。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想要把一些被西方弱化的声音说出来，我们认真地去报道它，就是把这种声音说出来。

编后记： 9月14日，联合国难民署公布，在过去8个月里，大约25448名南苏丹难民已经从邻国返回家园。最新数据显示，自2017年11月以来，自发组织返回南苏丹的难民总人数为326481人，其中2018年9月签署恢复和平协议后返回的难民为205795人。南苏丹正努力从战乱中恢复，但距离和平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维和部队也还在那里坚守着。

《蓝色防线》全片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残酷，但又极具温情。通过对导演的采访，了解全片拍摄、制作背后的故事和考量后，更加理解了影片对于人的关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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