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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30年,这张王牌从来没有让中国失望

责任编辑:黄涛 来源:秦朔朋友圈      2020-11-12 10:01:03

做秦朔朋友圈五年,写过几百篇文章,从未像写浦东这么难。

半年前浦东新区新闻办的朋友给了我一个U盘,是关于浦东的资料,让我参考。天!下载到word文件有1400多页,差不多100万字。我掉进了无边的大海,面对太多他人的研究,也有一种“眼前有景道不得,早有崔颢在上头”的窘迫。

为了跳出资料找感觉,我去了陆家嘴金融城、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深水港四期全自动码头、张江科学城采访,对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的建设有了很多直观认识,但越采访越觉得,对浦东最好的记录方式,也许是从1990年4月18日宣布开发开放那天起,任选一个地点,用影像方式记录变化。

什么叫日新月异?什么是改天换地?你随手拍下的那些可能就是。

我在陆家嘴采访时,有人说这里的路名曾经是“烂泥渡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是危棚简屋和违章建筑的集中地。由于每逢雨季便水漫金山,所以民谣说:“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烂泥路边有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而今天,这里的标志是420米的金茂大厦、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632米的上海中心。

21世纪初,烂泥渡路北段并入银城中路,南段更名为浦明路。

浦东是怎么长高的?有民间的摄影家逐年拍下了陆家嘴景象,远比文字有冲击力。

可我是写字的。要是一年都找不到感觉,在浦东住了17年的我对浦东30年就一个字都不写?似乎不应该。

我想到了一种收窄的写法:假设自己受邀给学生讲课,只能选一个角度,讲讲感受。

然后是互动提问。 我在广东工作了十几年,有广东学生会问:你怎么看待深圳特区40年和浦东开发开放30年?我生在内地,有内地学生会问:浦东有很多特殊政策,内地怎么办?

就按这个结构写吧。感受浦东有太多角度,有高大上的,也有小确幸的。我想了很久,还是选择了开放。

从大众到特斯拉

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加快浦东开发,他选择的场景,是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和上海大众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庆祝大会之时。

大众汽车是在轿车领域第一个进入中国进行合资的西方汽车公司,具有很强的开放意味。 在上海大众的大会上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和西方对中国纷纷“制裁”的背景下,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继续开放的强烈信号。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还在时任市长朱镕基的陪同下视察了上海大众。

上海大众以桑塔纳为抓手,极大推动了中国轿车工业的零部件体系的建立。上海桑塔纳既是开放的成功,更是倒逼国产化水平提升的成功。

历史发展到今天,也有类似的场景。

2019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临港新片区的代表作之一,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从1月7日奠基到大规模交付仅用了1年,比特斯拉在美国的工厂用5年实现大规模量产,压缩了80%的时间。

自贸区是浦东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上海自贸区2013年9月29日挂牌,第二天就推出了中国第一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此后逐年瘦身,2020年版的负面清单已从最早的190条减少到37条。

在负面清单外,在浦东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目前95%以上的外企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外商投资办理时间由8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

不妨对比一下:1996年浦东推出投资项目审批的“一门式”服务,当时是很大的突破,可将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审批从60天压缩到10个工作日。

浦东的探索推广到了全国。 2018年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紧接着,上海发布100条开放新政,其中包括引入国外新能源汽车,放开外资股比限制。很快,特斯拉与临港签约。

和1990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制裁”类似,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对华贸易备忘录,宣布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自此中美关系波折丛生,“脱钩说”也不绝于耳。

和1990年一样,中国再一次选择开放,对世界更开放。百分之百独资的特斯拉就是例证。

我在临港新片区听到,他们并不满足于“特斯拉速度”。特斯拉项目从签约、拿地到开工用了半年,而最近一个审批的项目仅用了4个月。他们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一网通办”,将时间缩短到3个月乃至更短。

速度是比出来的。在浦东的外高桥,今年创造了一个“山姆速度”。山姆中国会员旗舰店落户外高桥保税区,从签约到开工仅用76天。

从大众的燃油车时代到特斯拉的电动车时代,技术在不断进化。浦东也在不断进化,她的开放度更高,开放的范围更广,服务开放的速度更快,能力更强。

在浦东的外籍人

写浦东开发,不能不写五个中心。每个中心都能写篇大文章。

不过,任何功能中心的建设,都是人来完成的。关键是人才。

所以我再次聚焦,从人口结构切入浦东开放。

2019年,浦东新区常住人口为555万人(户籍人口接近303万),其中海内外人才总量达到145万,超过1/4。

在浦东,像我这样的新上海人太多了,说普通话的肯定是主体。

取得上海户籍确实比很多地方难,但我几个亲戚的孩子,靠着积分制度,没有托任何关系(托了也没用),只要积分达标,无一例外都成了浦东人。

无论是在世纪公园的跑步道还是在N多的餐厅酒吧,你会觉得浦东像是某个版本的联合国,大量外籍人士和我们一样用微信、支付宝,点外卖,打滴滴,骑共享单车,听交响乐,看演唱会。

前两天,科技部(国家外专局)发布了2019年“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结果,上海排第一,已是“八连冠”。官方数据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有21.5万,占全国的23.7%,居全国之首。

我估计,浦东的外国人会占上海的一半以上。

陆家嘴金融城有50万从业人员,30多万是金融从业人员,16万多人是归国留学人员,有接近6万左右的外籍人口。陆家嘴有的酒店式行政公寓,一半以上住户是外籍人员。

我在张江办公,张江科学城有各类科技型人才约38万人,常年居住在张江的外籍人士有上万人,加上临时办事的,高峰时外籍人士超过2.2万人。

我住在花木街道,这里有1.3万外籍居民,其中联洋社区有8000多人。

我常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它在碧云,碧云社区应该是浦东外籍人士比例最高的社区。据说有9000多人,占整个社区人口的60%多。中欧1994年由中国政府和欧洲联盟共同创立,目前有近70位全职教授,他们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师资占比近60%。中欧的校区开到了加纳的阿克拉和瑞士的苏黎世。

国际化的本质,是开放,且在开放中能和谐相融。

老外为什么喜欢浦东?最重要的是机会和环境。我认识的迪士尼总监、迪卡侬高管,在浦东生活几年都不想回美国和法国了,总部下调令时还有些不情愿。

今年初我参观张江的浦东国际人才港,这里在全国首推了外国人来华工作“一网通办”“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以前海关体检、人社局工作许可、出入境居留许可三项流程是串联的,一个办完才能办下一个,现在改成并联。加上手动录入字段减少70%、审批时间减少60%、申请材料减少50%等等,原来在正式受理后要12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外国人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审批,现在5个自然日内可以完成。

浦东还出台了政策,支持外国人才到上海创新创业,允许孵化器、各类园区载体内尚在创业期的外国人才及研发团队成员办理工作许可。疫情期间,浦东对所有外国人的工作许可延期、变更、注销业务,全部采用“承诺制”全程网上办理,支持他们的复工复产。

从疫情看可信赖的生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疫情。这是一场全球考试。我的不少老外朋友,母国在疫情中难以自拔,他们则在上海生活得井井有条。

张江镇提供了多语种的健康信息登记表、告知书,镇防疫办涉外小组成员和向社会招募的外语志愿者,把社区防控要求和外籍人士充分沟通。

花木街道联洋社区,随处可见多种语言的横幅——“个人防护四要素,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门、不聚集”。有的居委会专门建立了健康服务群,每位境外返沪人员在小区门口登记时就被邀请扫码入群,由涉外社工做好信息互通和境外居家隔离跟踪服务。

在陆家嘴街道,社区公益基金会用两天时间紧急招募了精通韩语、日语和意大利语的三批志愿者,在线组建了三个技术工作组,陆家嘴31个社区的社区工作者随时可以在微信群内寻求志愿者的技术支持。陆家嘴街道将“新冠疫情联防联控管理平台”的中文界面翻译成英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外籍人员返沪时只要关注陆家嘴发布,点击“返沪人员登记”,界面就会显示四种外语的返沪人员登记表,申请口罩预约、体温申报、参与志愿服务也都非常方便。

很多老外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斗争中。 有的“中国通”主动帮忙把防控消息转到各大外籍业主群,要大家提高警惕;有的洋志愿者家庭在小区疫情防控点执勤,帮外籍返沪人员扫码网上登记,填写登记表,指导进入小区的人员正确佩戴口罩;有的熟悉中英文的外国小朋友充当小小志愿者,帮居委工作人员当翻译;日本居民多的东城社区招募了一支日语志愿者队伍,钦洋社区的疫情防控外语翻译组还招募到了小语种阿拉伯语的志愿者……

浦东的境外人员入境压力为全国最大,但中外人士在一起筑牢了疫情防控墙。对所有涉外入境人员在管控中一视同仁、无差别、同标准,该隔离就隔离,不放松也不加码,这不仅消除了本地居民的担心,也保护了外籍人士的安全。

抗疫还显示,“中国作业”不仅对中国人有效,对外国人也有效,大家可以一起做好功课。

这就是浦东,不仅意味着现代化的工作,而且意味着可信赖的生活。她也因此成为很多外国人的向往。

2010年,我和当时的渣打银行(中国)首席信息官、澳大利亚人林大卫(David Lynch)交流。那天我们站在30多层的办公室攀谈,他突然指着陆家嘴中央绿地说,Here i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我追问了一句,你说的是亚洲的中心吧,他重申,说的是世界的中心。

林大卫真挺有远见的。在今年9月25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上海首次跻身全球前三,仅次于纽约和东京。

看文献时,发现浦东早期的创业者更有远见,他们在浦东大道141号简陋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句标语,“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当然最有远见的,还是那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1990年邓小平说:“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必须胜利,没有退路

从开放角度谈了对浦东的感受后,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待深圳特区40年和浦东开发开放30年?

每一种成功都有相通的逻辑,也有不一样的滋味。谈到深圳,马上会想到一张白纸上的神奇画卷、移民文化、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市场化与民营化等等。我在浦东采访,也有不少人提到深圳企业的创新活力更强。

做了大量阅读和调研后,我觉得深圳和浦东一开始的历史定位是有所不同的。

两地都是排头兵、探路者,但浦东的责任更大,机会成本高很多,约束也更多。 相比深圳,浦东是在多目标、多约束之下寻找最优解。浦东光鲜的一面,国家给了多少先行先试政策的一面,很容易被看到,但浦东肩负重大责任的艰难、困难、为难的一面,则常常被忽略。

深圳最初的定位是“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一个边边角角的小地方做“试管”试验,谁都没有必胜把握,万一搞不好“割掉”就是了。即使当时最有改革雄心者如袁庚,1979年1月向李先念汇报时,面对李先念在地图上画出的七八十平方公里,吓了一跳,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于是李先念用红铅笔勾出一个小小的半岛,即后来的蛇口工业区。袁庚曾说:“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相对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若改革成功,对全国来说很有意义,但若是失败,也无伤大局。试验遇到挫折也无关宗旨,中央放心让我们探索,先行一步,我们也比较有胆量去进行各种富有挑战性的试验。”

在某种意义上,深圳特区的探索是有高容错性的,错了不要紧,“无伤大局”。这样就可以放胆去试,什么都可以试一下。试出了新天地。

回到浦东。浦东开发开放不是无伤大局,而是攸关大局。

浦东的故事其实是上海的新故事。上海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计划经济时代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全国1/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8,外贸出口占全国1/3。上海是不能轻易动的,牵一发动全身。尽管上海由于“多上交,少积累”,80年代的经济增速已慢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人形容上海“像一个进入晚年的老头,老态龙钟,精疲力竭”,但真要把上海拿出来,下决心脱胎换骨改革创新,依然很不容易。万一不成呢?

1990年代中国决定打出上海这张王牌时,浦东的开发开放至少被赋予了四重责任:

一是事关中国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的发展方向;二是事关中国自身的发展动力,用邓小平的话,“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三是事关中国能不能真正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出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四是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中国打破计划经济堡垒并不等于放弃有为政府,中国也不可能允许上海为了市场化创新,可以以牺牲秩序、承受混乱为代价。

有句话叫“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国家给上海足够高的定位和期许,必然加上足够多的要求。不是要上海“闯红灯”,是要为中国探索新的信号灯系统。

因为是王牌,后面没有比王牌更大的牌了,所以上海必须胜利,没有退路。 也只有浦东的探索成功了,上海东西联动也成功了,中国的很多方向性改革开放探索才会真正一锤定音。

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

我在看资料时发现,浦东开发一直是,一边大讲创新,一边用“一流的纪律来加以约束”。

很早就设置的三条“高压线”是: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擅自决定对具体项目的政策优惠;个人不准决定工程发包;不准在征地、动拆迁中利用职权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

还有两道“防火墙”是:任何国有开发公司负责人不准擅自决定公司的资金拆借,不准擅自以公司名义为他人做资金担保。与此相关的涉及到建设工程营造交易、社会资源配置、政府采购的制度,浦东建立的都很早。

中央给浦东很多试验权,浦东必须对得起这种信任。

1990年9月,海关总署颁布文件,全国首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式命名。保税区建设从1991年启动,临近验收时,分管副市长赵启正提醒说:你们还是让海关提前来预验收一下吧。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

保税区是海关监管区,“境内关外”是以铁丝网为界,而铁丝网的高度规定为3米。开建时以当时的杨高路为基准,杨高路海拔标高为4.2米,以此为标高修建铁丝网。结果到1992年海关验收时,新的杨高路建成,标高为4.5米,这导致铁丝网比要求矮了30厘米。预验收时,海关问:怎么矮了30厘米?

其实少30厘米人也是爬不过来的,但与国家规定比就有了缺陷。上海方面不是去变通,去做工作,而是保证一周内坚决改正。一周后,果真将铁丝网基础拔高了30厘米。“隔离设施都建得这么认真,以后对国家的法规执行也会同样认真。这反映了上海对国家规定、海关规定不折不扣地执行,让国家放心,上海的保税区不是走私区,是海关的监管区。”赵启正说。

1992年3月10日,外高桥保税区通过了由海关总署和上海海关组成的验收小组会同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的验收,正式启用。

高压线,防火墙,铁丝网,听起来都是约束和限制,但却是浦东开发开放能够成功、并赢得更多国家任务的必要前提。

高标准,低容错;多约束,少擦边;要求严,机会成本高;重增量,也重存量;讲大胆创新,也讲严肃纪律。浦东在这样的环境中创出了伟业,在多约束条件下实现了最优解,也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更有说服力,更能向全国推广。

闯与创

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浦东有很多特殊政策,内地怎么办?

浦东的确有特殊性,有几十个全国第一,如第一个国家新区,第一个金融贸易区(陆家嘴),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第一个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第一个自贸区。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中央给予了十条政策,如15%企业所得税、10年期两免三减半;区内自用物资免进口关税、增值税;外资搞基础设施,所得税五免五减半;外资可办银行及分行、财务公司;区内中资企业也可减免所得税;区内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50年至70年;新增财税留给浦东新区,等等。加上后来允许浦东进行证券交易市场探索,中央给的政策可谓丰厚,用朱镕基的话就是,“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但要把浦东的成果都归结为优惠政策,则大为偏颇。

一是浦东的政策,别的地方也都迅速借鉴,或“跑部前进”要政策。且越往后,中央对浦东的要求越是制度创新高地,而非优惠政策洼地。

二是市场经济是抢的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下,给谁一个政策就可以独占。说是金融中心,全国宣布要搞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几十个。说是航运中心,宁波港的总吞吐量就比上海港要高;说是贸易中心,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的内外贸都很强;更不用说投资项目,上海就是周围城市的招商大本营,大家都来抢。而上海作为老大哥,国家战略承载区,总不太好意思跟大家去抢,觉得那样风格太低。

在某种程度上,对浦东的要求都是中心化的目标,而资源的配置是分布式的。

浦东靠什么?归根结底只能靠制度创新,靠环境建设,靠聚集人才。这种高质量、高水平的闯与创的精神最值得内地学习。

举一个例子。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决策先行启动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功能区,要求抓紧组建三家开发公司,开展“七通一平”等工作。但三家公司没钱,也没地。当时上海的土地已由过去的划拨转为批租,要拿钱买地。买地要多少钱?以外高桥为例,市里出让给外高桥开发公司4平方公里土地,60元/平方米,要2.4亿元。找财政,财政也没钱。

“穷则思变”,保税区办公楼里一张不起眼的记账凭证触发了灵感。能不能以支票背书的方式,实现“资金空转、土地实转”?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并由工商局验证;开发公司再将支票背书付给市土地局,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并经工商局验证;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后,将从开发公司得到的背书支票全部上缴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土地收入的千分之四归中央,上缴给国家财政。通俗地说,就是政府、银行、公司在支票上同时背书,如此一来,各个环节就走通了。

外高桥就是靠“空转”来的2.4亿元起步,将“生地”转化为“熟地”,通过不断地投入开发,进入土地二级市场,并运用转让收入进行再投入、再转让,直到区域建成。这成为当时的一种基本开发模式。“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创新很快被长三角其他区域借鉴,推动了各地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高速发展。

高占位,低身段

我在采访中发现,浦东开发开放的创新,既有自上而下的安排,更多是在自下而上的具体实践中,秉承问题导向和服务导向的探索结果。

比如以前国际化妆品公司进口一款产品大概需要2到6个月,对于季节性产品来说实在太长了。在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通过“证照分离”改革,2017年3月浦东率先启动“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试点”,从审批管理调整为备案管理,进口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一下子缩短到5个工作日,像圣诞礼盒就可以做到全球同步上市。欧莱雅公司举例说,他们旗下的一款清洁面膜,从运出原产国开始,中国区的市场部门走申报流程,化妆品运到关口,备案文件已经到手。

又如全球多家著名生物医药企业都在张江落户。生物制品是风险较大的物品,价值高,需要冷链运输,对通关的速度要求特别高。浦东的检验检疫部门通过建立信息化数据库,帮助企业无纸化申报,以往此类物品从空运抵沪到交付到用户手中要一两个月,现在只要四五天。

2014年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运行,将过去的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局合一,也是因为企业端的倒逼。在超市,过去一到“六一”质监和工商都来抽检童车的产品质量,如果各自都拿回去两辆检查,小的超市存货可能就不够了。一瓶去痘洗面奶,包装盒上的生产许可证由质监监管,清洗疗效和营养成分属于食药监范畴,洗面奶有没有涉嫌虚假宣传归工商局管。“三合一”后,超市方便多了,监管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最近浦东正在积极推动审批成本趋零化,进一步探索“一业一证”试点,将改革着眼点从“以部门为中心”的单个事项改革,转向“以企业为中心”,把一个行业准入涉及的多个审批事项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一次办完。比如过去开宾馆不仅要办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卫生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还要拿到消防检查的相应证书,每办一张证都要排队、填表,前前后后至少两三个月,企业要组织专门的班子去办。“一业一证”改革后,鲁能集团刚好要把中国首家JW万豪侯爵酒店开到浦东,只花两周多就走完了办证历程,以后办证只要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上海正在全力推进“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就是将面向企业和群众的所有线上线下服务事项,逐步做到“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 浦东是改革先行区,已实现327项涉企事项全覆盖,其中“全程网上办理、不见面审批”占53%,“线下窗口只跑一次”占47%。

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有一个“找茬窗口”。企业在办事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和困难,或对政府服务有任何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来这个窗口“找茬”。 浦东的各个窗口单位没有“否决权”,对不属于本部门的事项不设障碍设路标,引导企业找对路;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事项,不打回票打清单,告知企业怎么办;对法律法规不明确的事项,不给否决给路径,与企业一起研究监管新模式……这场“只说YES不说NO”的窗口无否决权改革,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注脚。

浦东的占位很高,但从新区到街道、社区,都能降低身段,俯下身倾听基层的意见。很多改革并不是基于宏大口号,而是基于设身处地的同理心。

结语

我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去写浦东具体的经济成果,比如陆家嘴285幢商务楼宇中的税收亿元楼就有102幢,税收超10亿元楼有30幢,超50亿元楼有4幢。

我也没有写浦东的企业家。很多人觉得浦东是跨国公司和央企、国企的天下,其实最近十几年浦东的民企蔚然而起。今年7月22日科创板一周年,当时科创板有130家上市企业,上海有19家,9家来自张江。国家每批准3个一类新药,就有一个来自张江。

张江现在有4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大部分都是民企。我有一次坐飞机和邻座聊天,他讲到自己在张江还很荒芜时就到这里创业,见证了张江医药医疗产业的发展,临别时加微信,才知道他叫常兆华,是微创医疗的创始人,从国外回国创业。我有很多校友在药明康德,其创始人李革也是留学归来到浦东创业的。

有好环境,不出企业家才怪。在未来的高新经济中,上海企业家、浦东企业家会一批批地涌现,中国企业家群落出现多个类型的上海部落,将是大概率的趋势。

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浦东,是开放社会的朋友,是良序善治的标杆,是制度创新的推手。 这些价值才是浦东最宝贵的社会资本,也是支撑浦东下一个30年的坚实根基。

30年前,浦东承担了一个天命(calling)。但天命不是天定(destiny),天命的实现靠人为。浦东的30年,依靠一代代人的努力,没有辜负天地人的所有希望。

深圳是中国的惊喜,有点意外。浦东是中国的欣慰,大任堪当,没有选错。

未来30年,40年,希望它们继续比翼齐飞,各擅其胜,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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