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天讲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100个故事”之一

1937年10月，一本奇书在英国伦敦出版，几周内就销售10万余册，当月三次加印仍供不应求。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就是第一个把中国共产党介绍给世界的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译名《西行漫记》）

193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烽火中。1935年10月，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经历万里长征，来到陕北。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围困和新闻封锁，那时的延安犹如白色海洋中的红色孤岛，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只是被国民党妖魔化的形象。

斯诺在陕北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中国人冒着被处决的危险加入共产党、加入红军？凭着职业敏感，美国记者斯诺相信，国民党“长城”般封锁线后的延安，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在宋庆龄引荐下，他抱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去的决心，突破重重关卡，历经艰险，最终于1936年7月13日抵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

当晚，他就见到了毛泽东。就着微弱的烛光，他们进行了许多次彻夜窑洞长谈。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一直到晨光熹微。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叙述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全面阐述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预言了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和中国必胜的结局；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达了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第一次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国愿同友好国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合作。斯诺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毛泽东的魅力和博学深深吸引、折服。他深感毛泽东的历史是中国整整一代人丰富的横断面，毛泽东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他是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代言人。这段经历被斯诺称为“生平经历过的最宝贵的谈话”。

毛泽东与斯诺

周恩来对斯诺承诺“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并为斯诺制订了一份92天的访问计划。斯诺得以遍访上百位红军将领，赴前线采访红军战士和红军的日常生活，并广泛接触普通民众。他捕捉到的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与国民党长期的宣传大相径庭——做了十年红军领袖的毛泽东，所有财物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在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穿鞋；周恩来土炕上的蚊帐是“唯一的奢侈品”；彭德怀穿着用降落伞缝制的背心；“财政部长”林伯渠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脚的眼镜。

斯诺拍摄的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

红军战士大都出身中国农民和工人，参军是因为“红军帮助穷人，救中国”；官兵平等，指挥员伤亡率很高，因为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年轻的战士们脸颊红彤彤，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苏区办了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剧社不售门票、没有包厢、没有雅座，领导人都分散在观众中间。陕北孩子把红军叫做“我们的军队”，农民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里彻底消灭了鸦片，贪官污吏从来没有听说过，奴役和乞丐已经绝迹，尊重和保护婚姻自由……在回民区，红军每到一地就派人守护和打扫本地清真寺，他们“小心翼翼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

斯诺拍摄的“红军战士在跳高”和红军剧社演员

当斯诺问“怎么看红军”，一位赤脚农家少年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老百姓的权利打仗”。当斯诺问“你们怎么知道农民真的爱红军”，战士们说“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我们红军就是人民。”

斯诺拍摄的红军小战士“山西娃娃”

在陕北的100多个日子，斯诺为心中的疑问找到了答案，他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他称共产党人是“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有着优越的“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坚韧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他深情地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不是因为它的风格和形式，而是因为它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口述的，我只不过把他们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所作的长篇谈话给予了原始记录。使他们不可被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回到美国后，斯诺仍然向美国和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他说：“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1970年，斯诺再次回到中国。毛泽东邀请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他并肩微笑的照片，是斯诺一生与中国革命不解之缘的高光时刻。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

1972年，斯诺临终前的一个星期，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去纽约的途中，特意绕道日内瓦，带去毛泽东对斯诺的问候。毛泽东、周恩来派去为斯诺治病的马海德医生回忆道：“我们两人（马、黄）曾经和斯诺一起在保安窑洞里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斯诺一眼就认出了我们，他惊喜地坐了起来说，‘好啊，咱们三个老赤匪又碰在一起了’，我们忍不住同他一起笑了起来。”

今天，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湖畔，一块石碑上用中英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斯诺说：“我热爱中国。”正如他在遗嘱中所希望的那样，他长眠于他所热爱、同样热爱着他的中华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