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新一批学生步入了大学校园。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17%增长到2020年的54.4%，我国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越来越多的适龄人口可以走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学历均在高中及以下）这一群体高速扩容并占有绝对比例，因其独特的身份标签和代际流动，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关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和非第一代大学生的相关研究问题，美国教育学界已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讨论，而由于中国在21世纪才逐步实现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国内相关研究在2010年之后逐步兴起。过去，中国大学里几乎都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社会阶层的变化，目前一流大学里已经成规模地出现了第二代、第三代大学生。两类大学生虽以同样的分数考入大学，但其背后的家庭文化资本各有不同。当第一代大学生和非第一代大学生进入到同样的大学环境，他们的学习体验有何差异？其影响因素有哪些？基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和教育体制背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处境和特征有何独特性？这些问题亟需我们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2021年9月22日“复旦教育论坛”第一次学术沙龙活动于顺利开展，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教育论坛》副主编陆一策划邀请了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新锐学者，围绕主题“不同的起点：中国大学里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展开了深度学术讨论。

本次学术沙龙活动由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复旦教育论坛》编辑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副研究员郭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郭菲，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张华峰，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讲师李家新，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白宜凡，复旦高教所助理研究员方士心、助理研究员王欣欣等，围绕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习体验、时间使用、升学意愿、中美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报告交流与探讨。

大学学习存在“隐性弱势”

1、升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张华峰、郭菲整合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基于综合视角分析了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升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生扩招的背景下，尽管第一代大学生的升学意愿逐渐提升，但与非第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个人努力、家庭出身和院校支持（按影响效应的大小顺序排列）是影响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升学意愿的主要因素。较于非第一代大学生而言，院校支持对于第一代大学生所发挥的作用明显更大。此外，个人努力对第一代大学生的作用也较大，且随着年级提升，个人努力效应进一步增大。

2、在线自我调节学习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娇在其“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在线学习的新视角”研究中，同样发现了院校支持（在校环境）对第一代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重要作用。郭娇团队以上海市39所本科院校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分析的方式验证了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的自评得分均值显著低于非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控制学习动机与就业焦虑之后，这种差距有所缩小。

从教学情境来看，线上学习剥离了校园环境，凸显了家庭第一代大学生面临的挑战；而大学的院校支持可以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带来很好的帮助。

3、通识教育的学习体验

基于国内两所双一流高校的通识课程学生学习问卷调查数据结果，方士心、陆一研究团队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在通识教育方面的学习体验有所差异。研究表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初入大学时期，对通识课程有用性的感知较弱；但随着年级增加，他们逐渐体会到大学通识课程对塑造“全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对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而言，通识课程的学习能够改变他们对事物的已有看法，且任课老师在为学、为人方面对他们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同样随着年级变化而逐渐加强。相反地，大多数非第一代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从家庭资本中获得相对应的资源，他们对于通识教育课程的需求更小，且通识教育课程及老师对他们的影响无年级差异。

4、时间使用与管理

谢爱磊、李家新和白宜凡团队指出，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在时间分配上有明显差异。在针对4所985高校的跟踪调查中，93%的农村学生为初代大学生，而城市学生中的初代大学生占比为48%。

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在学习活动和生命维持活动（睡眠）方面投入的时间并没有显著的区别。然而，在创收活动方面，农村学生的投入时间显著多于城市学生，这是因为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差，需要学生自己赚取生活开支。在课外活动和娱乐活动方面，农村学生的投入时间显著少于城市学生，成长过程中积累的文化资本是重要的解释变量。

支持“教育改变命运”的中国学校环境

前文指出，谢爱磊、李家新、白宜凡研究团队关注城乡学生在时间管理和使用上的差异，发现中国初代大学生的特征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有诸多不同。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学习活动和睡眠时间上，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无显著差异，这与西方文献中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国外研究更多指出弱势学生的睡眠时间与学习时间显著较少）。这或许缘于不同的中西校园管理制度，中国大学的课程时间安排相对固定，寝室熄灯也有明确的规定。

同样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视角下，中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大学境遇有较大差异。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士心、副研究员陆一在其分享中指出，在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并非绝对弱势群体，而只是在起点上“相对弱势”，且在大学学习过程中“积极赶超”。中国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为什么有这样的特点呢？首先，中美处于不同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目前在中国大学并非少数群体。第二，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信念有一定的赋能作用。第三，中国高考机制与大学收费体制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较为友好。第四，中国大学的教授多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这与美国的情况极为不同。

基于中美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教育体制背景，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处境和特征有其独特性。美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大学几乎面临“绝对弱势”的处境，而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既存在起点的相对弱势，也有可喜的提升和追赶。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家庭非第一代大学生在大学的数量逐渐增加，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可能将在大学学习生活面临新的问题。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更为早期地讨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相关问题，希望可以规避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成为绝对弱势群体的美国大学教育困境；结合微观定量数据与宏观社会结构，探寻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道路与规律。

未尽的议题

纵观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当下正处于普及化的初级阶段，在部分双一流高校内部，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接近1:1，而在一些普通本科学校，第一代大学生的数量远超半数。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讨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现状，可以更好地预判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的发展动向。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的比较，甚至陷入了研究结果有所重复的地步；而立足中国国情，关注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内部差异是一个有待推进的研究方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异？同样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农村、城市、流动人口群体有所不同吗？为什么一些人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一些人无法摆脱家庭背景的影响？除此以外，第一代大学生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之后，如何反哺自己的原生阶层，进而实现全社会、全阶层的整体提升？结合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教育政策体制，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诸多相关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供稿/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肖阳、万芮；摄影/赵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