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省襄阳市民政局公布，2021年该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与2016年的29.41和27.27岁相比，5年里推迟了近5岁。

近些年，襄阳结婚登记数量也从2014年的55506对，2016年的46783对，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8300多对。

数据一出，一片哗然。

这个位于汉江中游，目标直指“万亿工业强市”的襄阳，到底怎么了？

低迷的生育率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作为国家确定的中部地区重点城市、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近些年，襄阳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发展。2021年，襄阳经济总量达到5309亿元，跻身5000亿元俱乐部，连续5年稳居湖北省第二位。

作为一座普通地级市，这样的成就并不差，但或许是因为有武汉珠玉在前，襄阳的存在感一直不强。

襄阳有何特殊之处，高居目前各地已公布的平均初婚年龄榜“榜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襄阳的问题不应局限于襄阳，而是要跳出狭隘的地域限制，从宏观看其所处的大环境。

《中国婚姻报告2021》曾对中国婚姻现状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出生率下滑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两大问题，从而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导致婚姻市场匹配困难，从而推迟了初婚平均年龄。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

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相关数据显示，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从目前各地已公布的婚姻数据来看，2021年江苏全省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28、26.52岁，与前一年相比，男性平均初婚年龄略有推迟，女性的略有提前；杭州分别为28.5、27.1岁，与去年相比分别晚了0.2、0.3岁；温州为29.1、26.7岁，男性比上一年推迟了0.4岁，女性则晚了0.3岁……

新生代婚恋平台MarryU创始人黄镇认为，除了以上种种原因，中国晚婚现象的产生，还和当下独特的大环境有关。

“独生子女是特殊政策下诞生的特殊一代，在生长过程中又碰上了改革开放，其父母通常带有浓厚物质短缺烙印，他们除了对精神层面有自己标准，对物质生活也会有一定要求。”

黄镇认为，这代人对婚恋需求更加多元复杂，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再加上当下适龄男女婚恋观念的转变以及高昂生育成本带来的现实压力，导致当代适婚男女生育意愿降低，进而对婚姻的需求随之降低。

为什么是襄阳？

从往年数据来看，通常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晚婚现象越严重。聚焦襄阳，这座中部地区三线城市，初婚推迟现象为何会如此“触目惊心”？

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看来，襄阳是个很特殊的地方，“靠近河南，不像湖北”。

襄阳距武汉有三百多公里，与河南却是近邻，襄阳的方言与河南的方言比较接近，是湖北省内唯一一个会说“河南话”的城市，在饮食等风俗习惯上，也与河南比较接近。

叶青认为，襄阳的初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河南嫁娶风俗影响。“在部分地区，高昂的彩礼和结婚成本导致农村嫁娶困难。”

同时，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的延长推迟了就业平均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晚婚现象。

从七普数据来看，襄阳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0769人，比2010年增加4199人。文盲率由2010年的3.79%下降为2.12%。

不过，相比以上原因，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对襄阳的影响更为致命。

湖北除了武汉之外，大部分的地方人口都处于流失状态。随着交通和城市配套的变化，加之落户限制的放开，武汉对环武汉都市圈人口的虹吸效应在进一步加强。

2020年武汉常住人口为1244.77万人，增量达123.57万人。同年，襄阳市常住人口仅526.1万人，比上年减少了41.9万人。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襄阳市迁入人口为11710人，迁出人口为32567人，其中迁往省内为13493人，迁往省外为19074人。

相比省会武汉，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三大城市群聚集了多数流动人口。

在《襄阳统计年鉴2021》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襄阳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2021年，在襄阳本乡镇内从业人员有117.58万人，外出从业人员为104.21万人，主要以21-49岁青壮年为主，为76.65万人，近半数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其流动地点主要为省外，占比64%，其次是湖北省内，占比23%。

人口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襄阳当地的晚婚现象。石智雷分析，一方面，外流的年轻人在异地存在成家难的困难，等奋斗一阵子再回来想结婚时，往往就错过了最佳结婚年龄。

另一方面，由于择偶存在梯度效应，村里的想去县上，县里的想去市里，市里的向往省会，这也导致了层级越低的地方，性别流失越为严重，尤其是优质的年轻女性变得越发稀缺，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男性青年无法找到配偶，造成“婚姻挤压”现象。这不仅会影响初婚年龄，婚姻的稳定性也会变差。

2018年时，石智雷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湖北省百县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襄阳市各县市区中，初婚年龄最晚的不是主城区，而是襄阳南部的县市，如宜城、保康。

2020年宜城地区生产总值只有355.79亿元，保康县更是低至132.94亿元。

这一结果推翻了以往认知，和越发达地区初婚年龄越晚的普遍现象相反，却和石智雷提出的婚姻挤压和婚姻梯度影响初婚年龄的观点相符。

无形的压力

襄阳市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列为当下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报告提到，当下襄阳的综合竞争力、要素集聚力、辐射带动力与襄阳的城市地位和发展定位还不相匹配；产业结构不优、发展质量不高仍是襄阳最大的隐忧。

作为一座工业城市，襄阳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发展转型存在一定挑战，但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定位又促使襄阳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报告还指出，襄阳的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生态等民生领域还存在短板，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还需下更大力气。

石智雷提到，襄阳初婚年龄的推迟，正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表现，背后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与复杂。

他建议，政府应该合理、有效地介入其中。“一方面，这涉及到人，需要谨慎处理。另一方面，当下地方财政比较困难，在财政支持上有一定的难度。”

黄镇曾经和地方共青团和民政部门一起，进行诸如相亲大会等合作。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合作大都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深入。他希望政府能出台更多鼓励政策，促进婚恋市场规范发展，从而让整个行业更好服务社会。

叶青对浙江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近期推出的系列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持肯定态度。他建议，襄阳应推出更加人性化的公共政策，如提供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举措，降低因婚姻带来过大的生活压力，切实为更多适婚群体减轻负担。

（陈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