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上午，“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人论坛.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耐心资本与公有经济研讨会在西南民族大学航空港校区成功举办。

“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做为知名学术品牌，创设于2018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特别策划，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西南民族大学 西昌市共同现代化研究院、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各民族共同现代化专委会承办。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来自全国高校和学术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期刊界嘉宾及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师生代表等汇聚一堂，聚焦“新质生产力”、“耐心资本”与“公有经济”这三个紧密关联、意义重大的核心概念开展研讨，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学理化。

论坛开幕式由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涂裕春主持，西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永强致开幕辞。王永强回顾了西南民族大学流淌的红色基因，学校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关怀下，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民族高校之一。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为学校题词，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委主任王维舟为首任院长。他还介绍了学校现有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二级交叉学科试点建设、25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67个本科招生专业，学校确定了“一条主线贯穿、两个高地赋能、三项改革驱动、七大篇章奋进”的战略思路，系统谋划和部署建设高水平现代化综合大学的建设蓝图和实现路径。最后，王校长感谢与会专家莅临指导，希望汇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民族地区在新时代实现更好的发展。

王永强致开幕辞

研讨会‌第一单元‌演讲由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蒋永穆教授主持。

主持人蒋永穆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丁任重教授围绕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首先发言。丁教授回顾了从二十大报告提出来绿色转型目标，这次四中全会又再一次加快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而新质生产力就是以绿色发展转型为基础的生产力，它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用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与共生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来实现对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而绿色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依托是科技驱动、智能化、高端化。

丁任重：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的发言是围绕新时代资本理论及其疑难问题展开。简教授一口气列出的六个问题是：第一，关于资本剩余价值，劳动力商品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只存在于私有制条件下，只体现剥削关系？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存不存在的资本，为什么？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不存在剩余价值？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不存在着公有制资本？第六，资本是否只是生产关系，不是生产要素？这六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资本理论能不能成立，不能回避，不能模糊。

简教授指出，在政策话语层面，党中央的文件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当然包括公有制形态的资本。那么在学理上，是否可以提出一种资本本身具有的二重性的理论。马克思也指出资本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是物化形式，是不是可以认为资本既是生产管理中使用价值的范畴，是生产要素，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交换价值？这个问题要深入思考。必须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而且理论不彻底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就不能说服人了。

简新华：新时代资本理论及其疑难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刘刚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和中国经济新发展”。刘教授给论坛参与者分享了过去一年调研中他的几个感受。感受之一，中国在人工智能上毫无疑问处在全球领先者地位，是在韩国科协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介绍完后，首次遇到韩国人如此表示客气与谦虚；去中亚看，那里根本还没有启动AI的计划。感受之二，在与一个搞发展规划国际组织交流时，对方提到上个世纪80年左右，中国仅占全球制造业总额的5%，到2024年则飙升到31.6，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全球40%。不光是份额惊人，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提升制造业先进水平的系列目标，已经完成了95%以上。感受之三，欧洲政局与多事、导致企业外流，遇到的一位德国专家感叹并不无幽默地说：中国在实现工业4.0，德国搞不好是工业0.4。感受之四，人工智能应用今年在各行各业大流行，尤其是健康体检筛查、自动驾驶、产品研发与设计上，应用案例非常之多。在学术研究领域，基于大模型，刘教授团队也训练了几个研究用的智能体，其中写作智能体花了一周时间完成一篇12万字的报告，与博士生完成水平差不多。

刘刚教授最后指出，在这个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时代，要非常庆幸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当下急迫要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如果人工智能带来生产力极大提升，生产力过度的发展带来的产能过剩，会不会类似1929年大危机前夜的大繁荣那样，全部由资本驱动的话，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分化？

刘刚：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和中国经济新发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发言的主题是“从绿色发展规划到绿色耐心资本”。孟教授发言从一个比较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在80年代执政期间也通过一个党纲，核心是绿色经济的过渡与转型，其逻辑清晰程度与论证的水平，从今天看也非常之高，可上世纪90年后的德国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服从资本的逻辑，这个党纲可以说也就束之高阁。对比一下，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有一种真本事，1995年绿色生态指标进入发展目标以来坚持不懈，真正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转化成为现实。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的国家发展规划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机制与手段。

规划也好，计划也好，是国家经济行为规律的实现环节。规划定义了生产目标并且通过三个子系统/机制来起到引导资源配置、服务目标落地的作用，分别是：党领导的国家发展目标确立机制、目标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以及政策协同机制。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环境下，结构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都服务于特定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这些政策的协同综合应用，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凯恩斯说的那种短期宏观调控。

孟捷教授分享了关于比亚迪在企业层面如何落地规划目标的实践案例，他团队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比亚迪每一阶段制定的新能源战略都跟国家以及地方的政策目标深刻结合在一起。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资本的行为规律虽然也是在追求价值（利润）目标的最大化，但同时受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高质量绿色发展目标这些个国家经济行为规律总要求的制约。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有一个特点就是无数人的分散决策，哪怕国有企业也有自主盈亏与自主经营的决策，但是我们共产党有一个本事，把所有这些分散决策最终都纳入到了一个集体行动的逻辑。

孟捷:从绿色发展规划到绿色耐心资本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戚聿东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他通过一系列的数据与最新研究报告的结论，有力地论证数字技术包括智能技术，型塑了生产资料的属性，包括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整个社会化再生产各个环节发生了打破时空限制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各类要素的快速流动和高效匹配，特别是供需的匹配，从而推动了生产力跃迁。这种跃迁所展示的生产力是以往历次技术革命所无可比拟的，因为以往历史上的生产力跃迁，给人类所带来的是体力和身体器官的延伸，而当代数字技术革命所引爆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极大延伸。

戚教授最后呼吁，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在耐心资本的各个阶段完善募投管退生态，拓宽耐心资本的来源和建立容错机制，要优化各种激励的环境，改革评价体系，筑牢耐心的根基。金融资本对信息生产力要有信心，就可以真正的成为耐心资本。

戚聿东: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

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任保平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经济范式”。任教授从马克思的预见性开始展开。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手稿》里面谈到生产力时候，以16世纪为界限做判断：16世纪之前叫传统生产力，16世纪以后为现代生产力，马克思预言未来的生产力发展将是以智力为基础的生产力。

今天我们称之为数字时代的生产力，正在形成相匹配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正在改变生产模式与资产模式。由线性的、单一的、大规模的生产模式，向循环生产模式、多元化平台生产模式、个性定制化模式转变。在新的基于数字的技术-经济范式形成中，技术体系、产业结构、社会制度、基础设施都会发生新的变化。我们再讲某某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某某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好像都不对了，因为新范式打破了过去的产业与区域的边界、甚至打破了传统企业的边界。新范式催生形成了产业发展新业态，从智能制造到共享经济，到到工业物联网与云计算，催生了太多融合跨界的新模式。

任教授提醒大家，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经济依然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所以中国工业化任务并没有完成，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和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任务叠加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载体、为支点，来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深层次的融合。二是，在结合信息资产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里面，要推动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新融合，用重新规划人才路径的新理念来统筹教育事业的发展。

任保平: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一经济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虎涛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为什么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杨教授开门见山的指出：首先，在各个国家观察到的“去工业化”进程、制造引擎衰减的过程，它们并不是均匀发生的，而是与原来产业结构有复杂关系；其次，在各个工业部门当中它也不是均匀发生，与成本敏感的反应程度有关。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去工业化”这个模式加以更加细致的考察。

虽然我们经常说美国发生了制造空心化弊端，但如果观察2001年到2023年这个区间，美国制造业也就下降了3.7个百分点，虽然这期间制造就业人数是下降一半；而且从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GDP比重数据来看，还是相对稳定的。进一步考察美国的研发投入，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制造业，我们的结论是其实美国没有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这是因为，现阶段留在美国的制造业是二大类，一类是基于独特专有资产的制造，一类是基于科研成果的制造，均属于资本密集、知识密集，而非成本敏感的工业部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这个“产业升级却有质量的去工业化”现象适用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而“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应该当做一个“中等技术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现技术跃迁的同时，出现了在价值链低端、同质化区域竞争中的“低质量去工业化”，在减少了制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失去了价值链爬升与创新的机会。

杨虎涛教授给大家展示了清晰的结论；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虽然服务业比重也在上升，但实质上不是通过退出制造业来实现、，而是主动稳住制造业中的高质量部分-“稳二产进三产”。但那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非常明显的表现为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的“退二进三”。因此，保持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合理比重只是一个手段，关键要看如何定义“合理”，而不是仅仅看比重的高低。合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继续先进，那么何为先进？就是产业结构升级，就是实现中国经济复杂度的这个跃迁。从历史数据看，中国也是一个比较显著的、能够从低端复杂性成功跳到高端复杂性的国家。

杨虎涛:为什么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第二单元‌演讲由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盖凯程教授主持。

第二单元主持人：盖凯程

首先是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邓宏图教授演讲，他的题目是“漫长而艰难的工业革命”。指出中国工业化革命的关键，不光是技术与现代生产方式的一个变化，而是包括了所有制组织、文化、意识形态、人力资本的深刻变革。尤其是党领导的1949年建国以后开展的工业化是具有革命性的，经过了一个重化工业优先转型到到综合经济优势全面发展的阶段，实现了内源性的资本积累，中国才有了后面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才能产生中国14亿人口大国工业化的人类奇迹。为什么中国在1840年以后经过了漫长的艰难探索都没有完成工业化？比如晚清的洋务运动，北洋政府、国民党的政府，都开辟了局部的工业化道路，100多年持续努力都没有让中国看到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曙光。原因就是对于工业革命具有决定性的，不光是政治革命与产业和教育的建设，而是需要一场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把国家资源组织起来、推进工业化的建设。共产党完成了这项使命。

邓宏图:漫长而艰难的工业革命:1949年至今

邓教授列举了在发展重工业完成积累依赖农村、进而必须依赖党领导、通过“支部建在连上”来组织运作人民公社的事实、列举了旨在提升人民健康以及普及教育的社会动员事实。也积极回应了孟捷老师提出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协商体制，包括五年规划和长期战略，才能打通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观点。稳定的社会环境，稳定的政治基础，国家的高度认同以及意识形态对中国的人的塑造，以及长期长远的资本积累，这些长时段的变量，才是造成了中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因素。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又面临新的特点与挑战，社会主义不是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必然带来社会主义。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封凯栋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生产主义及其工业模式”。他指出，历史上每一个曾经在制造业引领世界的重要国家，都曾经在组织整合以及生产模式方面发展出独特的一套做法来管理资本主义、稳固制造生产的基石。组织整合的源头之一可以追溯到泰勒制。虽然大家对于泰勒劳动科学制可能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事实上，在19世纪末，泰勒制其实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处理劳资关系的一种创新做法。他在自己的试验里承诺，通过新组织方式新增的产出当中，30%到40%的收入归入工人，另外10%到30%归工头，剩下的才归资本。事实上，接受泰勒管理组织改革的那些样板企业从没有发生过罢工运动。后续在美国持续的推进管理生产过程中劳资关系里面也有很强的工会力量，直到后来60年代到80年代的期间，泰勒制的作用彻底下降了、工人不再接受这种枯燥的异化的组织方式，当时在美国出现所谓的 work life balance 方面的斗争，这也跟那时候兴起并且发动挑战的日本的、德国的生产制造方式有关。

封凯栋:生产主义及其工业模式

日本战后制造业崛起离不开有特色的组织整合-劳资管理，包括终生雇佣，年功升迁，企业工会，带来了较平等的收入差距。必须指出日本这种管理资本主义也是应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反应。德国制造业获取竞争力竞争，也伴随着管理跟工程的科学化过程。60-70年代联邦德国的企业大股东制背景下的雇员共同决定制度、双元教育体制的引入，也有很强的这样一些政治因素，部分是为了在冷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强化西德在意识形态上与东德的斗争地位。欧盟东扩之后德国也出现了制造业的海外化、国内的劳资管理压力减弱，所以，德国工业大概从2018年开始也进入到了一个衰退长周期。

封凯栋教授最后指出，通过组织整合来提高生产劳动效率、形成竞争力的案例，已经在国内不同行业里面都出现了。很多的经验可以总结整理，很多的方向值得探索，尤其是如何通过促进工业企业的组织管理整合，促进劳动在生产当中的价值创造，进一步提升劳动力在分配上的占比，增强复杂劳动的国际竞争能力。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韩文龙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人工智能推动劳动过程变革”。他指出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的经济社会，将对微观劳动过程、对生产力三要素发生影响。从劳动者来讲，劳动的固定模式将像弹性方式演进。从劳动资料来讲，传统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将更多向自主学习的数智化工具转变，从劳动对象来讲，将纳入深空深地这些更为宏观的领域。人工智能导致劳动过程变化的还体现在，一是劳动过程的主体性的强化与弱化并存。强化的是什么呢？高技能的和复杂劳动获得强化，低技能的或重复性的劳动将被弱化；二是劳动分工协作关系变化，市场内部的、企业内部的分工，将更多符合人机协同，机器与机器协同的要求，越来越网络化，越来越自动化；三是劳动过程的控制范式发生变化。算法以及数据生产需要产生了对劳动者实施新控制规范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者来讲，控制程度加剧。

韩文龙:人工智能推动劳动过程变革

韩教授特别强调要研究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将引发的就业替代问题，低技能劳动的替代性一旦高了以后，会对收入分配进行产生影响，进而对消费也产生影响，对于社会权益的保障都会有影响。学界与政府要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培养机制建立、劳动过程治理的构建、还有劳动者的收入与权益保障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三企”关系与三种理论解读。刘教授基于第四次全国普查的工业企业数据资料，得出了国企、民企、外企在三个维度的效率比较数据。一是在规模经济效率维度，国企远超民企和外企，这符合我们党一定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的政策；二是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维度，外企效率数据显示好于国企和民企，但是国企跟民企比，还是相对要好；三是财务管理效率，综合几项财务数据指标，外企和民企的财务效率要略高于国企。

刘 瑞:“三企”关系与三种理论解读

谈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刘教授指出它在过去长时期制造了三个神话：民营经济的效率比国有经济效率高，民企才具有企业家与专业性精神、而国企没有，混合型企业经济不可能。这三个神话被数据证明是破产。

刘教授最后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叫“中特理论”，现在还在形成当中，还需要进一步的学理化。中特理论不是仅仅只用在国有经济，也是要纳入民营经济，纳入外企仅仅，我们要发展一种包括了“三企关系”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经济理论。

最后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齐昊副教授，他的题目是“因地制宜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齐昊定义创新过程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一个过程，这个想法来自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方面是劳动过程，一方面也是价值增值过程的想法。创新过程一方面它是一种以知识生产为目的的这样一个劳动过程，而另外一方面，它也是服从于资本目的的一个劳动过程。资本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资本一方面追求创新，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也会为了增值的目的排斥创新、或是即便进行了创新，但这种创新的方向和社会利益所追求的方向不相符。分析三种情况，第一是创新过程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过大，资本拒绝创新。第二是创新过程如涉及协调成本过高，也不行。第三是创新所产生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不相一致时候，资本会排斥。耐心资本形成的机制就是把这3个问题（不确定性难题，协调成本，社会目标）给解决好。

齐昊:因地制宜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不会天然的存在，它是国家和市场相互配合的产物，构建耐心资本就包括如何去改革、改造现有的金融体系，形成一种新的资本制度复合体，资本主义条件下，耐心资本的形成是偶然的，各个国家与市场相互配合的方式也不一样；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有更强烈的动机、更强的能力来构建形成与生产力跃迁过程相适应的资本制度复合体。

齐昊老师具体分析了硅谷、杭州、合肥的风投资本机制的不同，指出美国的“风投资本”的耐心从8年下降到现在的5年不到，耐心资本的形成要因地制宜。

国防科技大学鞠晓生教授就自主创新、技术能力进步与国防科技赶超主题在会议的第二单元做了分享。论坛闭幕环节由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涂裕春教授主持，孟捷教授致闭幕辞。

鞠晓生:自主创新、技术能力进步与国防科技赶超

涂裕春教授在主持中提到，13位顶尖学者围绕大会主题，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发表了高屋建瓴、思想深邃的主旨演讲，为大家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期待并呼唤着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和创新。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动力，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也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涂裕春教授主持闭门式

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的长期战略伙伴，《观察者网》也成为本次成都特别论坛的协办单位之一，观察者网总经理李波到会与嘉宾老师们在会议期间充分交流，并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于观察者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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