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出海已从行业热词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让真正优秀的中国内容突破圈层、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深度认同，同时坚守文化主体性、构建可持续的良性出海模式，成为当下文艺创作领域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题。

从海外受热捧的古偶仙侠剧，到试图传递共通人类体验的现实题材作品，中国内容的出海路径呈现多元探索态势，却也暗藏“劣币驱逐良币”“文化标签固化”等困境。

在观察者网“2026答案秀·思想者春晚”上，著名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青年导演、编剧、影视创作研究学者刘泰风，中国内地动画及游戏出品人、艺画开天创始人兼CEO阮瑞展开对话，结合各自创作实践，深入探讨文化出海的破局之道，同时延伸剖析了技术变革、资本影响、叙事权争夺等行业关键议题。

如何让真正优秀的中国内容出海？

汪海林：给大家介绍一下，阮瑞大家刚才已经听过他的演讲了，他是做动画的。听说今天来的很多嘉宾都是粉丝，冲着你的作品来的。

阮瑞：我们的公司艺画开天出品了一部近未来末日题材的作品，叫《灵笼》。

汪海林：这位是刘泰风导演，他去年凭借作品《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拿到了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电影奖。他第一次当导演就拿下了金鸡奖，而且金鸡奖的评委当时都不认识他，就直接给了他。这部片子虽说叫中小成本，但其实制作并不小，只是票房不算太好，不过片子本身特别优秀。

建议大家把这部片子和徐峥主演的那部送外卖题材的《逆行人生》放在一起看。这两部作品的故事很接近，但表达方式完全不同，我个人很喜欢《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简单介绍完两位嘉宾，我们进入到正题。刚才阮瑞提到了出海的问题。我觉得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文艺叙事如何真正获得世界的认同，同时保持自身的主体性，让出海从一句口号，变成整个行业持续、可获利的良性模式。

我去国外的时候，经常看到我们在海外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是古偶剧，这让我很汗颜。因为这类作品其实是中国影视行业里最差产品，但在东南亚等地却很有市场，观众就爱看那些飞来飞去、动辄修炼几千年的内容。

我们明明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可反过来，我们却在拼命推广这些质量欠佳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短视频在国外传播得也很好，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先进打败落后”，反而可能是“落后打败先进”，我们最差的一些产品，在国外偏偏卖得不错。阮瑞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阮瑞：首先我觉得要看怎么定义这件事。虽然我本身不做这个品类，对它的了解不算深入。但我个人认为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对海外观众来说，它有视觉上的独特性；第二，在故事层面，它的类型感比较强，叙事语境更容易让观众建立沉浸感和真实感。而且它的故事推进方式、情绪调动方式都比较市场化，所以在商业上更容易被接受。相对来说，那些进入门槛较高的内容，在商业成功这条路上，面临的挑战会更大一些。

刘泰风：刚才阮总提到了出海这个话题，我在台下也仔细思考过。“出海”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我们站在海边，把文化产品抛出去，然后被动等待回响。

我觉得这种被动等待的方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叙事语境里，让国外观众对中国电影和文化产品的认知，局限在了武侠奇幻、民俗风俗这类带有强烈中国标签的内容上，无形之中窄化了中国文化产品的表达空间。

当下的世界正在逐渐融合，我们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大家对人性的拷问、对资本的理解，都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国际化，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国外的年轻人，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叙事，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东方传奇、东方文化的猎奇式痴迷，更多的是希望能在我们讲述的故事里，找到共鸣，看到彼此的共通之处，比如我的生命体验和你的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刚才您提到古装偶像剧或者仙侠剧出海，其实我觉得不必为此汗颜。这类作品的受欢迎，恰恰印证了一件事：人类对多巴胺的接受程度是相似的，没有谁比谁高一等或者低一等。在我看来，这类作品更像是方便面，属于快餐式的消费产品。

但真正的文化和艺术，尤其是我们创作者应该去创作的内容，一定是那种能够上的了席面的正餐。这道“正餐”，应该是带有我们独特审美需求、伦理观念、情感表达和文化传统的作品。我们要从以往那种被动陈述、兜售的姿态，转变为自信地站在国际舞台上，以讲述者的身份发声。

这其实是一种思维的转变：从“你们想看什么”，变成“我想让你们看到什么”。

说到我的作品《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刚才您也提到了。这部片子在国内首映之前，已经在欧洲放映过，首映是在波兰的Camerimage电影节。这个电影节是非常专业的学术类电影节，在业界被称为“奥斯卡的后花园”，很多影片在进入欧美市场之前，都会先去那里展映。我记得那年和我们的片子一起放映的，有《花月杀手》《可怜的东西》，还有很多在戛纳、柏林电影节拿过大奖的作品。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在波兰放映的时候，整个影厅座无虚席。影片结束后，很多观众问我同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明明讲的是中国的事，发生在中国，为什么我们都能看懂，而且看的时候特别有感触？

我告诉他们，因为这部片子讲的是一个人在环境和系统压迫下的普遍生存体验，这种体验，你有，我有，大家都有。我想，这种共通的体验，或许在未来会取代那些刻板的文化标签和符号。我们真正应该拿出去的东西，是把我们的切身感受融入世界语境，告诉所有人：我们生活的环境和你们是相似的，人类本就是命运共同体。

你们的困惑，比如子女教育问题、中年危机、碎片化的生活，还有对近未来和科技的恐慌，这些早已触及了全人类的认知边界。我觉得我们应该自信地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尤其是多拍一些贴近现实的电影和文化产品，这样自然而然就能被全世界的观众接受。这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技术的进步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文艺创作？

汪海林：阮总，你平时做技术相关的工作比较多。刚才听你的演讲，也提到了技术进步对文艺创作的改变，还有艺术表达和生产方式会在多大程度上被AI改变、融合。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这么热衷于让机器取代人进行创作、代替人进行思考？以前我们以为，AI出现之后，终于可以让它去洗碗扫地，我们人类就能专心搞艺术创作了。

结果现在呢？它先来抢艺术创作的活儿，我们还在洗碗扫地。我们真的需要让机器来做创作吗？在我们影视行业里，比如西安电影集团就花了很多钱，研究用AI写剧本。我是编剧协会的，他们还请我去参加相关活动。我说你们研究机器人写剧本，我们就研究机器人制片人，正好跟你们对接，最后作品就给机器看。

当然，用AI的概念融资确实更容易，但我一直不能理解：资本对于人类创作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机器创作的兴趣。阮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阮瑞：我觉得资本的核心诉求就是追求效率，越快越好。至于是人来做，还是机器来做，资本其实并不在意。当然，就剧本创作而言，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人写剧本效率太低了，要写出一部好作品，需要长时间的积淀，而且不同创作者的水平差异很大。

汪海林：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各个平台都在用AI评估剧本。我有时候碰到平台的人就说：一个剧本好不好，你们自己都看不出来，还要靠机器来判断，那你们还干这行干嘛？

他们花大价钱建立评估体系，把剧本输进去，评估结果还挺准，因为依托的是大数据。但这事儿就很奇怪：以前电影公司的老板，是因为热爱电影，才会去看剧本，喜欢和创作者聊创作，然后才决定投拍。如果现在连剧本都懒得看，全靠机器判断，这个行业就被异化了，被AI异化了。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以后去听音乐会，听完一段乐曲，都得先用AI判断一下该不该鼓掌；去餐厅吃饭，好不好吃也要让AI来判断，自己才能下结论。这不是把人的基本本能都丧失了吗？

我觉得审美也是一种本能。所以我认为，AI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内容层面的，而是观念层面的。

文艺工作者是否应契合所谓“短一点，再短一点”“爽一点，再爽一点”的“大众需求”？

汪海林：除了AI，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短的焦虑”。碎片化的阅读和观看方式，是不是在切碎人的注意力？现在把一群人隔离手机，关在黑屋子里看两个小时电影，这种形式是不是正在面临冲击和挑战？文艺工作者到底要不要迎合媒体口中那种“短一点、再短一点，爽一点、再爽一点”的大众需求？

我倒是认为，其实有时候太短了，反而就不爽了。所以我老跟做短剧的人开玩笑：我从来没见过有人会为自己的“短小”这么自豪。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泰风：我觉得“短”这个概念，本质上指代的是一种用碎片化方式处理信息的功能。我最担心的不是内容变短，而是这种碎片化的趋势，会剥夺我们传统的叙事权利，剥夺人类自古以来讲故事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讲故事？叙事权掌握在谁手里？

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处理方式，结合刚才您提到的AI和资本的话题，我觉得这可能是资本对我们思想的一种新型“殖民方式”。这种方式不像传统殖民那样直接，但确实会带来您所说的感知异化。

它最核心的危害，是让我们丧失了传统的信息接受能力。以前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知识体系都比较相近，接受知识的能力也相对健全。但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很多常识性的东西，会被划分成不同的圈层。这些圈层层层嵌套，虽然有交集，但最终会形成每个人的信息茧房。

这种现象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是巨大的。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前，我们影视从业者对AI还抱着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但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一转眼我们就站在了科技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已经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大家别忘了，人工智能诞生的初衷，是服务于人类，是为了把我们的双手解放出来，去做更有意义、更美好的事情。这就牵扯到一个伦理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技向善”“科技以人为本”。

但反过来想，在长时间的发展演变中，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它的另一面？我觉得这另一面，就是人类在创造AI的时候，不自觉地把自己内心的欲望，带入到了AI的创作当中。这是一个辩证的思维方式，很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在这种异化的过程中，AI渐渐变成了一个降本增效的工具，用来提高产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事情的可预知性。就像刚才您问，为什么资本老是沉迷于AI和短视频？我觉得AI和短视频的兴起，其实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现在很多短视频创作，已经被AI直接介入和绑架了。从这里就能看出一个现象：这种局面，其实是我们创作者自身带来的必然结果。

刚才提到有编剧用AI写剧本，有画家用AI作画，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自身的懒惰性？AI确实能带来效率上的便捷，但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它势必会朝着“趋于完美”的方向发展。可当所有东西都趋于完美之后，是不是又会带来同质化和审美疲劳的问题？这只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思考。

影视创作者力图表现现实主义时总会出现偏差，问题出在哪儿？

汪海林：你说的这些，都是我们当下正在面对的现实问题。你的电影是现实主义风格，但目前中国的很多影视创作者，其实是在回避现实。就算有人力图表现现实，也往往会出现很多偏差，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很肤浅，所以观众对我们的现实题材作品并不满意。你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刘泰风：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要拍一部真正触及现实的电影或者文学作品，其实充满了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外部：你要触及某个题材、某个话题，就势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会触碰到对应的社会现象和批判对象。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创作者自身：我们能不能真正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创作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

汪海林：我知道你的片子出来之后，有某个公司给了你很大的压力，对吧？

刘泰风：其实这些压力，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觉得这种压力，反而能成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者的动力。它会让我们更加客观地审视自己创作的内容，确保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现象的表达，都是有据可循的。

汪海林：我觉得面对这么多现实的压力，你应该向阮瑞学习，去拍那种废土题材的幻想片。别老拍现实主义作品了，下次拍个世界毁灭后的故事，这样就不会有公司来找你麻烦了。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进行这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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