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化的历史学家

学术界被白人男性占领时，种族理论、性别理论、西方文化优势理论从这里诞生，书写了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不平等。近几十年来，女性和有色人种一直致力于创造新的知识，打破过去主流的叙述方式。社会学研究证实，多样性的提升可以促使学术水平进步。

然而，使学院多样化仍然是一项艰苦卓绝的斗争：由来已久的偏见根深蒂固，而变化又会引起对于过往的怀旧。最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举行的应用历史会议上，这两个障碍都得到了充分证明。虽然历史这门学科有越来越多的非白人教职人员，并且女性学者的比例也很适当 （斯坦福历史系中，女性教员超过教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胡佛会议却是由30名白人男性以及1名主持小组讨论的女性）组成的。这些白人男性聚集在一起讨论这样一个假定的事实：“大多数学术史学家往往回避了当代要点问题，特别是面对政策制定者的时候。” 会议网站声称：“前几代人对这些问题并不怎么闪躲。”

现在这一代历史学家是否已放弃了思考当代问题的职责？大多数历史学家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因为历史本就考虑当代的利益问题，总是关注“应用”。那么，新一代更多样化的历史学家是如何进行具有政策意义的工作的呢？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曝光了英国在肯尼亚非殖民化时的暴力事件，从而揭露了所谓和平撤离的真实面貌，并因此在2006年赢得了普利策奖。她的工作成果使肯尼亚幸存者成功地对英国政府进行了民事诉讼。

卡罗琳·埃尔金斯

伦敦大学学院的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召集一批历史学家建立了一个关于英国奴隶主的数据库。通过展示奴隶所有权如何影响了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和阶级关系，他们为纠正历史错误开辟了一系列国际和国内的政策可能性。

英国奴隶主数据库 网站截图

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大卫·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是种族优势理论的重要推动者。如今，斯坦福大学非裔美国历史学家艾莉森·霍布斯（Allyson Hobbs）撰写了一部种族演变史录，展现了种族身份的构建性和种族法律的任意性。这部屡获殊荣的著作对当今的社会认同和种族政策都可能有所影响。

艾莉森·霍布斯及其著作

另一位斯坦福历史学家安娜·拉奎尔·米尼安（Ana Raquel Minian）在墨西哥长大，她的研究完全解开了有关20世纪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福利问题的迷思。米尼安教授曾在各种公共场所对这一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进行过讨论。

同样是在斯坦福大学，著名科学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隆达·席宾格（Londa Schiebinger）已经在引导国际政府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医疗及其他科技在发展时并未注意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历史上曾因此造成巨大的健康风险、产生大量市场成本。

隆达·席宾格

这些仅仅是我的直接工作领域和本部门的一些例子。在整个学术界，历史学家正在致力于与政策相关的工作，并且使政策制定者易于参考。许多人努力与公众分享他们的工作。

来自历史学家的批判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历史学家不进行与政策相关的研究，而是他们的工作倾向于对当前的政治秩序提出批判，因此决策者常常故意忽视它。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第二修正案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军事武装权利而不是为了民用目的，但像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就忽视了这项研究。事实上，包括洛伊斯·施沃雷尔（Lois Schwoerer）和杰克·拉科夫（Jack Rakove）在内的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特区诉赫勒（D.C. v. Heller）案中，提交了关于第二修正案的简短介绍，但安东尼·斯卡利亚法官（Antonin Scalia）对此无动于衷。由此产生的判决造成了对该修正案一个危险的扩张解释，而且从历史学上来说它也是不准确的。

安东尼·斯卡利亚法官

历史学家还警告了我们伊拉克战争的风险。尤其是来自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的中东学者胡安·科尔（Juan Cole），他通过在博客上发布反战案例收获了大批追随者。 但是太执着于战争的政府并未注意到这种令人沮丧的观点，它不仅忽略了历史而且还将其伪造，虚构了一个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稽之谈。

历史学家应坚持提供专家意见

鉴于政策制定者的倾向性，历史学家的真正作用实际上是向公众发表讲话，以便人们可以向他们的民选代表施加压力。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从过去的帝国主义中诞生的。英国传教士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加入了英国军队，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队牧师，被这种体验深深地打动了。他试图纠正英国公众对殖民企业的理解，所以这位白人写下了一部关于1857年印度大叛乱（英国人长期以来将其描述为对英国的恶魔般的袭击）的历史著作。他的叙述承认了叛军表达的真正的政治抗议以及英国的暴力行径。当时是1925年，汤普森的书成为公众对逐渐强大起来的印度民族主义的辩论的一部分。

汤普森对历史学家的力量产生了热切的信仰，他认为这是寻求国家真相的最有效手段。他的儿子，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E.P.汤普森，就在一种“认为政府是虚伪的、帝国主义的，并理所当然地以为个人对于政府的立场应当是敌视的”观念下长大。他意识到，现代民主由于对开放性的持续要求，往往会促成几乎偏执的官方秘密，而历史学家则是活跃公民的原型。由此产生了20世纪对于历史学家的理解：政府的批评者。

E.P.汤普森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使得我们常将历史学家视为批评家。 E.P.汤普森本人反对历史的“大人物”版本，鼓励“来自下层的历史”这样的新趋势。1988年，高级研究所的荣誉退休教授琼·斯科特（Joan Scott）指出他的工作本质上是依照性别分类的，如同工人阶级男性把男性和女性都取而代之一样。由此就诞生了另一个领域。接着，包容性断断续续地衍生出更多的包容性。

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我们对政策提出专家意见的权利让给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其他学者。这某种程度上是教条性地将专家意见和定量分析划等号的结果。这也是一个固有的以反历史的方式去理解政治变革的结果。这种方式认为，无论历史背景如何，在A国起作用的东西在B国也可以起作用。例如，推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力量在几个世纪后的不同国家也会起同样的效果；由于希特勒被击溃后在西德产生了自由民主的趋势，那么取缔独裁者后就必然产生此类结果。近代史当中充满了这种愚蠢的逻辑。

历史角度的诠释对当代问题，如枪支管制、移民和“反恐战争”等仍至关重要。历史学家必须继续在这些问题上坚持发表专家意见，反对社会科学家对该种权利的垄断、反对仅由一批不切实际的白人男性发表意见的现象。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原文发表于《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译者：汤心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