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齐赫文斯基】

1948年9月，我赴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礼节性地拜访了傅作义将军，并向他介绍了总领馆的工作人员。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从位于河北省西部的西柏坡村转移到北平。虽然在政权更替之后，我们接到莫斯科指示，暂时停止履行官方职责，但是我还是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就一些问题同叶剑英以及周恩来和进城的其他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多年以后斯大林个人档案保密文件发表之后，我才知道，给驻中共控制区的苏联领事发出的关于暂时停止它们的官方活动的指示，是由斯大林本人签发的。斯大林只允许领事馆机构领导同本地当局代表交往。这个指示以及之后解密的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交往的信件（还有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间去西柏坡村同毛泽东会晤的报告）表明，斯大林非常担心美英可能站在国民党方面对中国进行干预，担心它们会利用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作为采取这种行动的借口。众所周知，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领事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仍留在北平，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虽然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急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们还是试图继续发挥作用。

当我作为苏联驻北平总领事，收到寄给我的请柬，邀请我出席1949年10月1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隆重仪式时，考虑到上述指示，遂询问莫斯科，我该怎么办。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回答说，我可以出席这个仪式，“但不要站在前面”。于是我尽力设法坚持这一条，我对负责安排天安门观礼台上来宾的礼宾司司长说，我站在第二排更合适，不站在第一排。

……

1949年6月17日早晨，科瓦廖夫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毛泽东邀请我们到他郊外的住所共进午餐。当我们乘坐派来接我们的汽车来到距城区20公里之处的一个隐蔽在古松柏之中的宅院时，天色已经阴暗起来。汽车沿着林间弯弯曲曲的路爬了好长时间的坡，最后停在一座有着白色高石头墙环绕的古老佛教寺院门前。城里潮湿闷热，这里却凉爽宜人。

拾阶而上，走近院门，我们看到有两座不高的一层陈列室坐落在水池对岸，是中国寺院式建筑。水池边有一个凉亭和一个面积不大的空场，水池上有一座拱形小石桥，连接两岸。空场上自右至左站着周恩来、刘少奇、聂荣臻。

我们同他们互致问候后，刚寒暄几句，就不再讲话了。他们转向左面，面向小桥方向。从小桥上缓慢走下了身材魁梧、稍有点驼背的毛泽东，他迎着我们走来。我根据画像立即认出了他。科瓦廖夫同毛泽东互致问候后引见了我。毛泽东向我伸出了柔软的手。他长时间未放开我的手，上下摇动，问我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在什么学校读过书，做过哪些外交工作，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当时他一直凝视着我。当毛泽东结束了这种独特的“调查”之后，大家跟随他走进右面的陈列室。那里摆放着一张条桌，毛泽东坐在上首，他的右面是科瓦廖夫及翻译师哲，左面是我。

午餐结束时，科瓦廖夫、师哲和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方参加者，都走到桌子另一端，摊开地图和文件，开始研究问题。我和毛泽东坐着未动，我决定利用这少有的机会，弄清楚我早就感兴趣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1945年夏，我通过关于孙逸仙的外交观点和实践的副博士论文答辩后，国家政治出版社编辑部同我签订了出书协议，返回中国后，我对论文材料做了加工，后来托人把书稿带给了出版社编辑季奈施坦因。一年后，他给我寄来了书评者根据时局变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久，我给莫斯科寄回了修改过的稿子。北平被围困前不久，我又收到季奈施坦因的来信，他建议我根据中国迅速变化了的政治形势对书稿再作一次修改。既然根据事态发展判断，中共取得彻底胜利已为期不远，所以我很想知道中共领导人如何评价孙逸仙的人格和活动。毛泽东对这位杰出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国民党背离了孙逸仙的遗嘱。

在桌子另一端，工作还在积极进行。于是我下决心问问毛泽东如何看待康有为和他的哲学观点以及19世纪末中国改良派的活动。得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后，看到桌子另一端还在进行很认真的讨论，我又想问问毛泽东，在全国夺得政权后，中共打算对中国资产阶级实行什么政策。毛泽东解释说，在中国，与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不同，资产阶级以及其余人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中共的盟友，而不是敌人，所以不应排斥它。

我还想弄清楚一个更个别的问题，这就是汉字拉丁化问题，汉字拉丁化是消灭大量文盲的一种手段，我想问毛泽东，他对这项工作的前景怎么看。毛泽东断然地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任何字母也代替不了。我向毛泽东讲述了30年代我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同中国学者吴玉章、瞿秋白一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搞汉字拉丁化的经验。他们曾用这种拉丁化的字母专为居住在城里的中国工人出版了《工人之路》报。文盲很容易掌握不复杂的字母，这便于吸引他们参加积极的社会生活。毛泽东说，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在延安时，那里也进行了汉字拉丁化的尝试。但他本人一直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至此，我们持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结束了。

这次难忘的会见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为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提到许多在我们的交谈中涉及的人物和情节。当时各民主党派代表、著名社会活动家已云集北平，毛泽东的文章为这些人以及中共党员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

……

9月21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有662名来自中国共产党、国内各民主党派、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社会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党派社会人士、海外华侨的代表出席。会议承担了成立大会的任务。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告》，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和国歌。会议决定恢复北平的历史名称北京，并将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1949年10月1日晴朗的早晨，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历史性仪式开始前几小时，以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社会团体代表团，乘火车从中国东北抵达北京。总领馆工作人员到车站迎接。使人们感到吃惊的是，在列车进站前几分钟，在空荡荡的月台上出现几个军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脸色苍白闭着眼睛的周恩来走来，到我们附近时，周的秘书小声地请我们不要叫醒周恩来，并解释说，因为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会议工作，他已经四昼夜没合眼了。

列车刚靠近月台，秘书就叫醒了周恩来。他清醒过来，以歉意的姿态很有礼貌地同我们打招呼，然后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名义热情地欢迎苏联代表团成员，对在旅途中生病的法捷耶夫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关怀。几小时之后，他又和往常一样，精神饱满、神态端正，同前一天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广场政府观礼台上。

到中午时分，故宫前的巨大广场站满了市民，有工人、职员、学生、教员和郊区农民。等待庆祝仪式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兴奋地交谈着，业余文娱演员按鼓点扭着秧歌。广场上笼罩着真正的欢乐气氛，红旗招展，演奏着音乐，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首都警卫部队排着整齐的方队。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城楼回廊上面装饰着圆形大红灯笼，新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都集中在那里。在天安门下面搭建的木制观礼台上，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中共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团体代表、当时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工会会议的参加者、外国来宾。

15时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林伯渠，宣布庆祝仪式开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口令，在广场中央高高的旗杆上，一面五星红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缓缓升起。伴随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声，响起了28响礼炮，象征中国共产党为夺取胜利而战斗的28年。国歌和礼炮声结束后，毛泽东宣读前一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毛泽东宣读完公告之后，阅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著名的军事统帅朱德检阅了部队，而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将军指挥了阅兵式。在三个小时期间，海军纵队、步兵纵队、摩托化部队纵队、炮兵纵队和骑兵纵队，不间断地由东向西从中心观礼台和集中在对面广场上的市民面前走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同国民党军队战斗中缴获的美国军事技术装备。在天空中飞过了共和国年轻空军的飞机。出色完成的阅兵式明显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和军事本领。

当天色发暗时，游行队伍进入广场，天空中升起了节日焰火。刚刚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的助手韩叙走到我身边，转告了周的请求，让我在未收到紧急信函之前，不要离开总领馆去出席政府招待会。确实，我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韩叙就来到了总领馆，把正式信函交给了我。正面是我收到的信函的内容：

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

兹通知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

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我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之后我同夫人去北京饭店出席政府招待会，而在广场上，娱乐活动持续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国的人民共和国。奉苏联政府之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在1949年10月2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通知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故特通知您，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不久，莫斯科通知，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我以这个身份出席了10月5日在怀仁堂举行的新的群众性组织——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副主席有宋庆龄、吴玉章、沈钩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和黄炎培。中苏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由199人组成。在通过章程中说，协会的主要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友好关系，协助加强中苏之间的文化、科学、经济等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中苏之间在为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

不久，我接到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让我征询中方是否同意罗申出任苏联驻北京大使。为此，我拜访了周恩来，地点是在中南海政府办公区他的办公室里。当周恩来得知，苏联领导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不久担任驻国民党政府大使的人派到人民中国来，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而自己到位于不远处的毛泽东办公室去了。15分钟后他回来了，通知说，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选，他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戈宝权正式通知苏联外交部。

罗申是一位精力充沛、善于交际的军事侦察员，1943年至1945年曾任苏联驻重庆武官。罗申于1948年出任苏联驻南京政府大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王稼祥驻莫斯科。罗申抵达北京时，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议定书上并没有这个规定）。苏联大使是外国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刚刚组建的外交部机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已着手制定外交礼仪标准，包括外国大使递交国书的仪式。我有幸应周恩来之请担任非正式顾问。几天后举行了递交国书仪式……1950年夏，我携家眷返回了莫斯科。但是那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关、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终生难忘。

【马贵凡、刘存宽、陈春华译，本文选自《见证中国近代史变迁——齐赫文斯基汉学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