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秦博、李杰】

近年来，每每地方高校公示拟引进的博士时，只要有毕业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瞬时就会引发网络舆论，以至于有些高校直接在招聘时写明：“原则上不招东南亚院校博士”，原因无他，只是觉得这类博士学位“很水”。

不可否认，面临国内激烈的升学和就业压力，有不少人利用发展中国家某些本就低质的私立大学谋取快速文凭，给国内用人单位和公众形成了不好的印象，很容易将发展中国家的博士学位与低质量画上等号。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乏一些优质高校，同样具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培养杰出人才的实力，只要留学生选择的是这些正规优秀院校并踏实努力深造，其学历含金量和专业能力并不逊色于许多发达国家毕业生。

特别是随着全球南方崛起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紧密结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只要加以合理区分，加强培养过程中的制度设计，这种留学路径并非权宜之计或低质量的次选，而是对国家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面向未来的知识实践战略。

2017～2022年中国在海外高校留学人数变化《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4-2025）》

“学历获取地中心主义”：先进/落后二元视角下的知识歧视

相较于欧美国家高昂的留学费用和苛刻的申请条件，东南亚部分高校提供了更亲民的门槛：学费低廉，语言要求宽松，对于学术背景一般、经济条件有限但又渴望博士头衔的人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之门。但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东南亚求取学位，博士群体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并没有因此纾解，反而使这条捷径本身的含金量迅速下降甚至逐渐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对东南亚博士的普遍鄙视。

然而，将东南亚博士一刀切地不加区分打入谷底，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符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无法区分真正优秀的博士和滥竽充数的博士。这种基于地域的一刀切式重新编码，并非基于严谨的个体评估，用刻板成见将某一学历群体一棍子打死有失公允，也令真正优秀的人才受到连累。

发展中的南方国家并非没有严肃的学术传统和科研重镇，一些南方名校尽管身处的国家不够发达，却并不缺少扎实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声誉。它们的国际排名也许不太高，但这些本土名校往往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自主的知识体系，其在本土知识传承上的意义依然深远。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对学历的评价体系都呈现出强烈的“学历获取地中心主义”倾向，即以学位授予地的经济文化地位来判断学历价值，将学术资格按“先进/落后”国家二元对立进行等级划分。这种倾向背后，其实是全球知识体系的不平等结构。

在中国，“名校情结”“欧美海归崇拜（尤其是美国和德国以及西北欧国家）”使得学历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符号资本。拥有发达国家或国内顶尖高校博士学位者，被视作握有高价值文化资本，在就业和学术评价中享有优势；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历，由于其承载的文化资本含量被认为不足，因而屡屡遭受歧视。对学历的等级制评判，本质上是文化资本在权力场域中的再生产过程，服务于既有学术与其他等级的维系。

对学历的评价从来都不够客观中立，总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所谓“真理”并不独立于权力关系之外。当今全球学术界的话语基本上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所有好与坏的标准基本都是欧美在决定，非西方国家则被纳入其经济文化版图的边缘和外围。

这种“中心–外围”格局不仅体现在经济分工上，也反映在知识生产与教育评价体系中：核心国家的学术体制和学位被视为标准范式，外围国家的本土知识则被认定为欠缺普遍意义。以“先进/落后”来定义学历含金量，正是这种世界体系逻辑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这种权力格局将来自西方或与西方接轨的学术当作权威，而那些非西方、非主流体系里的知识往往会被边缘化，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标签。“学历获取地中心主义”在学界流行，实际就是把这种知识权力结构内化——把发达国家的学历看成是最有威望的象征，默认它们代表着“先进知识”，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学历则抱有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把它们视为落后和低质量。

权力和资本塑造了学历等级序列，西方一流大学博士—国内名校博士—其他发展中国家博士，依次递减的隐性等级对应着“正统—次等—边缘”的知识地位。这一结构性偏见否定了南方国家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压制了南南对话和平等交流的可能。在刻板偏见影响下，非西方知识体系遭到了系统性的贬低，对人才评价的标准变得扭曲。

2022年中国内地学生留学的前二十大目的地（单位/人）《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4-2025）》

知识自主与南方路径：冲破西方中心的人才标准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垄断已成为全球南方的一项时代课题。“南方留学战略”的核心正是不再把西方视作唯一参照，而是主动构建南南之间的知识合作网络，这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重要尝试。优秀的文科生去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大学深造是有益的，因为其本质上是一种去殖民化的知识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当地社会，能发现被西方话语忽略或曲解的内容，融入当地知识和经验，从而挑战现有西方理论框架里的中心主义。

这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战略性留学绝非对低质量的妥协，而是对全球知识版图的重绘和南方自主性的重申。它旨在改变过去那种单向度的人才流动（即从南方输送到北方），通过加强南南交流，促进知识在全球南方的生产与共享。

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国家的优秀大学和科研机构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为区域知识创新的枢纽和南南合作的节点。比如马来亚大学等已经能够产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通过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带动整个区域的学术提升。非洲、拉美也各有一些学科见长的高校，可以通过网络结盟、联合培养研究生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南方留学战略”追求的不是降低标准自甘落后，而恰恰是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追求卓越：以符合自身实际的方式培养高水平人才，发展本土知识体系，同时摆脱对西方话语和评价的过度依赖。

从发展中国家留学归来的文科学人，可以把其他国家的经验融入到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丰富和扩展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世界知识版图是多极化的，来自亚洲、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价值同样重要，不能仅仅以经济实力来判断一个国家掌握多少知识。

只有当我们敢于走出西方话语的阴影，开拓属于自己的全球知识网络，以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人才为目标去发掘并培养一批“留学南方国家的博士”，锻造对他者的理解力和对全球南方视角的洞察力，打破思维定式，增强全球胜任力，中国才能在未来国际上的学术秩序中掌握更多自主权。

政策建议：重塑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国家战略

中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本地名校留学深造，不仅不应被污名化，反而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人才培养实践。

需要承认，在理工科领域，前沿科技和实验条件大多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实验室，为学习尖端技术赴西方深造具其合理性与必然性。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理工科学生出国的选择范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越来越窄的，但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区域国别学领域则可能逻辑完全相反。

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对“在地知识”的依赖更为突出。区域国别学本质是交叉学科，其研究要求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深刻而细致的了解，这种了解无法仅凭书本和二手资料获得，必须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沉浸式体验以及与当地社会的直接互动来累积。

从这点上说，去发展中国家留学是并非混学历的“权宜之计”，恰恰是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应“兼顾内外两个大局，稳步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那些拥有“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留学经历的人员，熟悉沿线国情、精通当地语言、具有国际视野，恰恰是我国重建南南知识对话、增强国际话语权所亟需的桥梁人才。

要充分认识到赴发展中国家攻读博士学位，对于提升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战略价值，既要毫不留情地屏蔽混学历的水博士，但也要将“混学历”与“战略留学”严格区分开来，破除对发展中国家博士的片面歧视与成见。通过政策与制度设计，创新开辟有质量保障的南方留学路径，具体可以考虑实施以下几方面措施：

首先，该深化区域国别学学科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标准。教育主管部门可牵头制定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人才评价新标准，突出对留学经历中知识增量的考察。将熟练掌握对象国语言、在当地发表研究成果、获取一手田野资料等纳入学术评价指标体系，使真正深入当地研究的人才脱颖而出。破除“一刀切”的学历评价机制，对于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归国人才，创造条件通过同行专家评议、业绩面试等方式具体考察其学术水平，而非简单以毕业院校名气加以拒斥。唯有更加科学多元的评价体系，才能既保证人才质量又包容学术多样，避免将有志于扎根全球南方研究的学人拒之门外。

其次，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留学产出符合国家人才战略需求。国家留学基金委已连续数年实施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实际上建立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定向留学支持机制。但这还不够，因为这项奖学金的获得者相当部分最终并未去南方国家，而是去发达国家研究某个南方课题，这对于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是有瑕疵的。

应对于通过南方留学获得学位且表现优异者，在其回国就业、项目申请等方面给予合理评价和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所学所长。尤其是那些具备区域研究能力、跨文化思维和国际视野的实用型人才，他们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所急需的，应破除偏见，予以重用。可探索“联合培养+定向服务”的模式：国家或地方专项资助青年教师赴优质南方高校攻读博士，毕业后服务于相关区域研究或对外工作岗位，以实现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的有机结合。

再次，优化留学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认定与引进机制。针对用人单位在人事招聘中对非欧美、非国内求学经历人士设置的隐性门槛，应予以纠偏。可进一步完善海外学历认证流程，对发展中国家院校毕业生更注重评估其研究成果和专业能力，如有需要，可组织行业专家进行面试考核作为认证的参考条件。在各类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中，可将熟悉对象国情况、具备南南合作经验列为考量因素之一。对于具有发展中国家工作学习背景的优秀人才，引进单位应创造包容环境，尊重其多元学术背景，为其发挥优势特长提供条件。鼓励能真增长见识和本领的海外学习机会，保护兼具区域知识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因为这是对国家人力资本的战略性投资。

然后，建立赴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国别学领域为主的留学常态化制度设计，采用“所在国最好大学”的概念，明确优质南方高校清单。应制定留学目的地院校清单制度，要求公派或自费留学攻读博士的人员仅限选择所在国最优秀的若干所大学，避免为了拿学位而前往教学科研水平较低的院校“镀金”。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只是不加区分地简单罗列高校名单，可以依据权威排名、学科声誉、师资科研等指标，列出学术水准高、在当地久负盛名的南方国家高校名单，供有志留学者参考。

2023年8月19日，由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与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联合研制的《境外大学学科分级目录（人文社会科学）》在北京发布。其中联合团队选取哲学、社会学、法学等13个人文社会学学科作为对象，以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作为评价维度，对境外高校进行分级评估。

同时，杜绝依赖欧美主导的排名体系，在区域国别学等人文社科领域，辩证看待西方几大排名，转而采用“所在国最好大学”概念作为遴选标准。通过限定留学院校范围为一流本土名校攻读博士，有助于确保留学含金量，有效挤压野鸡大学和“速成班”的市场空间。这样既能把住出口关，又能促使有志深造者将目光投向真正优质的南方高校，深入学习所在国的优势学科和本土知识。

最后，可以加快建立发展中国家博士留学联合指导机制。不可否认，除了在地化知识之外，即便是一些南方国家的本土顶级高校，也确实会在研究方法和科研训练方面存在短板，因此建立博士留学联合指导机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为赴发展中国家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推荐并选派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教授担任联合导师或科研顾问，从选题设计到论文撰写提供全程指导。可在学生赴外留学前，即为其指定或邀请一位国内一流大学/科研机构的资深学者，组成联合指导小组，有助于共享优质师资和科研资源。联合导师的职责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不干涉也不逾越国外导师的权责范围，但需定期与所指导的中国学生线上交流，指导其研究方案、实验设计和论文写作，确保培养过程不走过场。学生每年应回国参加阶段汇报或研讨会，由联合导师考核进度。国内导师的评价将作为学生能否顺利获得联合培养认证的依据之一。

同时，将联合导师指导情况纳入其科研/人才培养绩效考评，激励国内导师投入精力严把学术质量关。通过这样的制度优化，可实现强强联合：发展中国家大学提供宝贵的本土知识和田野机会，国内导师弥补方法论和学术规范训练的不足，依托国内外导师科研合作，二者相辅相成，保证留学人员既汲取南方国家的一手知识，又达到国内一流大学认可的研究水准，大幅提高博士培养质量。

“只访不读”的观点不够有格局

笔者在学界内谈及此话题时多次遇到一种观点：认为与其耗时数年在当地攻读学位，不如通过联合培养或短期访学获取一些经验即可。不得不说，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在当地完整读博所蕴含的深层价值。

交流往往使学生停留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以旁观者身份采集数据，回到母国再进行分析。这样的路径将他者当作案例，难以理解当地学术话语的内在逻辑。反之，作为在当地完整注册、修课并科研数年的博士生，能以“自己人”的身份与当地导师和同辈长期切磋，在学术共同体内平等对话。融入本地学术网络有助于建立起对方知识体系的同理心，体悟其问题意识的由来，进而在研究中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这种内在视角下的知识生产，对于真正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尤为关键。

学术界本质是广义的社交网络，研究者彼此引用工作、合作授课、在会议上切磋讨论——这些都离不开持久的人际纽带。以完整博士生的身份长期参与本土研究团队和学术活动，可成为当地知识社群的有机一员，而非短暂的过客。访学的经历往往只是履历上的简单注脚，难以提供同等的学术认受度和归属感。

持有当地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与仅有访学经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资本。前者不仅是文凭，更代表着几年系统训练所塑造的专业能力和区域专长。这种学位资格在全球人才市场上是硬通货——无论是申请学术职位、国际组织岗位，还是参与全球智库项目，拥有本地博士学位都证明你在该国或地区具备深入研究和工作的胜任力。反之，访学经历虽能丰富阅历，但因为缺少正式的学术产出认证，其分量远不如学位来得实在，持有所在区域名校的博士学位会被视为“本土专家”，比起仅在国内拿学位的人更具优势。

如果我们始终只是以访问者身份汲取南方经验，却不真正在那里接受完整学术训练、获取学位，就无意间强化了这种不平等的隐性假设——似乎只有北方或中国本土的学位才值得信赖，南方院校永远只是我们路过的客栈。这无益于培育彼此尊重的合作关系。当中国学子选择信任南方名校，心无旁骛地在那里完成博士教育，这本身就是对南方高校学术水准的肯定与尊重。

南南合作正在逐步改变以往南北合作中的不对称性，需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伙伴关系。中国学生成为非洲、拉美、南亚顶尖大学的校友，意味着我们将这些机构视为与本国高校平等的知识伙伴。这批通晓彼此学术话语的人才，日后无论留在当地还是回到中国，都能充当南南交流的桥梁。他们拥有双方体系的认同，可以平等对话、共同提出研究议题，而不是一方永远作为他者被研究、被援助。

图源：日经中文网

“只访不读”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或许是因为短期访学投入更小见效更快，但教育与科研的收获不应以月计，而应着眼于深度和厚度。完整攻读南方国家博士学位并非徒耗时日，其在学术社群融入、制度资源获取、田野经验积累、国际认可以及合作格局塑造等方面的收益，都是短期访学所无法替代的。

鼓励有志于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的中国青年赴南方名校深造，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战略投资。它培养的不仅是掌握当地语言文化的专业人才，更是在为世界培养沟通南北、平等互鉴的学术使者。短期交流固然有益，但只有当更多人踏实地在南方高校读完学位、扎下根来，南南合作的宏图才能真正拥有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生生不息的动力，知识对话更对等、合作网络更紧密的新局面才能有望真正到来。

结语

中国必将在国际治理的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这需要强大的综合实力，而文化软实力和知识生产能力显然位居其中。如何正视和培养留学南方的人才，归根结底反映的是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位置。

国家战略的需求为个人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不同的学术路径又丰富了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当我们的知识系统变得更加完善时，就能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战略，提高中国的全球话语权。这种良性循环就会对真心去发展中国家优秀高校留学的中国学子起到鼓励，使他们理解去发展中国家留学不是被迫选择，而是积极主动的战略抉择。

新时代当有新作为，我们应继续鼓励更多青年奔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学习和研究，打破西方知识垄断，开辟南南合作的新篇章。这将直接影响未来我方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自主、自立与自强，也能为推动全球知识去殖民化及实现平等文明对话带来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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