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邱婷】

疫情久滞未消，医疗防护一件难求，对于山区村落而言，困境已逐渐延伸至生存物资。

燃料短缺

F村是位于大别山南麓的一个行政村，该村有13个村民小组，300多户农户分散在高山、半山腰、山脚以及山外的国道旁。

村里挨着国道开着四家小店，自年初一开始基本关停了，现在只剩下一家开在村部附近的原“供销社”商店仍在营业，售卖日用品和米面蔬菜，店中大多数食品都是年前老板去市镇或城区进的货。

交通未封锁的时候，村民通常会驱车5分钟到市镇购买。近两天，在这家乡村小店里，村民如果想多要两包面条，还需要老板看着面子卖。同样在这家小店，普通蔬菜的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往年，从初六开始，村里外出务工人员便会陆续返城，到正月初十，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外出。今年由于疫情防控，人们不得不留在家中。在严格的出行限制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全面受到影响。

封锁的通组路（作者供图，下同）

走进F村任意一家农户，你都可以看到堆在桌上没有燃放的短鞭炮，还有整箱整箱没有开封的、拜年用的酒和礼品。按照当地习俗，以往春节村民相互走动、亲友拜年，都需要燃放鞭炮迎接并携带礼品往来，而今年由于不串门不集会不拜年，这些物品都没有用武之地。

春节未放的鞭炮

相比之下，其他生活物资在陆续减少。村里食物短缺——尤其是蔬菜短缺——尚能依靠邻里或者乡村商店解决燃眉之急，而燃料短缺，则只能依靠农户到山林里取材自行解决，既是因为商店不售卖，也是由于靠山，只要有劳动力就可以方便取柴。

烧木柴烤火

事实上，近年来村民使用的燃料已经趋于多元化，沼气、煤气并不稀奇，用电更是普遍且相对方便。但是土灶烧饭仍是村民习惯且偏好的食物烹饪方式，尤其是冬季，木柴不仅是村民烹饪食物的燃料，烧木柴烤火更是村民最习惯的取暖方式。

竞相伐木

过去一周，从天气转晴开始，山林里便开始热闹起来，山里频繁传来电锯砍树的声音，山路上频现骑着电动车运木柴的身影，家家户户的劳动力竞相走进山里砍伐树木，置办薪柴。

在当地，山林产权默认为归村民小组所有，其中部分小组的山林在土地调整时期，已经通过抓阄的方式分给了组内农户，这两种山林都被村民视为“私山”；少部分山林由于村集体租用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而导致归属不清，被默认为村集体的“公山”。

最开始，村民到山中砍伐薪柴多为补充家中春节燃料所需。通常取树“就干不就活”、“取中而不取大和小”、“适量而不过度”，一般“私山”即可满足需求。然而到了后期，全村13个村民小组，有一半的小组村民竞相到同一座“公山”中大肆砍伐，甚至有村民偷偷到“私山”中砍伐；每家的劳动力每天至少要进山两次，每次至少砍伐2棵至少20年树龄的松树。几天之间，“公山”上的树林大片被砍光，不同小组的村民频频出现砍伐上的争吵。如果不是有人打电话向村书记举报，大肆砍伐的活动还会继续。

砍伐的松树树枝和新劈的木柴，堆在农户家门口

尽管上面早有规定，不允许村民滥砍乱伐，但习惯以薪柴为燃料的村民到山林中捡柴砍树总是无法完全禁止，逐渐也被默许，而村民一般也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为度进山砍伐。但在今年，像过去一周这样的声势浩大的砍伐阵势是几十年来之未有，有村民形容说“这哪是砍柴呀，简直是在抢山啊！”也有村民表示“我们不去，都被别人抢完了”。

为何“抢山”

如果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村民补充家用燃料而上山砍伐的初衷，而当它逐渐形成“抢山”之势时，则已经超乎了生活需求本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春节里的这场规模浩大的“抢山”运动？

疫情对于农民的“抢山”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居家以及滞留对于村民而言，首先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对于大多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家庭而言，过冬的薪柴一般来自于上一年的存货和年前适量的储备，再加上当地夏季储存的干燥板栗壳，这些薪柴储备足以支撑到正常返城或是开春变暖。然而，居家不仅加快了燃料消耗速度，滞留更是增加了消耗需求，满足现实阶段的需要以及出于储备的习惯使得农民不得不在山里行动起来。

其次是劳动力出不去的普遍焦虑。对于务工人员而言，无法返城不仅无法获得收入，还需要继续白白负担城市租房的高额成本。大量劳动力进山，通过避免劳动力空闲的方式缓解着“出不去”的焦虑感，同时也通过竞相置办木柴的方式，填充着劳动力的价值。

相对于“私山”中有序的砍伐和人们对规则的墨守，“公山”中的砍伐愈演愈烈。

在当地，一般有主的山，要么归于一个村民小组，要么分给确定的农户，其他村民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砍伐，况且“私山”往往有人义务轮流负责看山，其他人也不敢走近。但是，对于那些“无明主”的山，村民便少了顾忌。村民认为既然是公山，就当人人有份取用，再加上没有有效看护，上山砍伐的人胆子也愈发大了起来。

在F村，这一类“无明主”的山不多，一般设立护林员负责看护，护林员每月可以领到300元工资，但实际上护林员形同虚设：

一是村里从根本上并不重视这项工作，护林员职位的分配多基于对困难家庭的福利性照顾，而不是基于山林保护。

二是选拔的护林员“监守自盗”，自身也到“公山”中砍伐取材，同时也默认其他人的行动，并未尽到职责。

三是村民之间普遍默认互不得罪的逻辑，形成了利益共谋。正如有农民说“人家过年去砍棵树，你要是举报了，人家可要记你一生。”如此一来，村民不举报护林员，也不互相举报，护林员也不管村民，最终山林砍伐的规模越闹越大。

硬化的盘山公路和电锯的普遍使用

当然，大量村民大肆在山中砍伐还得益于交通的便捷和砍伐工具的改进。

过去，没有修路，上下山道路崎岖陡峭，村民上山砍伐频率不高。近年来，盘山公路修通，部分村民开始整车整车在山中砍伐。疫情防控之下，通村和通组路封锁，但摩托车仍可通行，不少远处村民骑车进山砍伐并直接托运回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购买机械电锯，砍伐树木也更加省力、快捷，更加助长了进山砍伐之风。

对于山村农民而言，靠山吃山是对他们获得稳定物质保障和心理安全感的最直观表达；但是，在这场疫情之下，人们不自觉参与的“抢山”行为，不仅对山林保护、涵养水土的自然秩序造成了影响，更是影响着村庄的社会秩序。

首先，对于“公山”资源的竞相占有，不仅挑战了公私边界，也使得公共资源大量流失。

其次，上山砍伐规模的持续扩大，逐渐突破了家庭基本需要的限度，“抢占”而非“补给”的心理逐渐占据上风，最终破坏了乡民之间约定俗成的适度砍伐规则。

最后，卷入其中的村民对彼此之间行为的默认，助长了“利益共谋”的不良社会风气，同时也损害了基层治理的秩序。

结语

这场疫情是一场全民的保卫战，一方面，农村疫情正面临着蔓延式爆发的危机，另一方面，随着严控和限行而来的农村物资供应问题也逐渐凸显。

农民的行动具有能动性，但又往往缺乏自觉，在抗击疫情，保卫个体安全的过程中，也需要引导农民的行动，警惕农民自发运动所造成的对村庄公正以及正义秩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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