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部沿边，地形起伏不一，在防守上常有死角，是否设立墩台，实有天壤之别。如宁夏前卫的马圈儿，“沙堆高丈余者，百十联络，虏骑潜匿，樵牧之人往往被掳”。正德七年(1512)，巡抚都御史冯清筑马圈儿墩，自筑墩后，“一望无际，虏不能潜”。墩台士兵居高临下，视野相对较为宽阔，足以观察附近敌军的动态，提前发布预警讯号，军民可以事先做好准备，免于受到攻击或抢掠。

（一）边民与充军囚犯守瞭

但看守墩台者，不全然来自卫所。如山海关、隆庆卫等处，自洪武年间起，曾役民夫帮守。

甘肃镇若干地方，因兵力不足，抽调百姓协守，甚至妇女亦上墩守望。据明末《肃州志》记载：临水站墩，由临水堡居民“沿门出人，轮流瞭望。或家无人者，妇女上墩瞭高”。嘉靖二十四年(1545)，甘州副总兵冯大伦于临水设伏，仰头望见有妇人于墩上站哨，询问后深为怜悯，于是拨军士瞭望，本堡百姓永远不必再出人力。另位于肃州镇城东北110里边墙上的野猪沟墩，则没有这么幸运，一直都由堡内居民挨家出人守望，“冬则男子瞭高，夏则妇人应数。”

此外，余丁犯罪也是发配守墩的成员之一。如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明太宗勑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今后陕西行都司所属军余人等，有犯笞、杖、徒、流、迁徙罪者，就发本地极边处瞭守烟墪。其为事官以下，犯死罪者送京师。”这是余丁充军看守墩台之缘起。

另因墩军颇多逃躲，明帝国对此有更严格的规定。景泰二年(1451)二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甘泽上奏：“沿边卫所寨堡墩台守瞭官军，往往逃躲。合照佥都御史卢睿所奏：凡逃躲者提问明白，俱发极边墩堡立功，哨瞭一年，满日还职着役。”此议经景泰帝批准施行。墩军逃避任务的惩罚，是发往更前线的墩台瞭望一年，再回到原来防区值勤。

而为了增加瞭望的人力，边卫将领希望以一般的充军囚犯做为“救火队”。天顺八年(1464)，因巡抚宣府都御史上奏沿边墩台缺人守瞭，朝廷命三法司计议。五月，三法司会奏，申明囚徒守瞭之法：“死罪、五年流、四年徒，照律条年限。每月仍以粮三斗给之。着为令。”在这一命令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故事。天顺七年(1463)初，宣府镇开平卫收到上司明文：“仰将沿边腹里守墩官军，各随地方，从长定夺，或三五个月，或半年，或一年，轮流替换守瞭。”后经该卫左千户等呈言：守墩官军“眠霜卧雪，冐雨冲风，衣食失时，难苦尤甚。”开平卫所辖墩台74座，应守暸旗军373名，但全卫军士扣除各项任务与差役，仅剩92名可以差遣上墩，其中不乏老弱不堪守暸走报之人。为此，镇守独石、马营等处奉御张辁会同镇守右参将都指挥佥事黄瑄等上奏：“开平卫系是独石极边卫分，该用守墩旗军数多，见在数少，不敷更替，万一有警，缺人防守，诚恐误事。乞将法司为事充军人犯，编发本卫，以实边备。”四月初七日，兵部议拟获准，行文移刑部、都察院知会：“今后遇有该问充军囚犯，不分南北之人，先行拟发云州、龙门卫等处缺军卫所充军。”然而，圣旨允准后一年多，却未见法司编发一人到开平卫来。在此情况下，镇守独石、马营等处奉御进保又会同参将黄瑄等再次奏请。成化元年(1465)三月十八日，兵部等于奉天门钦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二十四日，兵部尚书王竑复议：“合无准其所奏，行移刑部、都察院，今后遇该问发充军囚犯，不分南北之人，先行拟发开平并云州、龙门等处卫所。”奉圣旨：“是！钦此。”而卫所之军丁犯罪，亦以发墩台守瞭为优先量刑。

明东北各卫所位置示意图

（二）正军、余丁与夜不收

自明初以来，墩台有大小之别，守军亦有多寡之数。如永乐二十一年(1423)八月，勑令怀来、隆庆二卫将士增守黑峪、车坊等处，大烟墩军士十人，小烟墩五人。

早在明朝初年，沿边守墩的兵力就不足，其中的原因之一，常是被调遣他用。宣德八年(1433)正月，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奏：“陕西甘州诸卫所俱临极边，通置烟墪四百三十余处，先尝发兵哨备，比因调遣及屯田，见在军士不足，请取甘州左等十一卫屯军三千六百人还卫，更番守备。”明宣宗批可。

明英宗在位期间，腹里卫所曾经裁减守墩人数。正统二年(1437)十月，监察御史张鹏奏言：宣府蔚州等卫系内地，旧设烟墩七十七座，每墩守瞭军士五人。永宁卫抵怀来卫系边境，每墩旧设旗军二十二人。现今军士调用不足，其五人者应去其二，二十二人者应去其半。事下行在兵部，该衙门复议，建请如其所言，朝廷批准。隆庆卫就属于腹里卫所，其守墩军数略少于常额。据嘉靖《隆庆志》记载烽燧引旧志云：“山嵳峩可以瞭望者，各置烟墩墩口，各拨军三名、夜不一名，专一守瞭。”

陕西河州管辖的烽堠，计有二十一处，天顺二年(1458)设立，“每一处军五名常守”。辽东方面，守墩亦多为五名，如成化元年五月，巡抚辽东副都御史滕昭奏言：抚顺西南抵沈阳九十里间，宜增置墩台三座；西北抵蒲河七十里，该增置墩台一座；至奉集堡十余里，应增置墩台三座。每墩拨军五名哨瞭。兵部复议，明宪宗批准。

弘治七年(1494)十一月，兵部奏准命各边镇守等官员，勘查地形，修理墩堠。沿边每十里或七八里筑一大墩，五里、四里筑一小台，大墩守军十人，小台五人。自边墙至城，每十里或八里，只用大墩，“筑墙围之，环以壕堑”，留一小门，拨夜不收五人戍守，遇警接递传报”。这段话显示，横向的大墩与小台派军士，纵向的大墩则用夜不收军。

有些边镇则依据墩台所在位置，区分为沿边、腹里，或冲要、险固，其防守兵力各有差别。如正德《宣府镇志》记载：“沿边墩台，每墩一座，设立军人五名、夜不收二名，军人专管暸望，夜不收专管走报声息。每数墩设立管墩百户一员，每十余墩设立提调指挥一员。腹里接火墩，冲要处所，照依边墩，每墩七名；险固处所，止用军人三名，夜不收二名。”

一般而言，守墩士卒多半为卫所正军。但正军不足，则抽调余丁。正德八年(1513)，兵部题准：“各卫新增墩台，务要摘拨相应卫所正军前去瞭守。如无军，就佥余丁充守，一例与正军关支粮赏。”这条法令是要保障余丁的权益。

太行山的情况最为特殊，部分墩台以民人守瞭。嘉靖二十四年(1545)，直隶巡按御史黄洪毗条陈紫荆关等处防守事宜，其中提到自保安堡以至马水口等处，自蔚州以至浮图峪等处，自山西以至故关等处，原都没有墩台。乞请降勑兵部，咨文宣、大、山西巡抚衙门，委派官员勘查各路，筑设墩台。有军人驻扎处，每墩拨军士五名居住，其下架炮传烽火。无军人驻扎处，佥居民五名，免其差役，有警时给以口粮，一体传报。其墩必须高广，上盖平房二间，周围筑女墙，设置军器、炮药。真定、保定等府也一起施行。在施行之后，则略有调整。依据嘉靖《西关志》记载，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故关这四关，各墩所在位置有冲要、僻静之别，距离关城亦有远近之异，守墩所用兵种也有不同。以居庸关而言，主体为夜不收军，除关城附近为六到九名，中路长峪城四墩皆为十名，西路横岭口附近夜不收四到六名（无军守墩之七墩亦在此处）、镇边城及西路外口七墩为正军四名之外，其余多为一到二名。紫荆关主体为正军二到四名。倒马关主体二到四名，不足之处抽调余丁守瞭。故关位置偏南，正军的比例较低，新城口一带主要为秋防时征调窑夫五名加正军一名，三关子口附近墩台则超过一半以余丁守瞭，中路鹞子崖附近则佥民壮协守。（参见表一）

嘉靖年间，辽东镇所属的边墩，每墩编制军丁多半在五人上下，腹里墩台则每墩的编制兵力少一些。嘉靖十六年(1537)重修之《辽东志》，与嘉靖四十四年(1565)重修之《全辽志》，所记载墩台守军数，可为左证。（参见表二、表三）而嘉靖《全辽志》又记载路台云：“每台上盖更楼一座，黄旗一面，器械俱全。台下有圈。设军夫五名，常川瞭望，以便趋避。”《辽东志》与《全辽志》所谓的军丁，应系正军与余丁，而《全辽志》所载路台设军夫，乃是指军丁和徒刑之夫。

根据明代辽东残文件记载，盖州、复州、金州三卫，自耀州迤南迷针山台起，至金州旅顺口止，计480余里。沿海陆路原设墩台约140余座，俱在山峰之上，“每台设余丁五名并各衙门问发徒夫，常川瞭望”。这三个卫所所在位置，距离北部边境较远，主要任务为防守辽东湾，故其墩台系由余丁和充军囚犯守瞭。

万历四年(1570)修成之《四镇三关志》，记载蓟镇各路墩台，每墩均为守军五名；辽东镇之烽燧，“各边外总括要路，列置敌台，设兵专守，每台人役，缓者三名，冲者五名，遇警传报”。而昌平镇因系腹里，每墩仅二名。真保镇同样系腹里，“地去宣、大尚远，紫荆等关俱设有墩台，遇警举火传号，因各墩缓急，设人数多寡，冲者三四名或六七名，缓者一二名。山势峙立，视他镇隘口数倍，而各口下亦设军戍守，接连传号”。

必须指出的是，前面表格所载的墩军数，仅是编制上的数字，并非实际情况。实际上，墩军缺额普遍存在于沿边各镇。辽东方面，万历十七年(1589)，张萱在《西园辽东图说》提到：

按辽军之苦，无如守台者，以其粮与众同，而瞭望独苦。且一台之中，仅三四人，其间或有逃亡者，或为虏掳去者，不为勾补，致一台仅存一二人。其台之高者，在山之巅，而薪、水之苦，必竟日乃得一往还，则其人已倦于薪、水，岂有精神为之哨守乎？

张萱这一段话，除述及墩军缺额之外，也指出墩军生活燃料与用水之难。明朝末年，原本颇为精实的蓟镇，缺额也相当严重。崇祯初年，陈仁锡在《輶轩纪闻‧纪边防》评论蓟镇墩台说：“夫墩军所以严烽堠也，额设军兵七人，妇人一人，鸡一只，犬一只，旗号、梆铃，顷刻可达九边。”后因封贡互市，加以裁减，一墩而二名者有之，三名者有之。现今当东夷、东虏交相扰乱之际，应该赶紧恢复墩台旧规：

蓟镇沿边台上，每台南兵三名、北军二名，共知五更，台上梆鼔、烽上鸣锣。今以挑选为名，台上止存南兵三名，初更、二更，梆鼓之声绝然不闻，至三更时方击梆几下，无论烽号人声绝唱，即梆鼓锣声几不闻矣。又每台火器火门皆已锈没，火药经霉，历年已久，惟存炭灰，而硝皆流走，铅子有减无增。路协衙门又无备积火器，如此可谓有备乎？火箭，戚少保定价五分一枝，纸张用花椒、白矾膏过，箭羽又用漆胶，又用丝缚，至今存者，尚是可用。今之火箭，八厘一枝，四厘扣为各衙门使用，实则四厘一枝，一经霉天，羽落无用。差官查墩者，不问火箭之何如，惟计扣存之多寡。至于每墩皆有糇粮，或九石，或十二三石不等，此戚少保之遗制也。每年以新易旧。今糇粮无备，即有皆如灰尘矣。

由此可见明末墩台守瞭之败坏。而自隆庆末年以降，大同边境长期无战事，山西镇除偏关一带靠近边境，防务稍微戒慎恐惧之外，腹里的墩台更是边警罔闻，烽火未传，以致守瞭每况愈下。

恒山边墙以南的纵向各路墩台，在晚明的编制仅剩下一名，主要是由平阳、潞安、汾州三卫贴军戍守，但至崇祯初年甚至无人访守。这种情况，亦见之于恒山的墩台。崇祯八年(1635)，多尔衮率军进攻大同镇，前锋越过宁武关附近的阳方口南下，“直走忻州，意图太原”。山西巡抚吴甡北上移驻忻州，“率民死守，飞调三营将士，檄村民归并堡寨，用火器击贼。”吴甡并亲自巡视中路、东路防务，抵达应州南边的小石口时，见各山之上墩台甚多，特地派人查阅，却无人守墩，诘问守备赵可久，回答说是兵少。应州境内小石口墩台无人看守，或许仅是恒山防线懈怠的冰山一角罢了。

（三）换班不公的问题

守墩人力多寡颇关键，更重要的却是换班制度。唯有正常合理换班，墩军才有精神值勤。但守墩士兵未能合理轮替的问题一直存在。正统元年(1436)初，万全都司署都指挥佥事张孟喆奏称：“沿边守墩旗军，年久未得更代。今各边俱有巡哨官军，可以分拨守堡。其原守堡步军及无马官军，经年在堡闲住，虚费行粮，乞尽退回各卫，轮流守墩。”明英宗命总兵官左都督谭广等会议奏闻。三月，谭广等回奏：“西洋河口等堡，俱系紧要地方，恐达贼犯边，急难堤备，都指挥朱谦等所领拣选官军，专一沿边哨备策应，难以分拨守堡。今照指挥文弘广等所领官军，与柴沟堡及新开口、大白杨等堡相近，合将数堡官军退回，轮班守墩，半年一换。”明英宗随即批准。正统八年(1443)十一月，因宣府总兵官永宁伯谭广等奏言：守瞭旗军，每墩八人，遇冬天风雪寒冷，不胜艰苦，朝廷批准其所建议，将军士增至十二人，分为两班，一月一更，下班之日，不得差遣。

一般情况下，军兵执勤之事，系总兵官的职掌，订定更班周期亦然。但有时文武镇守官员之间看法会相左，如天顺三年(1459)三月初一，大同巡抚李秉被罢为民，罪状之一是：总兵官议将守墩军士二月一更替，李秉觉得太频繁，“欲令守墩台军士六月一代”。李秉之所以会被罢职，其中或许事有蹊跷，但他要墩军半年才一轮替，确实太苛。

充军到边卫的囚犯，情况最为凄惨，常年无法轮休。正统四年(1439)十月，甘肃总兵官定西伯蒋贵等奏：“沿边一带墩台，守瞭旗军，每季更番，已有定例。惟坐事谪发者，经年瞭守，不得休息，无人供给，饥寒困苦，窃恐有误边情，乞如常例更番为便。”明英宗批可。但管墩军官是否就此即让充军守瞭者三月一休？希望是。

明代北边各镇，墩军分班更代的时间长短不一。如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守瞭每年分为四季，每季用步军944名，派往各墩守瞭。而据档案记载：弘治四年（1491）辽东镇复州守瞭官军，分为两班轮流，半年一换。正德《宣府镇志》记载墩军，则是每年两班，一班二月初一日起，至七月底止；下班八月初一日起，至次年正月底止。

按照规制，卫所旗军应该轮流守墩，但事实未必如此。正徳十一年(1516)八月初四日，兵部尚书王琼复议陕西巡按御史常在所奏关于兵部六事，其一为处墩军以均劳逸。王琼的建议是：“军士之苦，莫过于边军，边军之苦，莫甚于哨守。今御史常在要将各边老家马步军人编定班次，轮流守墩，亦均劳逸以悯人穷之意。合无本部移咨陕西各边巡抚都御史，查议无碍，从宜施行。”常在奏请将“各边老家马步军人编定班次，轮流守墩”，虽经兵部复议认可，但边区军官是否确实执行又是另一回事，或许有些卫所也仅是表面应付罢了。

军士缺额与墩军不得轮替也有一定关联。嘉靖初年，桂萼论甘肃边事曾经提到：因兵士被蒙古所杀及逃亡，名为一万者剩下三五千，名为三千者不满一二千，“其各墩台哨守之人，有经年不得更换者”。实际上，这个问题长期存在，不仅只在军事倥偬之际。

隆庆以后，蓟镇墩军以台为家。万历以后，陕西三边墩军也因陕西三边总督王遴条陈，随带妻小，以墩院为家，从此守墩变成专职，更不可能得到替换。

（四）私役、卖放等弊端

在边区的卫所社会，充斥各种违法乱纪之事，官长以上凌下，墩军被勒索、欺压亦时有所闻。成化六年(1470)六月，户部郎中万翼(?—1490)奏言：各边营堡守瞭官军，其身躯羸壮与家计贫富各有不同，守备等军官或包办月钱，或占为匠役，或令其耕田取税、中盐取利，“故有力者偷安自逸，贫弱者久守墩台”。他建议专遣御史一员来回点视，而令守墩官军每季一更替。兵部尚书白圭等复议：“今各边有警，专人巡视，恐致烦扰。宜移文巡抚官严加禁约，务使差役均平，违者听巡抚、巡按官奏治。”

万翼所指摘“有力者偷安自逸”的背后，乃是卖放的弊端。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郭镗等奏言：“虏入大同双山墩，把总指挥郭荣、守墩千户高鉴卖放墩军，乏人瞭望守备。”由于墩军出钱买闲，以致墩上无人看守，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正德末年，延绥巡抚姚镆《巡抚事宜》也提到墩军私役的问题：“访得东西二路营堡墩军，虽有额拨守瞭之名，亦多被权豪势要及把总坐堡官，私役种田、采草等项，守墩者十无一二，以致失误瞭探，任贼往来，肆行抢杀。其被杀被掳之人，亦俱各隐匿不报。似此弊端，所在有之。”

另一个问题是雇人顶替。嘉靖六年(1527)六月，兵部复议山西巡按御史穆相所奏边务时提到：“合行各边镇巡衙门清查，该管地方墩台某处应该添设，某处应该修补，选拨精壮墩军，令其昼夜加谨瞭望，遇警即刻传报。不许积年墩军雇倩怠玩，致贼入境抢掠。”由其所谓“积年墩军雇倩怠玩”看来，似乎雇人守墩存在已久。

在某些卫所，贫穷的墩军往往沦为边缘人。嘉靖七年(1528)春，翟鹏升右佥都御史奉勑巡抚宁夏。在此之前，“军士欲偷安者，率习匠艺，占役于镇守各将领私宅。其差守墩者，类皆贫寒老稚，甲去乙来，频年不歇，甚至夫拨守墩，妻为坐铺”。他到任后，“尽将前项占役查出，共得二千二百七十六人，定为番上之法，昔常守者遂得八月安闲”。此外，宁夏镇墩台亦存在雇人代替之事。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

守瞭之弊，亦多端矣。即其大者言之，溽暑祁寒之日，风雨晦冥之时，军法少缓，则偷安误事，贻害匪细，况许顾代乎！顾代之人，关系匪重，幸其无事则已，有失则即逋焉。烽火不明之弊，实由于此。既禁之后，当执守弗变，不使再误可也。总兵官潘浩能谨□（墩？）堠，迄今人以“潘长城”称之。

这段话指出两个层次的弊端，其一为懈怠偷安，其严重性较小；其二为找民人顶替，受雇之人，无责任心，出事即逃。记载之时，已经下令禁革。引文中提到的潘浩，正德八年(1513)九月至十年(1515)六月任宁夏总兵官。

墩军被勒索，心生怨怼，常造成执勤不力。嘉靖二十三年(1544)，兵部尚书戴金奏到：“山、陕、宣、大各边墩军，月粮加倍，人亦乐从。顾未能供役称食，又由于提墩官多方需索，且三月更番，需索愈频。人相猫鼠，而事焉以济？此虽职役之小，而寔机括之源也。”嘉靖中叶，兵部职方郎中褚宝认为，守备军官必须为守瞭失事负责，原因在于墩军固然有罪，而守备官舞弊犯法才是祸源：“使或两番上墩，而有常例之说。一时下堡，而有采办之说。或潜行请托，以市近便之墩。或公行纳赂，以杜点闸之责。”既然拿了墩军的钱，守备官员“逐纵其所如，不敢谁何。以身相殉之地，不过信宿止歇而已”。

卖放之弊，所在多有，包括一起守瞭墩台的正军也都涉入其中，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充军铁岭卫的军犯张子良、高文翠，被派到铁岭卫偏东的抚安堡老虎川空台哨守。两人因畏惧瞭哨，想到行贿收买的手段，张子良准备银二钱，高文翠准备布二匹，于四月十二日送给在台甲军于堂。于堂收了之后，将两人当即卖放离去，并于次日谎称两人夜间逃跑。

直至晚明，军官还是常将墩军私下调离，从事一些杂差。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辽东巡按熊廷弼在奏疏中提到：修筑边墙与墩台、城堡之时，“所为远加哨望，便于军夫进止者，全赖墩军以为耳目”。辽东东昌备御李维德却将每墩墩军私撤二名，命其出境捕鱼，“止以妇人、小儿登台瞭视”。熊廷弼起初不敢相信，即而至东昌堡时当面质问，李维德自知难以隐瞒，回答说：“三岔河有船二只，旧规每墩拨军一名巡河，非二军也。”

本文节选自《边缘的底层： 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一文，感谢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