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以往各个朝代，明代固定给军士月粮。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明太祖下令军人月粮，于每月月初发给。而且，对沿边军士特别照顾。后来，边军待遇有所降低。如洪熙元年(1425)，令大同、宣府操备官军，每月支粮四斗。

众所周知，守边是极为辛苦的兵役。明英宗即位后，镇守官员建议给予加薪。以大同为例，旧制边军月粮，有妻小者六斗，无者五斗，其他各卫调至大同操备者给行粮四斗。宣德十年(1435)七月，明英宗以总兵官都督方政上言，认为守边军士备极艰辛，命户部酌量增加，于是给有妻小者八斗，无者六斗，调至大同操备者五斗。八月，户部又上奏：大同军士既增月粮，宣府亦应一例加给，明英宗命如大同之数增给。

本薪：月粮

墩军所赖以维生者，主要是官方所给的月粮，但俸给太低，生活艰难。河西走廊的情况更是严峻。正统二年(1437)八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曹翼奏言：“肃州卫境外烟墩，守瞭官军俱三月一替。其官无家人者，俸粮亦令赴甘州仓关支。旗军月粮虽在本卫，止得米五斗，赴墩食用，家小在营，用度不敷，以致失节失所者多，风俗浇漓，不可胜道。”明英宗以境外守瞭官军艰难，官俸听于本处支给，军粮月给八斗，待有粮时，更为处置。

辽东方面，军士无家属在卫者，只给口粮三斗，及其差往守墩，不再增给。正统四年(1439)，巡抚辽东副都御史李浚建言：“此等军士，别无家属供给，遇差宜增给口粮二斗，庶不失所，比其回卫，仍旧支给。”此议获得朝廷批准。

正统五年(1440)五月，明英宗又命增给山海、紫荆关诸处守把、哨瞭旗军月粮米，有家小者八斗，无者六斗，其余如例折支。

另由于发配边卫守瞭的囚徒无口粮，以致常有逃亡。正统八年(1443)七月，镇守甘肃太监李贵上奏：“西安等卫所府州县军民谪发极边守墩瞭哨者，只身缺食，累次逃窜，宜给与口粮，每月三斗。”同样获得批准。

土木之变后，随住内地也多修筑墩台，有官员认为在口粮上应该有所区别。明景帝批可。

明英宗亲征瓦剌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南宫复辟之后，守瞭囚徒的月粮三斗成为定例。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令各边军人，不分马步，俱支米一石。天顺二年，又令守瞭囚徒，月支粮三斗。

事隔多年，可能因为囚徒守沿边墩台都还有月粮三斗，而腹内的墩台守军无口粮，故成化十七年(1481)三月，明宪宗命令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凉、辽东边内守墩官军，每人每月给米三斗。

后来，守瞭囚徒的月粮不知何时又调为四斗。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三月，巡抚宁夏佥都御史崔让奏言：沿边墩台守瞭囚徒，多系盗贼问罪发配之人，旧例每名月支口粮四斗，后因太监汪直上奏，增至一石，现今各边仓廪空虚，难以支应，建请改回原制。户部复议亦认为宜从旧例，将各边守瞭及为事问发各边墩台囚徒，月支米一石者，减为四斗；经明宪宗批可，永为定例。

弘治元年(1488)九月，监察御史吴裕巡按陕西还京，奏陈边方事宜，其中提到：“各边守墩军，昼夜瞭望，劳苦特甚，而衣粮不异于众人；及夜不收远探贼情，十死一生，而死者不录其功。乞于月粮冬衣常例外，量为加给。其夜不收死事者，与阵亡者同录其后。”兵部复议：“加给墩军衣廪，乞下所司议处”。明孝宗批准。但直到正德初年，墩军待遇才又获得提升。正德五年(1510)，户部议准：延绥镇墩军，除月粮一石之外，比照夜不收事例，每日给米一升，或给与折银。如不在墩值勤，则免给。

不过，除延绥镇加薪外，并非所有各镇都一并增加。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兵科给事中毛宪奏言：“沿边守墩瞭报及夜不收等军，昼夜不休，常被杀死，劳苦万状，衣粮犒赏，尤宜加厚。阵亡官军孤儿寡媍，尤为可悯，仍须倍加优给，则生者激励军前，死者感恩地下，而军心固矣。”明武宗发下户部处理。户部复议，认为应给墩军犒赏优恤，经明武宗批准。但是如何犒赏优恤，则不清楚。

其后，宣府、大同及陕西三镇的墩军口粮获准提高，而蓟镇却未沾光。嘉靖九年(1530)三月，御史王道奏言：边墩军士，昼夜暸望，不得休息。宣、大、陕西墩军于月粮之外，加口粮一石。黄花镇、密云、马兰谷、太平寨等处未加，食不能饱。乞请比照宣、大等之例，酌量给予口粮二三斗。世宗发下兵部处置，兵部复议：“各边墩军口粮有无，各有旧规，当令所在守臣酌处。”明世宗从兵部之议。但各镇总兵、巡抚的复议，笔者尚未获见。

嘉靖十五年(1536)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常序又奏言：“守墩、出哨军士，特为艰苦，宜于额给粮饷外，优加犒赉，着为定制，庶可得其死力。”章下户部，复议赞同，明世宗亦批准。但这次似乎仅加了夜不收的口粮，墩军并未获得恩惠。嘉靖二十一年(1542)，整饬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侯纶于《钦奉圣谕御边疏》指出：

夜不收月粮之外，每月加米二斗。惟墩军辛苦百倍，实亦不减于夜不收，而其月粮止与操军相同。则是劳逸不分，惠泽罔均，而欲出力効死，退无怨言，不肯逃避，不可得也。臣访闻各边墩军，月粮不等，俱加益于常操之军。今本镇大约会计，四路墩军共八千余名，合无照依夜不收事例，每名月加米二斗，每年该米一万九千三百余石。

侯纶的建议，似乎还是没有结果。因此，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南京户科给事中李万实言及蓟镇防务仍提到：“闻墩军缺少，多者不过数十人，少者仅得三四人。其所支月粮，又与在卫者无异，人怀携贰，莫肯固守。”必须“多增墩军，厚益粮饷，查照二边，与之相等”。每墩仍添敏锐夜不收十余名，“厚给衣粮，远事哨探，务令烟火不绝，声息早闻”。为此，户部题准：马兰谷、太平寨、燕河营、密云四路墩军，于正粮外，各添二斗。马兰谷等三路夜不收，照密云例，再添一斗。

明代帝系简图

在以上调薪的事例中，均未涉及辽东镇。隆庆元年(1567)八月，吏科给事中郑大经奉命赏赐蓟辽军士还京，条奏十事，一事提到辽东墩军、夜不收劳苦特甚，乞略仿蓟镇之例，在本色之外，加五斗折色，一概给银五钱。事经户部复议加给，惟哨探月粮只许增加本色，夜不收五斗，墩军三斗。穆宗批准。

而随着赋役的纳银化，军士月粮亦改为发银。万历年间，辽东墩军的月粮又有增加。

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陕西巡按御史余懋衡奏陈边防要务，其中谈及：“边外墩军甚苦，沿边墩军甚劳，内地墩军稍逸，宜食粮丰约以别之，更番戍哨以均之。”这一段话认为三种墩军的辛苦程度不一，在月粮上应有所区别，而轮番制度也必须公平。这是他的期望，而实际管理的军官在处置上未必一致。

至崇祯初年，蓟镇经己巳之变后，善后有墩军加饷之议。崇祯三年(1630)八月，提督蓟镇边工御马监太监王应朝题请增给蓟镇烽军及台正、台副月饷，崇祯皇帝圣旨：“月饷台粮应否画一增补，该部即与酌覆。”随后，边工御史张茂梧题陈善后事宜，称：“台兵之劳苦，哨兵之入冗，在承平之日，尚可望仰给俯资，当抢攘之秋，何堪此桂薪珠米，倘不议加其月给，将见走利如骛，招之自见其难，畏险如敌，散之日见其易也。”户部移文蓟镇督抚酌议。

十月二十七日奉圣旨：“这烽军既属募补，并楼台正、副，各准如数增饷，着于节旷银内通融支发。蓟、密、永三镇一体，他镇不得援例。”由此可见，天启以后蓟镇墩军（烽军），以卫所正军为主，其薪饷比不上敌台之南兵。经过此番加薪，墩军月粮不分大小月，均给银一两，勉强抵得上台兵薪水的三分之二。

兼支行粮（口粮）

除月粮之外，墩军另有行粮，其事起于永乐皇帝即位之后。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令大同守边军士出哨巡边、守墩瞭高等项公差，验日计程，关给行粮。正统二年(1437)六月，明英宗从刑部尚书魏源奏请，给予大同内地守墩军士行粮。至正统六年(1441)正月，巡抚大同佥都御史罗亨信等认为：先前守墩不分内外远近，均发给行粮，并不合理。因此酌议将在内地与离城不及百里者裁去。后经户部议准：大同境外冲要守墩官军，及离城百里之上者，给行粮；其内地不及百里者，不给。

行粮独厚大同的情况，不久有所改变。正统六年二月，朝廷又增给辽东沿边城堡操备、巡边鞍马、守墩哨瞭官军行粮，每人每月给米四斗五升。接着，宣府镇也跟着调整。正统八年(1443)户部题准：宣府旗军，在卫月粮一石；内有家小者，月支本色六斗、折钞四斗。夜不收并守墩军，再关行粮本色三斗，共米一石三斗。景泰四年(1453)，提督宣府军务右佥都御史李秉上奏：“正统十四年鞑贼犯边，瞭守军因食不敷，多有弃墩而逃者。今后宜令每墩预给各军两月行粮口粮，预备急用。”明景帝亦批准。

明孝宗在位时，又提高大同墩军的待遇。弘治十年(1497)六月，经巡抚大同都御史刘瓛奏准，给予守大边墩台官军月行粮一石，守二边墩台者五斗，守腹里墩台者三斗。嘉靖年间，其他各镇的墩军行粮稍有增加，但还是比不上大同镇。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户部题准蓟镇所属密云、马兰谷、太平寨、燕河营四路墩军，每年防秋自七月起至十月止，计四个月，每月加给行粮二斗。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朝廷也加给辽东沿边墩军及各营出哨夜不收本色行粮，每月各二斗。

行粮系发给编制上的墩军，与真正在墩的值勤数未必相符。嘉靖四十四年(1565)，巡按宣大御史胡惟新上《际圣世竭愚忠以裨边政疏》，其中就言及行粮之弊，谈到夏冬无警也支给行粮，而管墩军官卖放墩役，以致守墩无人、虚冒钱粮。嘉靖以后，墩军行粮未见增加。

军官苛扣与勒索

朝廷虽有月粮之赐，但官吏等却未必善待军士。宣德元年正月，阳武侯薛禄上奏：天城卫军士守边者，月粮折绢，每人一匹。千户潘海每匹只给二丈，其余都入私囊。另外，军士所得粮米常掺有糠粃等杂物。

而军官苛扣粮米，在宣德年间也大量出现记载，如宣德八年(1433)，尚书蹇义等奏云：在外都司多贪婪无状，“每假巡城视屯，整点兵马，按行卫所，骚扰需索，非止一端。其下官吏，附权畏势，非敛军钱，即克军粮，以奉承之”。宣德九年(1434)，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骥上奏也提到：“中外都司卫所官罔体圣心，惟欲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实际上，受到这些弊端影响的底层士兵，应该包括墩军在内，只是记载上很少直接点出。

弘治十一年(1498)十二月，刑科给事中吴世忠公差回京，在奏疏上讲道：“臣到大同，时将十月，绵衣肉食，犹不胜寒。而军士奔走于风霜之中，面色惨黧，甲衣无褐。其妻子所居，泥屋一间，半无烟火。七八岁男女，犹有祼体而向日者。”他看到后为之心伤，于是停马询问，这些底层的士兵都说：

一人之身，既以当军，又以应役。一石之米，既以养家，又以奉将。凶荒年益一年，征求日甚一日，何能及于温饱，何暇及于妻子哉？

这几句话，确实是边军心坎上的剧痛。既是国家的军人，又系军将之私役。一石的月粮，既要养妻子儿女，又要被将领勒索抽取。自然的灾害年凶一年，人为的勒索日甚一日，本身都难以温饱，哪里顾得上妻子儿女？季秋时节，脸色黧黑、神情哀伤，甲冑之内未衬棉衣，风霜之下来回奔走。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锦衣卫千户牟斌自宁夏核查军务回京，在奏报上提到一件事：“盐池北边墩墙颓败，至揭破裙为旗，重损军威，贻笑虏寇，宜急为修制。”“至揭破裙为旗”的背后，可能隐含着许多墩军辛酸的故事。

更糟糕的是，月粮未按时发给。墩军与夜不收军因为远离卫所所在的粮仓，领取粮米麻烦，在此情况下常被“遗漏”或“遗忘”。

明代史料直接提到墩军月粮遭到苛扣，已经在明朝后期。嘉靖六年（1527）十二月，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李承勋条陈足兵足食八事，其中提到：“戍边之卒，烽火斥堠，终岁不休，锋镝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辅之军，劳逸安危，何啻百倍”；可怜的是，“将领剥削日甚”。他认为应令户部查议粮饷，按月支给，不许将领克减。前面谈到，墩军月粮确有增长，但加薪越多，勒索更频。嘉靖二十三年，兵部尚书戴金在条奏上提到：“山、陕、宣、大各边墩军，月粮加倍，人亦乐从。顾未能供役称食，又由于提墩官多方需索，且三月更番，需索愈频。人相猫鼠，而事焉以济？此虽职役之小，而寔机括之源也。”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工科给事中杨宗气条陈边防弊政所当厘革者，明世宗诏命诸司议奏，继而兵部复议其谨烽火一事云：“守瞭之设，边徼先务，宜增筑墩台，多储水谷，申严号令，禁彼私交，戒戢科索，安彼身役，而后责其瞭望，有失误者治以重罪。”然而，兵部所谓“戒戢科索，安彼身役”，在朝堂上说得冠冕堂皇，而在军中或许仅是一句口号。

万历末年，陕西墩军的口粮还遭到裁减。万历《新修安定县志》修纂者在评论烽墩时云：“论曰：家不以无盗而忘犬，室不以无鼠而忘猫。边城烽火，缓急是赖，前人以和国而革墩卒之食，岂其无猫犬之虑乎？”安定为固原镇辖区，位置较为内地，竟将墩军之粮革除。万历四十年(1612)，陕西巡按御史毕懋康奉勅阅视延绥、固原二镇后条陈十事，其中亦提到：

自纳款以来，夜役不行远哨，惟守墩瞭望，而各堡官亦以墩军安闲，又有番人交易之利，将加增口粮减扣不给，或跟伴役使，或差拨扛抬。各墩军夜，徒有虚名，贼至不知，已出方觉。

毕懋康这段内容，道出管理墩台军官的想法是，反正墩军可以与外族部民私下交易，生活还是过得去，月粮减扣一些无所谓。天启五年二月，巡按陕西御史蒋允仪上筹边八事，最后一事提到墩军月粮遭到苛扣、本职受到杂差役使，管墩官卖放墩军，以及月粮裁减之事：

军中耳目，尽在墩夜，荒边贫苦，恤之不可不周，核之不可不尽。但各墩军皆操守坐堡统之，将领不得过而问焉。或扣小数以充囊，或假杂差以役使。是墩军皆操堡所使之军也，非老弱则卖放，杳然无人者有之，间有一、二人者有之。此权虽在操堡，而墩军亦不能无议。有虏入避不举炮传烽，虏出方虚张声势以掩耳日者，如前延安入犯时，烽火未传至镇，而声息已闻遍省，有速于传火者乎？每每迟之，是皆因守墩原无人，猝然之顷，手足忙乱，此时即绳之以法，亦无及矣。是在平日戒严各路将领与该道不时差人稽查之，倘虚悬役使，点查不到，并失传炮火，军按以法，操堡即行究革。失事者，将领一体论罪。

既核之矣，不知所以恤之，尤恐军有苦而我不知，与不核同。知之而不议恤，与不知同。查军粮一石，又小粮三斗，所以优恤之意也。今因虏欵，扣一斗以充抚赏之不足，是何异割肉医疮也。所在见告，皆鹄面鹄形之人，而冀其远窥近望之能得邪？则别项或可裁，而此粮决不可扣。抚赏原自有抚赏之银，何独于苦墩军而夺之食乎？如前规已定，或量墩之冲而酌为扣留，如太冲者尽还小粮，不冲者扣除亦不为过。墩下有荒地可耕者，量给牛种，尽力开垦，永不起科。其小粮尽扣作牛种，丰岁即复并还官。如此，在戍军无地可耕者，有粮可食；有地可耕者，有资而食。扣其有余，以补不足，谁不趋宿饱以传烽燧哉？即谓恤之，即所以核之可也。

毕懋康发明的燧发枪

奏疏送进后，明熹宗命兵部议奏。兵部覆奏如蒋允仪所议，明熹宗随后批准。与毕懋康一样，蒋允仪同样看到墩军被扣粮、役使，至于扣粮的理由之一，是为了补充抚赏蒙古部落的费用。然而，虽然他极力陈言，强调墩军月粮绝不可扣，但明蒙封贡以后，边境稍安，武备松弛，种种弊端，如苛扣、占役、卖放等，积习已久，要马上导正，恐怕不容易。至于减墩军月粮以充抚赏之费，即使朝廷下令禁止，卫所军官私底下可能还是暗扣。故延绥墩军之苦，难以苏缓。更为严重的是，到了明末，因为财政困难，军中缺饷颇为严重。墩军由于势孤，无法形成集体力量，在缺饷讨饷上也是最边缘的一群人。

本文节选自《边缘的底层： 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一文，感谢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