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浩】

放生行为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以人们仁爱的朴素感情为基础，尽管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但善良与愚昧并不矛盾。

·渊源

我国民众的放生行为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我国之前。比如，《列子·说符》就记载了邯郸的赵简子元日(正月初一)放生的故事，彼时还是春秋时期，邯郸也还是诸侯国晋国治下的城市，但已经有了放生不如禁捕的先进观念。在后来的西汉，也有正月初一放生鸟类的习俗。

在道教崛起和佛教传入后，儒道佛三教在思想理念上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在护生和放生的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均为支持和提倡，民间也多有行动者。比如，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王安石就是一位从市场上买鱼再往江里放生的名人，他的政敌兼好友——大文豪苏轼也曾经在西湖搞过放生池。

在我国，还有很多与放生有关的故事和传说。脍炙人口的《白蛇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关于放生和回报的故事，当然，它融合了更曲折的故事、更多的内涵和背景。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将蛇作为主人公，是因为民间相信蛇是有“灵性”并且可以修炼的，属于五大地仙门派之一的柳门。

陆上的动物可以修炼成妖，水里的动物则能修炼成精，龟鳖当属后者的主流门派之一。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八大王》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放生故事：主人公冯生救了一只大鳖，后者为报恩借予他“鳖宝”，使冯生在三年内发家致富，跻身社会上层。事实上，蒲松龄写了不少与放生有关的故事，《聊斋志异》中有20多篇。

红耳龟已成为放生频率较高，又令各方有识之士格外担忧的动物之一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积淀和传统，护生和放生行为一直活跃于民间。

·放生

现在有不少人在放生各种动物，一些放生活动相当盲目、混乱。

还有一些人以为，放生可以消灾或治疗疾病，甚至会在“大仙”的指点下放生。只不过这些人是为了放生而放生，并不在意被放生动物的死活。于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非常讽刺的场景，一边有人往河里倒鱼，一边有人趁机钓鱼、捞鱼，放生的人不闻不问，捞鱼的人兴致勃勃。

此外，还有一些放生行为给他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比如放生蛇类。这类动物被认为有“灵性”，如果是毒蛇，据说积德“刷分”更快。2012年8月，上海一码头惊现上百条在毒性上有争议的赤练蛇，引起船员和工人的恐慌；2015年10月前后，广西柳州市都乐公园内频繁出现毒蛇，经查也是放生所致；2016年4月，福建福州更是有人在小学附近放生眼镜蛇等剧毒蛇类……有人甚至专门做起了替人买毒蛇放生的行当，2016年还有行内人因此丧命。

放生正在变成一门生意。

不当放生也已经成为一股拉动宠物和野生动物贩卖市场的力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比如，原来没人捕捉喜鹊，但现在放生喜鹊的人多了，于是有了捕捉和贩卖喜鹊的行径。鸟类研究专家刘慧莉曾直言：“大家每看到一只活的放生鸟，其背后是更多的尸体，这意味着在粘网上和在运输过程中，都有大量的鸟类死亡。有研究人员告诉我，1只放生鸟背后是20具尸体。”

网中的候鸟（图/新华网）

如此乱象，从普通百姓到宗教人士，恐怕都要看得眼皮直跳、心惊不已。2014年，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分别向信众发布了关于“慈悲护生、合理放生”的倡议书。在这两份倡议书中，有几个关键词指出了放生活动到底应该如何做，分别是“随缘”、“择物”和“择地”。我们不妨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学的观点，进一步将其细化，说说什么样的放生是合适的。

放生是对动物的一种救助行为。其前提是先要遇到需要救助的动物，因此放生不能有功利心，不能为了放生而放生。一些组织群众进行的放生活动也许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也值得商榷。

许多人集中进行放生，老人、小孩人手一份，如此多的动物，其种类和来源本身就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用于放生的动物五花八门，其生理特征、行为方式、栖息特点、被救助时间等各不相同，却要选择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放生，岂不怪哉？

而对放生种类来讲，养殖类动物和家养宠物要谨慎放生。一方面，它们很可能早已无法适应自然环境，放生相当于送死；另一方面，它们有可能对本土生态造成冲击。事实上，近年来很难治理的城市流浪动物的根源就在于弃养。出于同样的原因，栽培植物在移入自然环境时也需要三思而后行。

·护生

从科学的角度讲，放生和救助应该是关联在一起的，即先救助后放归。

一个比较标准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动物的收治，在这个过程中要记录发现动物的时间、地点、过程等信息，然后对其进行初步的检查和评估，如果有伤害则需要进行治疗，待其康复后进行放归训练，达到放归标准后再选择合适的地点放归。

放归地点应尽可能选在离发现地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原发现地的生态已经被破坏而不适合放归，则应选择相似的生境放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北物种不能调换放生地点，比如，南方蛇类如果在北方放生可能会被冻死或造成环境危害。外来物种或非本土物种不应在本土自然环境中放生，如果是境外珍稀动物，则应该选择圈养或将其送回到原栖息地。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本土并非以国界为标准，而是以自然边界进行区分。我国的国土幅员辽阔，物种的跨地区放生也可能会引发生物入侵事件。

放生的底线是，让动物活下去并且不会对生态造成损害。所以，放生之前，要搞清楚自己放生的是什么东西，了解它们的习性、生活环境，以及对本土环境会不会有破坏作用等，这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课。以此为前提，再慎重选择放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尽量将动物放回原栖息地，而且要认真考虑环境的承载力。

此外，还有一些救助方面的细节，希望与大家分享。

必须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野生动物并不需要救助。比如，一些动物的幼崽很可能是在父母的监控下晃晃悠悠地探索世界，恰好遇到了你。你之所以看不到成年动物，可能是因为它们看到了你而不敢现身。如果你此时将幼兽抱走进行“救助”，就相当于明抢。而且，受限于救助者的救助能力，之后等待幼兽的很可能是死亡。事实上，哪怕将其送到相关的救助机构，它也未必能得到很好的照料。

因此，遇到这种情况时，你首先应该确认亲兽是否就在附近。这时候，你应该站在足够远的距离进行观察，藏起来当然更好，看看亲兽是否会出现并将幼兽带走。

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触摸幼兽。一方面是因为人兽之间有可能互相传染疾病，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野生动物对人的气味敏感，有可能造成亲兽不再接受幼兽。在多数情况下，亲兽都会出现，此时我们送上祝福并默默走开就好。

倘若你遇到从鸟巢中掉落的幼鸟，并且经观察确认成鸟确实没有能力将幼鸟带回巢中，在找到鸟巢的位置后，你可以将幼鸟放回鸟巢中。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尝试将野生动物的幼体带走，因为能将它们健康养大的人并不多。而且，将来你还有可能面临被养大的动物过分依赖人、缺乏野外生存能力而无法放归的问题。

对于受困的动物，要视情况进行救助。如果是大型动物，不管它们是否受伤，都建议联系森林公安或相关机构进行专业救助，至少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救助。采取这一策略的主要原因是，防止在救助过程中对动物或救助人造成伤害。

如遇到非法盗猎等行为，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保留证据，确认自身安全后直接报警。千万不要贸然行动，比如上前制止或理论等，很多盗猎分子都携带着致命性武器，贸然行动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人身伤害。

如果遇到盗猎鸟类等小型动物的陷阱(比如粘网等)，为防止动物挣扎造成更大的伤害，可以在确认不法分子确实没有在现场后，报警并拍照或录像取证(包括宏观场景和细节照片)，再进行解救。

救助粘网上的鸟类时，可以轻轻握住鸟类，然后直接剪断网线，切忌用力扯拽，以防造成鸟类受伤。鸟类如未受伤，你可将其带离陷阱区域并轻轻置于地上，让其自行飞走。放生鸟类不要进行抛飞，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鸟类在非自主的飞行轨迹上极易发生坠落、碰撞等情况，以致造成伤害。

相比放生，护生更是大爱、大德。

比如，在候鸟迁徙期间守护在其飞行迁徙的必经路线上，救助受伤的鸟儿，劝说、阻止和震慑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想捕捉鸟儿的人。与其买鸟放生，不如去捕鸟的人群中传播鸟类保护的观念，帮助他们寻找其他致富门路。

你还可以更进一步，造林、护林，为动物创造栖息地，让它们世代繁衍，这样难道不比单纯放生要好？如果按积功德“刷分”，这类做法是不是能积攒更多功德分？如果有钱却没时间，我们可以雇人清理一下水体中的垃圾、塑料袋，让鱼、龟等水生动物少吞食一些，岂不比买来放生要好？换言之，即使少扔一些塑料袋之类的垃圾，也能让其他生物少受一点儿影响。

若心中有真爱，又何必拘泥于形式呢？

（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于2023年4月出版的新书《物种入侵》，作者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