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远】

人口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支柱。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人口的极端重要性是毋庸置疑，但是对为什么人口极端重要、人口如何影响发展以及在国家发展中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内在原理，学界却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新中国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人口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也有着相当的波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既经历了认为人口是生产力的来源、人多力量大的时期，也经历了认为人口过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困难、鼓励人民群众自觉节育或者严格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来实现计划生育的时期。

1982年确定计划生育为中国一项基本国策。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提倡严格的人口控制和促进生育率下降，并认为生育率下降产生出“人口红利”的积极后果；而在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在人口日益老龄化和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和比重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人们转而担忧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人口危机”。实际上，对于国家发展中人口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似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

这些观念的实质是人们往往单纯从人口因素本身出发，解读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并认为存在“人口危机”或者“人口红利”，从而在国家发展规划中重视干预人口要素，特别是干预生育，来实现良好的发展，并转而将发展遇到的挑战和成绩归因于人口控制。

这些观念片面地将人口从发展体系中孤立出来理解人口对发展的作用，而恰恰忽视了人口对发展的作用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发生的，因此也错误地估量了人口对发展的影响。孤立地看待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可能陷入“人口决定论”。

正确理解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需要将人口因素放入发展整体系统中来考察人口变动的内在机理以及人口变动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和作用路径，促进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

不同的人口观

对于如何看待人口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学派有不同观点。

一种是基于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总是会超越生产资料增长的速度，也就是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产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变动因此表现为对发展的压力，构成一种人口的原理。

这种对于人口发展的相对悲观的陈述是和工业革命初期伴随着失业、贫穷问题内在关联的，马尔萨斯显然认为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的自然法则会对发展带来压力，这种人口对发展产生压力的思想，从马尔萨斯主义到新马尔萨斯主义，延续到20世纪60-70年代“罗马俱乐部”，直至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有学者认为人口的增长仍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威胁。

马尔萨斯与《人口论》

第二种人口观则认为人口和相关联的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

古典经济学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口构成财富的源泉。在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算术学派看来，人口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衡量尺度和经济增长的来源。

人口是生产力的来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口作为生产者，本身构成发展的推动力量，劳动力的经济参与和基于劳动力的人类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人口过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果，并不存在人口的“绝对过剩”。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认为，人口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积极影响。同时，人口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对经济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种人口观则认为，人口本身不对发展产生影响，与其说是人口决定经济发展，还不如说是制度变革带动了经济发展。例如关于我国“人口红利”的讨论，与其说是人口红利带动了中国经济起飞，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带动了经济增长。

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和比重的提高实际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开始出现，但是从来就没有表现出现实的“人口红利”，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人口红利才真正表现出来，这很难充分证明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价值。

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能完全否认人口红利的观点，因为如布鲁姆在人口红利的经典论述中提出，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种潜在的红利，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就是将增长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才表现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哈佛大学布鲁姆提出“人口红利”。图片来源：新浪网

那么，改革开放似乎是促进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具体发挥作用。不过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就很难说明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人口本身对于发展的作用似乎仍然难以得到确切的证明。

避免陷入“人口决定论”的片面认识

在人口与发展的以上三种观点中，实际上“人口不影响发展”的看法从来就没有成为思想观念的主流。人口构成国家发展的基本国情，人口作为国家发展支柱性的因素往往被过度解读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口或者被认为是发展成就的原因，或者被认为是发展困难的“罪魁祸首”。

在一些强调人口中心主义的论者看来，往往会把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归结于人口过多，也会将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奇迹归因于人口红利。

“人口决定论”往往也很容易调动起社会的情绪。无论是发展出现困难，或者是发展过程表现出积极的成就，社会普遍地会在人口要素的变动上寻找到一些相互的关联。

因此，人口对发展的影响性或者相关性，往往被放大而成为因果性和决定性。

例如，人口众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被理解为贫穷的原因和作为大国的困难。同样的道理，当前也有不少表象上的研究认为，人口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且会对未来发展带来挑战。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智慧养老受关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样认为人口对于发展具有强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力量，同时渗透在对于城市的理解中。城市化当然是人口在城市地区的增长和集聚，而一个显然的错觉是认为人口超大规模的集聚是带来贫困、道路拥挤、不平等扩大、犯罪率提高和环境污染的原因。

因此虽然真实的情况是城镇化和城市繁荣带来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但是人们却将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看作是“城市病”。在这种思路下，对超大规模城市进行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就是必要的而且适当的。

这种想法，实际上与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总是会超过发展体系所能容纳的上限，从而带来发展崩溃的想法实际上是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是，这如果不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人口对发展的决定作用，那么实际上表现出人口在历史上往往扮演着发展失败的“遮羞布”而已。

实际上，至少从短期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说明人口变动对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认为低生育率或者老龄化乃至劳动适龄人口下降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以及二者之间是存在着积极关联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

例如，虽然常识上认为老龄化会抑制经济增长，但是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和老龄化同时增长的，乃至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也是持续正相关的，同时，最近几年的数据表明，国家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在持续下降，但是经济总量却维持着持续增长，这也说明人力资源的具体配置实际上比单纯人口结构的变动更加重要。

对于著名的人口红利的看法也实际上是“根据结果来论证原因”的自我强化，虽然中国的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步增长、社会抚养系数下降的“好的人口”，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才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截取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的成功故事，说明人口对于发展具有积极贡献，实际上只是片断的证明。在积极强调少生快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可能忽略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制度因素。

对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来说，究竟是人口决定发展，还是发展决定人口，其关系往往是后者决定前者，而非前者决定后者。

即实际上不是人口决定发展，而是人口变动本身是由发展所决定的。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实际上是发展的结果，人口变动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发展本身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衡量尺度。

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和迁移率上升以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实际上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在相当大意义上都是发展进步的积极表现。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老龄化危机”“移民危机”，实际上都是臆想的危机，而这些人口变动应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结果、是发展的成就，反而是应该值得欢迎和庆祝的。

忽视了对人口变动实际上是内生于发展过程的理解，将人口从发展过程中孤立出来，片面强调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可能遮蔽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真实机制和相互作用的关联。

人口变动对于发展的影响  

在讨论人口变动对于发展的内生性中，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人口过程一旦形成，会同时对发展具有反作用和切实影响。而且由于人口过程实际上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人口变动对于发展具有影响实际上是客观存在和不容忽视的。

人口同时构成发展的外生性要素。人口变动产生着历史惯性的影响，产生着长期动态性的影响。否认人口对发展具有影响，实际上是抽取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人口支柱，因为人口是发展过程的基本要素，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供给和作为消费者的需求影响经济过程，而人口的结构性也对发展具有结构性的影响。

人口对于发展过程并不是没有作用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言，如果人口变动本身是内生于发展过程和受到发展过程所塑造，那么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实际上不能超越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性影响。

在人口变动对发展的影响中，人口因素往往表现为一个较弱的变量。

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往往受到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共同影响，或者以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作为条件而发生影响。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放大或者抵消了人口的作用，使得人口对发展的外生作用结果显得并非明显。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当前城市房价的迅速上涨是由于人口增长和迁移者进入城市，固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因素，但显然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是忽略了资本力量在房价增长中的巨大作用。

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人口变动和短期内的住房市场价格是完全无关的，但从长远的视角来看，研究住房市场的影响因素，人口和家庭的变化仍然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这也告诉我们，如果将短期内的经济社会波动归因于人口因素，固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其关联的存在，但是对确认这种关系的显著性仍然要非常谨慎。

这也进一步使我们相信，人口变动对当下发展的影响实际上远远不是决定性的，不能将社会经济变化和制度因素对发展的不利影响错误地用人口状况作为其替罪羊，或者过度自信地认为存在一个“人口红利”，而夸大了人口变动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

人口对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远期作用，由于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较长的历史跨度，而且人口的过程更主要是表现出代际的影响，使得人口对发展的作用更多的是一个长远性和趋势性的影响。

人口是一个长波影响的因素，而由于远期的人口变动具有显著的非确定性，其结果是人口对发展的长期影响实际上也是非确定性的。

在考虑人口对发展所具有的作用时，人口变动本身是非确定性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如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技术革命和市场机制等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因素在具体的条件下影响人口变动，也影响人口因素对发展的不同后果。

人口因素对发展的作用，部分是积极的作用，部分则是消极的作用。

人口因素在某个时期内对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在另外的时期则将起消极的作用；人口因素对发展的作用在某些条件下是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却是消极的作用，或者不起作用。

例如，随着生育率下降，固然将会带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及不利于发展过程，但是会内生地带来人力资本的提高，对发展发生积极的影响，这种人口过程本身的内生性和复合性，使得简单地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或者人口越少越好的争论显得幼稚和片面。人口变动对发展的作用具有并不确定的积极影响或者消极影响。重视这些影响在具体社会经济外部约束下的整体作用，才是了解人口变动对发展产生影响的正确考量。

过度解读人口对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是简单化了发展的过程，并会错误地将人口变动归结为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

因此，从马尔萨斯以来以及从马寅初以来，乃至到当前不少世俗的争论中，不管是自信地认为实行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了４亿人从而促进了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以及痛心疾首于“人口危机”影响发展，都是或多或少有着“人口决定论”的简单思维。

需要通过对“人口决定论”加以“祛魅”，才能有助于理解人口和发展的真实关系；通过对人口和发展的复杂性相关关系和作用机理的内在考察，才能发现发展过程面临挑战的根源并在发展路径选择中找寻出路。

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

相对于“人口变动会有利于发展”“人口变动将不利于发展”“人口变动对发展实际并无影响”三种观点，可能需要产生出一个更加综合的第四种观点，即“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

在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整体理解中，人口变动是发展的结果，而人口变动对发展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人口并不是孤立地作为外生因素影响发展，人口变动对发展的影响依赖于不同的具体条件而产生出不同结果。

人口变动对发展的不同方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或者消极影响，或者是共同的影响，或者并不产生影响。人口变动的不同方面（包括人口数量和结构、人口素质和空间分布）对发展的影响是并不相同的并且发挥着综合作用。

人口变动对于发展的近期和远期影响也是并不相同的。人口对发展具有非决定性的影响，其含义在于，人口对发展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却是可变的、非决定性的。而发展对于人口变动的决定性影响的含义在于，人口发展本身是内生于发展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谨慎地避免对人口与发展形成简单化的认识，认为人口变动将会对发展具有决定性的积极影响或者不利影响，并因此对人口变动过程产生出乐观的欣喜或者悲观地感到危机。考虑到人口与发展的复合性关系，需要将其解开来，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和发展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同时，也正是因为人口变动是内生于发展过程对发展产生影响，那么相对于论述人口变动是如何影响了和影响着发展，正确的命题则是需要努力促进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协调。

不是人口变动对发展产生了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而是人口变动在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形态、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在技术能力、文化观念、制度政策影响的结构性框架中，共同影响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可能性。

简言之，就是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应该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目标，正是在人口与发展的协调性构造中，才推动了国家和地区的成长进步。

70余年来中国人口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很大程度上不是人口多了更好或者少了更好的问题，对于人口结构的变动，也很难说某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发展，或者某种人口结构将不利于发展。

为了促进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良好的运行，更需要在人口与发展之间形成相互协调的模式。换言之，我们需要对人口和发展关系形成一种整体性的人口观，是人口与发展的协调性决定了国家发展，而不是人口这个单一因素对国家社会运行产生出决定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往往被认为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动产生出了“人口红利”的结果，更客观地来看，是人口总量结构的变动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以及与更加活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相协调，从而促进了经济起飞。

也就是说，是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而非人口变动推动了经济发展。正如人口红利概念的创造者布鲁姆所说，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的作用只是一种潜在的作用，人口结构变化要发挥出红利性的作用是有条件的。

那么，与其说是人口变动产生了“红利”，不如说是由于投资和产业发展促进了就业，促进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从而实现了人口与发展协调发展的模式，推动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反之，如果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不相协调，那么人口就会从生产力的组成要素转而成为了发展的负担，乃至成为阻碍的因素。

例如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大量劳动力进入城镇，增加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但是由于城镇部门实施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难以有效吸纳足够的劳动力，而由于工业部门的过度扩张，使农村部门薄弱的农业生产率难以承受。

农产品产出过度转移到城镇工业部门，也造成农村生活的压力，从而造成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恶化。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开始上升，但是人口与发展的不协调关系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因此也就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

在城镇中的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在20世纪50-70年代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进一步说明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比单纯的人口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更加重要。

当前，在面向未来的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正面临若干新的挑战。人口总量和结构性变动对发展带来挑战，其表现为人口红利逐步减弱，逐步出现人口负债。

更客观地说，是由于人口因素的变化以及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使得原来的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难以维持，并对国家发展带来挑战。

因此同样可以推论，与其说是人口变动构成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危机，不如说我们还没有构造出一个适应未来人口变动的新的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而只有构筑起这样的新的协调关系，才能有助于国家发展在一个新的轨道上实现新的提升。

实现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协调，从逻辑上看，包括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由于人口变动有相当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因此需要适应人口变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生活形态和制度体系安排的调整。

例如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加快生产方式的变化、加快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在生育率下降和劳动力人口下降过程中，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改革退休制度，这些都能够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关系。

河南济源70岁以上老人免交养老保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可以将人口变动带来的消极和不利影响转变成为相对积极的因素，甚至能够产生出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对此，不必因为人口变动的客观趋势而对国家社会的未来感到悲观。

实现人口与发展协调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考虑到对发展目标的引导和具体资源环境的客观约束，对人口过程进行有意识地引导，也就是通过人口政策来试图调节人口总量、结构和分布的变动。

但正因为人口过程本身是内生在发展进程中的，因此往往和发展内在规律性相适应的对人口过程的干预调节比较容易成功，而和发展内在规律性相违背的对人口过程的干预调节实际上很难实现。

由于宏观决策者实际上很难预想到未来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预想出一个和未来发展相协调的人口也是困难的。除非在人口与发展关系中出现严峻和清晰可见的不协调，否则政府对于人口变动加以调节的具体效果总是值得担忧的。

同时，人口变动往往基于家庭夫妇的生育、分年龄人口的健康促进以及个体和家庭迁移决策等具体的人口行为。

公共政策通过什么手段来对人口行为进行引导，也需要充分利用各种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需要最大程度地基于人民群体的具体需求和满足人民的利益，因为违反了具体行动者理性选择的公共政策安排往往会产生出破坏行动者生活福祉的结果。

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人口与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成功实践，也表现出一些不成功的故事。

这些历史也告诉我们，简单认为人口变动会有利于发展、人口变动会不利于发展，都是盲人摸象、似是而非的结论。对于人类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已经告诉我们，简单认为人口越多越好的新古典主义的想法和人口更多会不好的马尔萨斯主义的看法，都是在一定具体条件下“片段性的真理”。

在人口总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中，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才是正确的人口观，应该是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而这一理想必然是在一个复杂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和技术制度环境下的综合结果。

努力探索人口与发展协调关系的内在规律，提供人类社会实现更良好运行的知识工具，才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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