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摄了纪录片《披头士如何震撼克里姆林宫》之后，纪录片导演莱斯利·海德伍德出版了同名著作。中译本译为《回到苏联》，题目取自披头士的同名歌曲。在披头士被禁四十年后的2003年，保罗·麦卡特尼第一次在红场演唱了这首歌。台下的观众从60年代起开始听披头士，从少年到白头。

海德伍德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披头士在前苏联的接受史，核心的问题意识是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让我甚感兴趣的是在支撑这七十年的对立的各种因素当中，流行音乐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到最后音乐是如何改变了苏联，改变了全世界。

列侬战胜列宁？

为了寻找披头士如何震撼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海德伍德作者采访了“披头士一代”几乎所有代表人物：狂热的粉丝、受其影响的摇滚音乐家、同样热爱披头士的官员，采访的地域从莫斯科、圣彼得堡一直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所有人的证词都大同小异：披头士的人性之声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打压，但最终人性打败了权力。即便披头士不是压垮极权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在潜移默化中腐蚀人民对于苏联体制的信心。或按照有的书评的说法：列侬战胜了列宁。

列侬如何能战胜列宁？相较于同时期的硬摇乐队如滚石乐队，披头士的英伦摇滚在苏联压抑的政治氛围之下，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尽管披头士的乐队在世界其他地区并未当作所谓的抗议之声来聆听，但在苏联的市民阶层中，听披头士确实是一桩冒险。在冷战格局之下，披头士被当局当成西方腐朽资本主义的声音，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构成威胁，因而听披头士无疑具有抵抗政治强权的意义。

尽管此书并非历史研究，但显然海德伍德试图以一个纪录片导演、历史研究者的方式进入那段历史。当然，海德伍德的视角也并不是局外人的视角，他也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年轻时做过监听苏联情报的间谍，拍过披头士成名前第一段演出视频。

其实这是一场主题先行的探索之旅，开始之前他已经有了答案：历史终结之后，西方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为冷战历史盖棺定论。但作为研究者的海德伍德似乎并未试图与既定的历史视野拉开距离，相反，书中所有的分析框架、分析语言都是现成的。同时，作者也不曾与受访者的历史叙述拉开距离，他不试图思考：当事人的叙述哪些属于历史，哪些是后来的影响产生的？

诚然，书中所叙述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披头士乐迷受到当局压迫的历史有相当的事实真实性，但历史事实并不能代替历史分析。历史分析取决于研究者把历史事实放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中。此书在进一步佐证今天的主流历史叙述的同时，却先在地排除了框架之外的历史书写和主体。譬如，除了来自市民阶层、精英阶层对于苏联文艺的控诉，将之继续妖魔化之外，我们看不到底层民众如农民如何看待当时的苏联文艺。如此一来，在这些主流叙述中，社会主义文艺的复杂性都被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缺乏人性而一笔勾销。但苏联音乐曾经滋养当时无数中国人的青春岁月，其形式所赋予的情感动员效力仅凭意识形态宣传是否就能轻易打发？

这类站在受迫害者立场上得出的历史叙述的片面性还在于，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里，国家似乎只是一味的压迫，当局似乎愚蠢至极，整个苏联时期都是古拉格监狱。但任何体制如果要运行，都必须有一个弹性空间。譬如，从作者的书写来看，苏联当局并非一味禁止，它会适时放开，适时收紧。

在把摇滚乐塑造成历史变革的动力之时，“披头士一代”也成功把作为历史人质的自己打造成反抗的主体。“披头士击垮苏维埃”，这样的论断显然过分夸大了音乐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重要性。正如阿达利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论述的: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到来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披头士是苏联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转化的“预言”，但不能抬高到历史动力的高度。实际上，与其说当局担忧摇滚乐腐坏苏联年青人的心灵，威胁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倒不如说他们自己在革命的半途已经丧失信心，于是起初的绝对禁令慢慢变成一场猫捉老鼠的博弈，朝令夕改，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终至心灰意冷。颇为矛盾的是，作者一方面肯定披头士改变苏联、改变世界的作用，但最终承认，真正改变历史的是隐藏在披头士音乐背后的政治经济现实：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失去信心，对意识形态所许诺的美好生活与贫乏的现实间的落差体会甚深。

归根到底，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奥秘并不在于他们音乐中固有的反抗因素，关键原因在于这几个春风少年带来的声音背后表征着一整套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这在直观的层面动摇了民众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而社会主义革命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败给了西方。

反抗的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

无疑，如同腰封上的那句编辑推荐语所暗示的，这书确实很适合也注定会受到无数中国的中产阶层、小资阶层读者的欢迎：永远青春，永远热泪盈眶。这样的热泪盈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一个中产陷落的国度里的反抗所引发的悲情。日常生活中，似乎树立着一长串需要反抗的对立面：国家、政府、宏大叙事、权力……这个反抗的清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

在书中，在家中建了一个披头士博士馆的戈利亚·瓦辛说：“过去我与警察斗，现在我与这些做生意的、崇拜美元的蠢货斗”，他意识到今天的摇滚装上了两个政治和金钱的粉红色的乳头，他们少年时代的一腔热血慢慢变质成一滩狗血。

对于瓦辛这样的“披头士一代”来说，信仰社会主义的父辈与官方一样都是愚蠢的，而看透一切的他们早在历史终结之前告别了革命。“西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如果当局把某种事物说得很糟，真实的它必定无比美妙。”事实是，解体后的苏联向西方世界重新开放，因休克疗法造成寡头经济，而今天的食利者阶层中不乏当年“永远青春，永远热泪盈眶”的“披头士一代”们。对此，披头士一代是否有过必要的历史反思？自以为播下龙种，到头来为何收获跳蚤？

反抗在获得道德感召力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也是一种幻觉，一个思维的陷阱?在一个四处拥有明确的对立面的世界里生活会不会反而比较容易？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从而使自己豁免？因为射向外部世界的刀剑不需要射向自己。而没有明确对立面的世界，则仿佛坠入鲁迅当年说过的那个无物之阵，受害者的安全位置又当如何安放？

然而，对于沉溺于二元对立式的反抗逻辑里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如何面对今天的世界？在电影《再见列宁》里，面对苏东剧变后的社会情境，曾经的社会主义者需要继续靠过去的幻觉才能活下去，与之相类似，那些坚定的反对者、持不同政见者是否也需要靠过去的幻觉活下去呢？如果说前者的幻觉是绝对臣服的幻觉，那后者的幻觉则是反抗性的幻觉。

这种基于反抗的幻觉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也构造了中国人最初对于摇滚乐的理解和期待。崔健以将的摇滚乐被赋予政治改革、思想革命、寻求真理的使命。但不到十年，时代的风向标就发生扭转，直到无法辨清方向。被视为反抗偶像的摇滚音乐人们在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失语，终至无语。明晰的反抗之声如何对接越来越难以清楚名状的社会现实？音乐家颜峻与台湾纪录片导演贺照缇对谈时曾提出一个命题：当具体的敌人消失之后，我们如何歌唱？或许，这正是反抗式思维在今天面临的困境。曾经轻易被指认的对立面如今已经如此深刻地缠绕在一起，它们无处不在，但又令我们如入无物之阵。反抗资本？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在何处？占领华尔街就能中断资本的流动？反抗强权，显在的强权似乎仅是更大的强权的伪装。作者在书中后记中专门提到造反猫咪乐队对普京强权的反抗，她们会沿着披头士的使命继续走下去。但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教授艾琳娜·佳波娃敏锐地指出，造反猫咪乐队属于俄罗斯崛起的新阶级，她们“诉诸于偶发性、反独裁主义和反等级制度，并用提供可见度和自主权印象的手段，成为全球媒体资本主义的工具，她们的抗议也是工具化后的产物。她指出的是以造反猫咪为代表的反抗性政治在今天的尴尬：反资本主义的行为最终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周云蓬有一首歌叫《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这样唱道：为了不断向前走，我得相信那不是蜃楼。相比“永远青春，永远热泪盈眶”，这句歌词更适合作为此书推荐语推荐给无数活在幻觉里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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