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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孙昂:消费券力证“有为政府”,低收入地区亟需支援

2020-05-24 08:27:09
导读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最新研究报告《消费券的中国实践》摘编,报告由林毅夫教授指导,沈艳教授、孙昂副教授执笔,研究组成员还包括范保群、聂卓、李星宇、蒋旭、甘露。本文小标题为观察者网编辑添加。

2019年末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疫情从供需两端严重冲击国内经济;另一方面,全球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大趋势因疫情爆发加剧,造成我国外需萎缩。在新形势下,我国的就业和增长必须主要依赖国内的市场和需求。

应对经济危机我国过去靠投资拉动创造了许多有效的经验,面对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投资拉动仍然是必要之举。然而这次新冠疫情爆发突然、冲击幅度大,投资拉动周期长、见效相对较慢,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

2020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GDP同比下降6.8%,因为最终消费支出下滑导致GDP下降幅度为4.3%,中小微企业受创最为严重。企业是就业之本,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保企业、保家庭宜急不宜缓。这一背景下,重启消费成为稳定经济形势、保障就业的重中之重。

从2020年3月起,不少地方政府在抗疫的同时,陆续开始发放消费券,目标是通过消费券促进消费,保障企业、就业和家庭,推动经济复苏。本报告旨在以消费券的发放为切入点,研究疫情总体得到控制后,中国地方政府在助力经济复苏中的作用。通过收集和整理消费券发放数据、疫情数据、经济基本面数据、地方政府领导人数据、和相关微信支付数据,我们分析了各地消费券发放决策和发放金额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评估消费券的发放效果。

各地发放力度差异很大,未明显倾向低收入人群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截止到5月8日,全国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区已经发了消费券,总额大概190亿。

不过由于时间原因,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仅截至4月18日,当时的公开报道显示,全国36个城市已发放消费券。最早发放消费券的是山东省济宁市,发放日期是3月11日。在3月发放的城市,包括中旬发放的江苏南京、浙江舟山、北京和山东济南,和下旬发放的杭州、佛山、德阳、常州、嘉兴等。其余25座城市都在4月加入发放行列。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发放消费券的时间相对较晚,大致在4月20日宣布开始发放。

本报告收集各地新闻报道统计后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8日,各大城市消费券发放总额达57.4亿元,并且各地发放力度有较大差异。我们画出了各地级市计划发放消费券金额的地区热力图。

该图显示,其中杭州发放消费券的力度最大,共计划发放人民币16.8亿元,在图中显示热力最高。

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计划发放金额较大,如温州(6亿)、青岛(3.6亿)和南京(3.18亿),计划发放总额均达到或超过3亿元。在中部地区,郑州计划发放金额4亿元;疫情严重的武汉计划发放金额达5亿元。此外在西部地区,四川的南充、绵阳、德阳地区对发放消费券态度较为积极,总发放额为3亿元。

地方政府在发放消费券时需要决定消费券覆盖人群,而这里也存在权衡。一方面,明确覆盖特定人群可以加大对他们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民众对于消费券发放是否公平、是否会产生腐败的疑虑。

数据显示,大部分地方政府更关注公平,发放消费券不针对特定人群;即便有定向,消费券配给额度也比较小。其中,30个城市消费券都是针对一般收入人群发放、并且大多发放给本地居民,占比83%。

在有定向计划的城市中,武汉计划从5亿消费券中定向给低保、特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金额为1800万元,占比为3.6%。杭州计划定向1500万元给困难群众。南京的3.18亿消费券中有1000万元定向发放给低收入群体,占比约3.14%。绍兴的消费券定向低收入群体的比例是四座城市中最高的,为1.8亿元中的2750万元,占比约15.3%。

除了定向低收入人群之外,还有定向工会、医生护士的消费券,如瑞安专门发放600元文娱消费券致敬“逆行者”。

消费券效果明显,拉动行业消费25%

度量消费券的发放效果的一个关键变量是核销率,也就是一段时期内消费者获取消费券之后的使用比例。由于没有系统的关于核销率的数据,我们从各地新闻中收集整理出相关核销率的报道,整理报告发放日期、报道统计的时间段、发放总金额、核销金额、关联消费等信息。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计算出核销率和与关联消费对消费券核销金额的倍数。

各地核销率情况统计

上表显示,消费券核销时段一般在两周以内。总体看来,两周内大部分城市核销率都在六七成。另外,根据关联消费金额计算可知,关联消费最少是消费券的3.5倍,最高可达近17倍。

报道中往往将这个倍数解读为消费券撬动的消费的倍数,但是含有消费券的消费未必都是消费券引发,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是人们原本需要完成、现在有了消费券使得这类消费变得更便宜了。如果将所有包含消费券的消费都算作由消费券撬动,会高估消费券的刺激作用。我们的评估将分离出因为消费券而引发的那部分消费。

我们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和三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DDD)来实现上述分离。

具体而言,我们收集全国所有发放消费券省份的全部城市2020年2月1日以来的日度数据,这样对每个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就有了消费券发放前和消费券发放后的数据;比对同一城市消费券发放后与发放前的消费差异,就可以去掉同一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对消费券的发放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消费存在季节性,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发放消费券,那么春节后可能都存在消费恢复与攀升的现象。这时,我们以这197个城市中,未发放消费券的161个城市作为基准组,以这些没有发放消费券城市的支付相关数据,来近似发放消费券城26市在没有发放消费券时的消费状态。这样的倍差,就能帮助我们评估消费券发放后对消费券发放城市的消费的刺激作用。

就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这两个结果变量来看,我们最主要的发现是,在消费券发行后,发券地区交易笔数比未发券地区高4.2个百分点(以2019年12月为100%),这一系数在1%水平显著。

考虑到大部分地区发放消费券都是4月以后才开始,以及我们的分析中已经控制了城市特征、时间特征、随省份不同的时间趋势等因素,这个4.2%是如果没有消费券就完全不会出现的净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4.2个百分点是对全行业的拉动,由于受消费券支持的三个行业(百货超市、餐饮和文化旅游)占比为16%,可以推出在发放一个月内,发券地区消费券支持行业比未发券地区增加了25%,反映出消费券政策的良好刺激作用。

但是以发放金额为因变量时,消费券发放对金额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产生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城市层面只有总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的报告,而没有分行业的数据。当消费券主要扶持的三个行业(百货超市、餐饮和文化旅游)的交易金额在所有支付中占比较小的时候,消费券带来的在月度数据中看到的分行业显著作用就无法在城市层面呈现。


2019年12月到2020年4月间,不同行业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的变化趋势

低收入地区和人群覆盖不足,期待中央转移支付

如果分别单独控制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人均GDP的自然对数)、经济结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地区财政实力(财政自给率),会看到这三个因素都会显著正向影响各地发放消费券的金额。也就是说,如果一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结构越以服务业为主、地方财政实力越强,就越会加大消费券的发放力度。

但是当同时控制这三个因素时,会看到关键因素是经济结构和财政实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再是显著因素。因此综合来看,决定发放金额的主导因素是当地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

基于上述发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财政实力不强的城市在发放消费券方面面临的困境。我们在表4.1比对了财政自给率最低的8个发券城市和其他28个城市在经济基本面上的差异。这8个城市是赤峰、阜阳、锡林郭勒、南充、抚州、商丘、遂宁和乌海。这8个城市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第三产业占比都显著低于其他28个城市。

低财政自给率发券城市与高自给率发券城市比较

比对平均发放金额,会发现自给率低的地区发放的消费券额度较低。例如乌海计划发放350万、锡林郭勒1000万、抚州2000万、赤峰3000万。

这几个城市的消费券发放计划表明,当地政府有发放意愿,但是受限于财政能力而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这些地区也更可能存在居民收入水平低、临近贫困线的家庭多, 农民工因为疫情未能外出就业又进一步减少了收入、家庭面临困难等问题,凸显出对这些地区农村增加低保和加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必要性。

结论与建议:尽快加大消费券在全国范围内的发放

新冠疫情可看作是对全球经济的一次压力测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影,消费券的发放过程和效果,不仅可以反映中国经济的韧性,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一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善于相机决策,在引领经济复苏方面出色的领导力。在疫情冲击导致市场失灵的大背景下,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再次证明了“有为政府”在培育“有效市场”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新冠疫情使国内供需两方面都受到抑制和外需萎缩的巨大冲击,截至4月18日新闻报道的累计50多亿的消费券发放金额,不足以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下滑。保护中小微企业就是保护我国的就业和维护我国经济的根基,因此相应举措宜急不宜缓,出手要快而果断。

基于上述发现,本报告有三点建议。

第一,为了“保企业”,考虑尽快加大消费券在全国范围内的发放。对于自身财政实力不足以支撑适量消费券的地方政府,可以允许政府负债率上升,或是由中央政府增加转移支付来支持。

第二,为了“保家庭”,应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消费券发放。研究团队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出的定向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总额尚不足一亿,但这些资金已经可以起到保家庭、促消费的效果。今年是全面实现小康收官之年,可考虑拨出专项资金,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力度,防止因疫情致贫、返贫。

第三,多策并举,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需要扶持的行业与人群,确保消费券发放透明、公正、高效。

一是精准定位要保护的家庭。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结合现有大数据精准扶贫云系统,解决低收入人群不易准确识别、难以触达等问题。

二是精准定位要保护的企业。可以和相关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利用数据技术实时掌握各地消费券定向行业和企业的经营状况,避免出现不需要扶持的企业套利、而需要帮扶的企业得不到资源等问题。

三是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政府发放效率。可以通过分批次在多平台发放,根据核销率动态决定下一批次各平台投放金额等措施,提升消费券发放和使用效率。

四是增强数字设备和网络。由于现有消费券以电子券为主,需要摸清低收入人群的数字设备、移动网络的使用状况,通过提供数字设备和移动网络、降低低收入获得和使用消费券的技术和设备门槛。

五是数字技术外的补充。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仍然较为薄弱的地区,以及对于网络使用能力难以在短期提高的低收入群体,可以用提高低保水平、增加现金的转移支付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

总结来说,这一研究发现消费券的发放对于保企业、保家庭、助力经济复苏有良好的作用。通过进一步加大消费券发放力度、精准需要扶持的人群和行业,中国经济将被迅速盘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不会变;中国政府也将在全球经济复苏领域大有所为,并交出靓丽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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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艳

沈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孙昂

孙昂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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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张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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