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李二】

上周，一份据说是欧洲保守主义宣言的《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the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开始在中文思想界流传。起草这份宣言的是几位政治和学术上都有所涉猎的欧洲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家。宣言全文已经被翻译为中文，这是欧洲的反动主义-保守主义最新的联合发言。

《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宣言 来源：https://thetrueeurope.eu/

从文本来看，本宣言并没有什么新意。这是一纸宣告，更是一份纲领，比起思想和学术的意义，这份文件显然更想引起政治的效果。欧美政治史上并不乏类似横跨思想和政治的团体或个人所发表文献，其目的是发出邀请、厘清立场，结成战线。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或说服，而是大声说出：我们在这里、我们有这样的目的。欧洲事业（project-Europe）并不是铁板一块。

统一战线需要的不是内部思想的统一，而是对共同敌人的反对。他划清了我-非我的界限，判定为了反对些什么，哪些是可以接受的。从大体上来说，这篇宣言的部分内容没有超过日常保守主义划定的界限，然而其纲领性的部分却和保守主义的原则有着微妙的龃龉。

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艾德蒙·伯克

自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颁布可怕的判决之后，现代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原则和方法就很少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反对“原则的暴政”，也就是反对单一抽象的原则不考虑实际和传统，对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剪裁。

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改变”的抗拒。当保守主义者认识到改变不可避免——托克维尔称之为“天意昭昭”——他们会想办法驯服改变的力量，让旧社会中最为美好的部分尽可能的为新社会服务，减轻社会变化的动荡并提供有时只是虚拟的延续性。英国的选举改革和俾斯麦建立福利制度都是这种预防式保守主义的典范：如果“变化”的潮流无法压制，就要让这种力量免于被更为破坏性的元素所控制。

英国保守党主导的选举改革最终导向成年男子普选制，葬送了地产贵族寡头对不列颠政治的垄断；俾斯麦改革也无法改变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强势。但是英国免于大规模政治动荡，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丧失革命性，被囊括在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结构中。

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下议院

现代保守主义对“原则”的警惕和反智的传统主义也有不同：保守主义的深思熟虑往往体现在揭露各种承诺的逻辑终点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并指出这些后果和我们社会中最为珍视的道德原则与文化遗产有着难以忽视的张力。如于瓦尔·列文指出的，现代保守主义者经常可以正确地看到各种进步愿景中内含的破坏倾向：他们正确地指出生育在婚姻中地位下降不会带来婚姻的稳固，而更容易带来婚姻的解体。他们在1968年代方兴未艾时就预言了，如今美国社区解体与社会极化的现状。但是，他们也容易陷入过分的悲观失望以及对敌托邦的被害妄想——尽管美国的家庭结构变化对中下阶层后代的成长造成严重阻碍，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崩溃”。

如果说自由派缺乏的是对人类能动性之局限的想象力，保守派就更缺乏对人类对变化之适应性的想象力。然而，天启式的恐慌症自特朗普上台以后不再是保守派的专利，也蔓延到了自由派和进步派阵营。主流中左派传媒对特朗普将把美国导向拉美式威权主义的鼓噪已经丧失势头：即便不断有“耸人听闻的丑闻”曝光，特朗普的支持率也稳定在了一个历史性的低位，不再随着新闻波动。但是左右两派阵营中，对现代民主政治面临着迫切危机的感受已经不分彼此，即便其理由大相径庭。

唐纳德·特朗普 来源：Gage Skidmore （CC by 2.0）

《巴黎宣言》的政治精神就是这种末世论的最新体现，这让它在对自由派的欧洲普世主义的反对中混进了约瑟夫·德·迈斯特的激进反动主义的颜色。保守主义反对历史决定论，反对某种单一的进步图景具有无可避免的必然性。但是保守主义同样认识到，人类的政治行动不是活动在真空中，人类社会的文明成就既脆弱又强健。它们经常不会死于各路知识分子所诊断出的痼疾，却经常因为他们开出的猛药而伤筋动骨。

保守主义的这一诊断同时适用于进步和反动的意识形态纲领。激进的欧洲进步主义者将民族国家和领土国家持久的力量和必要性看作“走向愈发团结的联盟”（an ever-closing union）必须克服、也完全可以克服的障碍。但是《巴黎宣言》的反动主义成分同样拒绝认识到，欧盟的构想来自于民族国家体系两次无可挽回的巨大失败。

萨伏伊反动主义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

法国大革命后所设立的维也纳体系经过1848年革命和1870年德意志统一已经彻底瓦解。俾斯麦为德意志和欧洲所设计的复杂联盟结构——《地中海协定》、《再保险条约》——无法平衡强大的德国对欧洲地缘政治平衡的破坏。民主国家协调机制的失败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欧共体的前身——煤钢共同体——是对这一苦涩现实的回应，而并非来自某一“虚假的意识形态纲领”。

漫画：1877年的欧洲

同样，传统身份和社会分工的瓦解与转变，固然有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但是生产技术的变化——重工业和蓝领工作的衰落、避孕技术的进步、脑力劳动愈发不看重体力差距的趋势——扮演了更加根本的角色。任何现实的政治纲领，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不管是将变化作为进步的福音加以接受，还是作为需要缓解和驯化的解构性力量加以规制，都应该在承认这些变化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回应。美国基督徒保守派面对主流新教教派影响力愈发衰落、基督教保守主义逐渐丧失“道德多数”地位的现实，开始讨论所谓“本尼迪克特选项（Benedict Option），不再于全国政治中追求保守主义的政治实现，而转向修道院式的社区自我维持和扩张。

《巴黎宣言》中对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的怀旧式感念以及对民族国家不加修饰的赞扬，没有体现出保守主义所看重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他们的反动主义纲领和现代自由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道德原则和政治实践之间同样存在难以解决的张力。但是《宣言》中并对这种张力应有的警惕。如果说保守主义的经典分析指出某些对“平等”和“解放”的空洞追求会必然走向自身反面，瓦解启蒙主义对人类自由的承诺。那么，当代保守主义同样应当指出，对于“基督教”的、“民族国家”的、“等级制”的“真正欧洲”不加限制地追求，同样可能会要求现代公民放弃他们视作理所应当的权利和道德信念。

这一批评并非无中生有。如界面这篇文章所指出的，宣言的签名-起草者中不乏匈牙利总统欧尔班的首席理论家、波兰法律与正义党重要成员之类人物。欧尔班总理的匈牙利的确回应着反移民、反索罗斯、反“大欧洲”的呼声，但是他实行自己纲领的手段却导致了匈牙利严重的民主倒退。比如，由于中欧大学与乔治索罗斯基金会的联系，匈牙利政府已经数次威胁要关闭这座匈牙利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望的学府。波兰的考钦茨基政府同样和波兰宪法法院就大法官人选问题爆发严重争执。

布达佩斯学生抗议匈牙利政府关闭中欧大学 来源：Syp （CC by 1.0）

如前所述，《巴黎宣言》是一份政治文献和政治行动。它虽然和现代保守主义更加温和和主流的原则方枘圆凿，但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宣言》不同寻常地向民粹主义伸出橄榄枝，指出民粹主义表明“在我们退化和贫乏的政治文化中，欧洲民族的历史能动性也可能重生。”

和特朗普的崛起将史蒂芬·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纲领带入知识视野一样，《巴黎宣言》是对弥漫欧洲的民粹主义反叛的知识总结，试图把没有形状的怒火和反叛赋予形状，自变动不息的怒火中锻造出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有长久影响的组织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民粹反动主义并非如大欧洲或激进进步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反动派绝望地临死挣扎，反而可能预示着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政治板块的深刻变动。站在各种知识立场上去反对《宣言》的空洞和危险十分容易，但是他背后的所代表的实在力量并不会因为知识分子和主流政治的嘲讽而自然消失。

德国总理默克尔（左）与荷兰首相吕特（右），两人同为本国中右翼政党的领导者 来源：Minister-President （CC by 2.0）

欧洲主流中道政治，尤其是在德国、荷兰、英国掌权的传统中右政党没有放弃吸收民粹主义力量的努力。德国总理默克尔尽管在2015年开放大门欢迎难民，但是如今的德国正在领衔欧洲，拼命试图将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拒之门外。他们在非洲大地上进行经济扶贫，和土耳其达成可疑的交易，把所有能堵住的难民拒之门外。2017年三月的荷兰选举中，极右派吉尔德·维尔德斯输给了现任首相吕特。但胜选的传统右翼大党自由民主人民党（VVD）的立场也大幅右移。

欧洲的保守主义曾经拥抱了普选权、罢工权；美国的保守主义也和国际干预主义与强势联邦政府达成了并不轻松的和解。当代保守主义面对的挑战并非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吸收和驯服世界动荡释放出的能量，同时维持政治实践的合理形式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