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舒丽瑰】

这两天新型冠状病毒让全国草木皆兵，各地农村都在积极应对，如河南村庄的积极分子敲锣打鼓，不让农户外出聚会、拜年，江西村庄的积极分子除告知农户不外出外，还用树杈将自然村和自然村之间的道路封了起来，强制不让农户外出聚会等等。同处湖北的武汉也打起了响亮的疫情防卫战。

相比其他地方的农村，笔者湖北老家的疫情防护就显得相对消极了。

一

首先是村干部和村医对我们这些从武汉返乡人员的监控、防护力度不够。

我老家所在镇距离武汉不是太远，坐汽车直达只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全镇4万多人口，10多个村民委员会。省道、区县连接通道、高速公路等在镇区附近穿过。老家所在村在集镇附近，全村面积十几平方公里，2000多人口，外出务工人员三四百人，其中不少是从武汉直接返乡或经过武汉返乡的。

例如我所在的自然村共17户农户，其中1户直接从武汉返乡，3户经过武汉返乡。从控制病情扩散的角度，我们这些从汉返回的人员应当积极防护，自我隔离。实践发现，除了个别家庭有这个意识和行为外，剩下返汉人员的警惕性明显不太够。

1月23日，我家前排经过武汉的一户农户家里出现了一名疑似患者，该名患者在去乡镇就医的过程中被隔离了，后又被送往县医院隔离。该农户被隔离后，其家人还在村子里到处乱转，和人打牌聊天。出于安全的考虑，我父亲给村干部打了个电话，报告一了下该农户的情况，结果村干部表示自己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没有限制该农户外出玩耍的权利。

到1月27日正月初三，我返乡已经6天，母亲返乡已经8天。直到27日早晨，我们村的村民小组长才打电话简单问了一下我们返乡的时间，除此以外再没其他。

其次是村干部和村医没有采取行动让村民意识到疫情防护的重要性，并适当限制村民外出活动。村民目前获得的疫情防护知识主要是从电视上获取的，他们的行为也随着电视形势的变化时松时紧，缺乏将防护长期坚持的意识。

正月初一以前，我们这儿的人出门都不戴口罩，而且就爱往人多的地方去，偶尔在街上碰到几个戴口罩的人还笑话人家“怕死”。正月初一、正月初二，我村农户外出活动的次数明显减少，村子里安静许多，极少听到车子启动的声音。不知道这和这两天天气不好有没有关系。

相比之下，很多农村都封路封村，严查人员流动

正月初三，天放晴了，村子里出来活动的人就开始多了。我家住在主路边上，时不时就能看到小汽车和摩托车穿过，也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人员开始串门，个别细心的还戴了个口罩，胆子大一点的就什么都没戴，还说太阳可以消毒，可以镇住邪气，邪气过去就好了。

就笔者敲字这会，附近三四家人家还聚在一起玩耍、说笑。原来是我的邻居打电话让住在镇上的女儿过来住几天，她的女儿果然带着小孩回来了，大家一看人多热闹就都出来了。我跟他们说让他们在家呆着，不要聚集，他们却说没事，没那么容易死，不怕死的死不了。

最后是村里积极分子发挥的作用有限，带头防护，督促农户防护的作用不足。至于村里谁是积极分子，我有点困惑，是党员吗？是村民代表吗？他们具体对应着谁，是辈分高的人？年纪长的人？有钱的人？这些人说话顶用吗？是外出返乡的年轻人吗？他们又发挥了多大的积极作用？

据笔者观察，这些群体几乎没有发挥积极作用，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作用也比较有限。1月24日，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因推测和了解到疫情可能比较严重，外出走动、聚会会增加交叉感染的几率，不利于疫情防护。出于疫情防护的考虑，我主动通知了家里的亲戚朋友让他们停止拜年，不要外出活动，并且在我村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微信群里面逐个通知，让他们不要外出，积极防护。最后亲戚们都采纳了我的意见，当然这也离不开家中有权威的长辈的支持，年轻朋友们响应的却不太多。事后，我妈知道了还让我不要老是说，说多了惹人嫌。

相比于河南信阳的村医又是送口罩，又是送体温计，让武汉返乡人员自行测体温，及时上报，河南及江西的村庄积极分子督促农户积极防护等等，我们湖北老家的村干部、村医及村庄积极分子的疫情防护行为显得相对消极了一些，疫情防护力度显得相对小了一些。

二

湖北老家的疫情防护力度相比各地村庄相对较小，可能与政府的重视程度、反应速度、管理水平差异等有关，也有可能与村干部及村医的群众动员能力强弱等有关。疫情当前，各地各级政府普遍比较重视疫情防控。故笔者这里主要从村干部及村医群众动员能力强弱的角度，思考村干部及村医的群众动员能力弱对湖北老家疫情防控力度的制约。

在湖北老家，村干部群众动员能力较差对疫情防控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村干部不敢在正确的事情上得罪农民，坚持原则。

疫情防护已经到了关键期，湖北又是疫情防护的重点区域，积极进行疫情防护应该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很难想象我村干部在得知村湾出现疑似患者之后还采取消极保守的态度，坚持要等到上级命令来了之后才敢行动。为什么他们在认知上明明知道要积极进行疫情防护，行动上还相对迟缓？笔者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管理农户的社会性权力，只能消极等待上级赋予其处理具体事务的强制性权力之后，才敢积极行动。

其次体现在村干部在正确的事情上，不敢积极调动下面的村组干部。

小组长名义上虽然比村干部低一级，严格意义上却不是村干部的下级。村干部找小组长办事带有“求着”的性质，掺杂着人情的味道。因为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我村村干部几乎没有给小组长发工资，村干部因此也不敢事事去麻烦小组长，除非遇到上面安排下面的非常紧急、重要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轻易去找小组长办事。

所以当村民给村干部反馈信息时，村干部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小组长去处理事情。他们在等，等上级确认事情的严重性之后，才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小组长，小组长处理事情的速度因此大大下降。

最后体现在村干部处理正确的事情时缺乏可依靠的群众力量。

政府在传达任务、分配工作时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工作方式，村干部却不行。村干部是整个正式权力体系的末端，几乎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因为其已经是最末端，不可能再向下分解工作。没有权力但要完成任务，村干部要完成任务，就必须依靠其社会性权力。

江西、河南等地农村的熟人社会保存相对完整，农户之间既相互熟悉，又有盘根错节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还具有一定的价值生产能力，能够生产出对熟人社会负责任的村庄积极分子，这些人能够在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成为村干部的重要助力。

而在笔者的老家，熟人社会保存欠缺完整，村民相互之间熟悉却缺乏厚重的社会关系网络。村庄内部缺乏价值生产能力，难以生产出关心村庄事务的积极分子。在涉及村民利益的事务上也鲜少有人关心、出头，村干部因此缺乏相应助力。村组干部缺乏支持性的群众力量影响了其宣传、控制疫情的力度。

至于强行动员群众，固然效果好，但比较麻烦，容易耗损个人的面子、资源等等，所以村组干部也会缺乏积极性。实践中，本地村组干部倾向于等政府指示、赋权，并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按部就班地做宣传、防控工作，不多做事，不积极做事。群众的疫情防护认知及行为因此缺乏稳定的社会性监督机制，水平参差不齐，不太稳定。

村医群众动员能力弱的原理与此大致相似，这里不再赘述。简言之，湖北老家的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社会关联较弱，村干部在群众中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力度因此受到限制，力度相对较弱。目前干群之间的关联机制主要是靠熟人社会这一社会因素在维系。社会因素具有区域性差异，干群之间的关联程度因此也差异较大，不太稳定。若要稳定二者的关联，则要考虑在制度层面创造二者间的关联机制。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再展开。

1月27日，防疫人员在进行防疫消毒（图/新华社）

三

在湖北老家，形塑村干部群众动员能力较弱的制度基础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

政治方面，政府取消了村干部的强制性权力，村干部因此缺乏动员群众的制度资源。这一政治趋势自农业税费取消以来便开始出现，之后也一直没有得到遏制。政府取消农业税费的好处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坏处是锁定了村干部向农户筹集资源办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力，也锁定了村干部动员农户办理村庄事务的积极性。

项目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大量国家资源进入村庄社会，村庄公共品供给的资源困境得到缓解。但国家资源在进入村庄社会的过程中，并未注意到增强村级组织资源统筹能力的问题。村级组织因此缺乏资源能力去动员组织群众，有效应对疫情防护问题。

经济方面，村干部的经济收入相对下降，阶层地位也相对下降，动员影响农户的能力因此下降。在不流动的农业社会，农业是农户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村干部因比普通农户多了一份工资性收入，家庭收入较高，经济地位较高。村干部是村庄里说得起话，办得起事的人。

而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村庄人口的不流动性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农业不再是农民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甚至是主要来源。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此背景下，在村的村干部比农户少了一笔务工收入，相比外出务工农户，家庭收入相对下降。村干部也逐渐成为了村庄里说不起话，办不起事情的人。村干部动员农户的能力也因此相对下降。

社会方面，半熟人社会的性质限制了村民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村干部的群众基础相对薄弱，动员农户的能力受到限制。半熟人社会的性质是相对于熟人社会而言的，且这里选取的指标主要是村民之间血缘地缘关系网络的联结程度。

在笔者的家乡，村民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呈现双弱的状态。笔者的家乡是个村庄历史记忆非常短暂的地方，距今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家族血缘的力量还没来得及积蓄，村庄尚未基于血缘形成一套集体行动规范。另外，本地地广人稀，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户均一二十亩土地，河湖众多，鱼虾密集。不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各项日常生活需求满足，单家独户的农户均可依靠自家力量解决，不必过多依赖外部力量。本自然村的农户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却几乎没有交集，因此也就很难在地缘的基础上生成一套集体行为规范。

本自然村的农户既缺乏组织，又缺乏规范，本质上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信奉个人认同的差异化规则。这样一群高度异质化的个体很难达成统一一致的意见。当遇到村庄选举时，分散农户普遍会遭遇每个人都觉得个人意见没有得到准确表达的困境。久而久之，农户就对选举失去了兴趣，开始倾向于选择政府推荐上去的干部。如是，村民虽选举出了一个干部，内心却未必真正认同。这样的村干部虽占据了位置，但群众基础仍然比较脆弱，调动动员群众的能力受限。

上述三个因素都是湖北老家村干部群众动员能力差的形成基础。若是聚焦到湖北老家的疫情防控力度相对小，则应该突出湖北老家社会基础的不同，半熟人社会基础的疫情防控与熟人社会基础上的疫情防控有所不同。

四

疫情当前，刻不容缓。其实对于村级干部来说，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村干部除了简要收集农户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微信群等方式，要求武汉返乡人员定期汇报体温等信息，及时准确掌握这部分人的身体状况。另外，应该用群众能接受的宣传方式向农户宣传疫情防护知识，督促农户进行疫情防护，例如乡村大喇叭、宣传车等。此外，还应该将村庄中的党员、群众代表等积极分子动员起来，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带头做好防护措施、宣传工作及监督工作。不要让农户随意外出，聚会。

1月28日正月初四，村民的生活在经历了初一、初二的短暂平静后，逐步开始恢复正常，外出活动、交往、拜年。最后，应该利用好村庄中的年轻人，让他们做好自己家人的工作，并力所能地监督好周围的人。例如，利用建立微信群，相互推荐好友的方式，将年轻人组织起来，动员他们，做好家人的宣传防护工作。让年轻人成为村庄疫情防护工作的积极力量。年轻人掌握知识，接受科学知识的能力比较强，但他们不掌握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村干部有一定权威，但单个人的力量有限。村干部动员年轻人，就是给年轻人赋权，激活他们的村庄身份，让他们有介入村庄事务的合法性和积极性。

疫情防护既是专业人员的战争，也是人民战争。政府动员群众做好基础防护工作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传播的次数、速度，减少感染基数，减轻专业人员的工作压力，并为专业人员的攻坚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在外围支持整个疫情防护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政府在动员群众时难免有疏漏，在此非常时期，群众也要站在建设者的角度，主动配合，积极参与，积极建言献策，一起打好疫情防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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