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提法要非常慎重。前些年我们提的还是中国经验，但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都开始谈中国模式。整个世界从前些年的唱衰中国，转为唱盛中国的论调，这是很大一个变化。问题是，真的有一种中国模式吗？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要从特殊的经验发展为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它应该有相当长时间的过程。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年，从时间上说，这个阶段还太短。在我看来，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式必须经历过一次很大的内部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它必定能通过这样一种大的危机，从中重新走出来，证明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局部性的经验上升为具有普世性的模式。但中国经验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面临这样的危机。所以我想，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这是其一。

其二，现在各种各样对中国模式的论证，都是在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美国、欧洲、西方的不同之处。这种特殊性是否可以支持这样一种模式呢？关于中国模式现在有很多争论，有些强调中国的特殊经验，有些强调中国今天经济发展的成功不过是一些已经被世界证明了的普遍价值的结果。这两种争论现在都缺乏强有力的论据，事实上，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中既有现代化发展普遍成功的因素，也有特殊的因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到今天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述。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模式其中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多大的普遍性，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模式即使是特殊的，又具有多大推广的普遍性？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的论证，还需要实践的证明。我们今天太多的是强调文化因素。如果中国产生了一种模式，一定是一种文明。也就是说文化是特殊的，解决一个民族内部的问题，但是文明是普世的。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明大国，但在今天的背景下，中国是否能创造一种具有普世影响的文明，而不是特殊的文化？这一点今天依然需要证明。我看到各种各样关于中国模式的证明，大多只是从文化的特殊性来证明，缺少一个普世性的文明证明。而且很多对中国模式的论证，多是强调和世界的普世文明相异、相冲突的方面，而这又是反文明的。

以上就是我认为提中国模式要慎重的理由。接下来，我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然，中国这三十年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问题是，这是一种怎样的崛起呢？我这一年来的看法是，中国今天仅仅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包括物质上的强大，国家和国民竞争能力的发展，还有马克斯?韦伯说的制度合理化，这里的制度合理化不涉及价值问题，仅仅有关整个制度的有效化、理想化。从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的确完成了富强的崛起。但是，在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上，和富强相对，中国今天还没有达到文明的崛起。吴建民曾经说过，当2008年金融危机后，整个中国突然被推到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也没有准备好。什么没有准备好？在文明的崛起上没有准备好。我这里说的文明，相对于富强，指的是一种价值，一个民族、国家追求的价值，以及与价值相关的制度，特别是社会、政治制度。在这方面，中国还处于转型中，在核心价值上，中国还处于迷失状态。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文明的崛起。只有等到文明的崛起，中国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有与价值观相关的制度，我们才可以说中国在文明的层面上崛起了，然后才有可能形成对全世界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模式。

我想关于中国模式的提法，还是要谨慎一些，应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实践的探索，让时间来考验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