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20余名京籍人士代表到访北京市教委，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少数是孩子家长。 9点不到，北京市教委信访办接待人员到岗。20名京藉人士推选出5名代表，陆续进入信访办公室表达明确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诉求。

据媒体报道，一位身材高大的京籍青年向工作人员阐述了反对“异地高考”的理由。在他看来，外籍孩子素质极差，打架斗殴带坏了本地小孩。他们认为，外籍孩子不断涌入，占用了过多的本地教育资源，“要想享受作为北京人的权利，必须先要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另外一群人也在北京市教委信访办等待递交材料。他们自称“教育公平志愿者”，全部是非京籍家长。从9月20日开始，他们每周四固定前往北京市教委，希望约见教委主任姜沛民，就异地高考政策问题进行交流。据其中的一位家长介绍，这已经是双方的第二次交锋了。

而在当天早些时候，双方曾在教委门口发生争吵。在网友拍摄的视频中，一个身着黄色风衣的京籍女子大声叫喊着，“还有没有人权啊？”双方剑拔弩张的争吵，一度阻碍了交通。

在上海，沪籍与非沪籍人士也上演了类似的交锋。9月27日，上海“教育公平志愿者”像往常一样，前往大沽路100号，向上海教委递交开放“异地高考”的倡议书，同时沪籍网友“C2K-KGB机枪天使”亦前往教委，提出“关闭外来民工学校”、“反对异地高考、中考”等诉求。双方在信访大厅发生口角冲突，后分别被警察带离。

自今年两会期间传出“异地高考”改革的消息后，这一话题不断发酵，支持和反对者壁垒分明，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而随着年底“异地高考”方案出台时间将近，双方的冲突已经从网上转移到现实中，并且有蔓延之势。在“异地高考”这一议题面前，京沪本地和外地族群的利益不一致再次凸显。

2011年3月23日，一批非京籍家长到北京教委“上书”，呼吁放开学生异地高考

一石激起千层浪

2012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教育部从去年1月起就“异地高考”方案在各省市展开调研、对接和征求意见的工作，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方案的出台时间“用不了10个月”。

一石激起千层浪。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现有流动人口2.6亿人，随迁子女人数高达2700万。“异地高考”改革一旦启动，无疑将影响这2000多万孩子的命运。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份，山东省已经决定，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此举被认为跨出了全国“异地高考”改革的第一步。5月份，福建省教育厅发布“异地高考”相关政策，其指导思想与山东省类似，即只要满足高中三年完整的学习经历就可在当地参加高考。

各地接连出台的政策让随迁子女的家长们看到了“异地高考”改革的希望。然而，山东、福建等省份的方案并不具有代表性。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市外来常住人口为742.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6.8%；上海则为897.70万人，占39.0％。作为外来人口集中流入地，京沪的“异地高考”需求最为强烈。然而考虑到城市承载力的问题，教育部门对京沪开放“异地高考”的态度也最为谨慎。

8月31日晚，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教育部长袁贵仁在解读这份文件时强调，“异地高考”要有条件准入。而除了“学生条件”和“家长条件”之外，还有“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这个群体，这个城市能发展到多大规模”。这条规定被认为“门槛过高”。

而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一直享有较高的录取率和优质的教育资源，被视作“高考洼地”。这也使得本地和外来族群对高考所附加的利益尤为敏感，推行“异地高考”改革的地方阻力较其他地区要大。截至记者发稿时，北京、上海等地教育主管部门还未发布当地“异地高考”方案。而此时距离年初“10个月内出台政策”的期限只剩两个月，距离各地2013年高考报名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至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上海市教委在回复本刊记者询问时表示，“可能在12月份。”

而焦急的家长们却无法等待。在网上，一群自称“教育公平志愿者”的家长们致力于推动“异地高考”。从2010年开始，他们平日里征集签名，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四前往教育部递送签名册和呼吁书。随着时间越来越紧迫，从9月20日开始，家长们每周四都要到北京市教委询问政策出台的情况。

与此同时，另一群网友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京沪本地家长。在网上，他们将上述“教育公平志愿者”成员称为“异闹”，并喊出了“反对异闹”的口号。网友“midiya”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将“教育公平项目”斥之为传销事业，“他们假借教育公平之名，趁机敛财，乃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利益博弈

“异地高考”问题由来已久，而其前身则是“异地就学”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劳凯生告诉记者，“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人进城务工，他们的孩子自然有在当地就学的需求。”

针对这一趋势，200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该文件明确“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如今，十年过去了，当年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作为“异地就学”的延续，“异地高考”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的、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然而，对于在流入地接受了完整义务教育的孩子们，重新回到不熟悉的家乡参加升学考试实在有太多困难。除了与父母分离、没人看护之外，最大的问题是各地教材不统一，孩子很难在短时期内适应当地教学和考试。有河南籍家长告诉记者，自家的孩子从小在上海接受教育，成绩处于中上水平。初二时回到了老家，成绩一落千丈，年级排名倒数。

事实上，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而言，往往在小学升初中时就要做出选择，是选择继续留在当地还是回老家。而留下的那部分人在面临中考这道门槛时，又要再做出一次选择，很多家长担心孩子跟不上教学进度，因此选择在初二时将孩子送回老家。

这也成为“异地高考”民间版方案中“连续学籍认定资格”的依据。今年3月，“教育公平志愿者”曾起草并公布了一份“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民间版方案，方案提出：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 3 年以上连续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北京、上海两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 4 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此方案遭到京沪网友的强烈反对。网友“forzensmile”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资源作为地方资源，理应首先由本市居民来享受。除此以外，上海没有任何义务应该来承担不属于她的责任。”

类似的观点得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的认同。今年两会期间，他曾就“异地高考”问题发表看法，称高校资源部分投入出于地方政府，主要用于本地公民，也应适度、逐步向外地公民开放。“异地高考应设立一定条件，并逐步实施，兼顾双方。”

而对于外地考生来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后果实在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在现实中，全国重点大学绝大部分为教育部直属，但部属高校的分布极不均衡：75所中的50所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北京就占据了24所。而全国人口占比7.02%的河南却没有一所部属高校。较多的高校，再加之较少的人口，导致京沪两地的录取率相比全国其他地区遥遥领先。2012年，北京地区一本高考录取率为25.5%，上海也达到20.51%，而河南只有6.9%。尽管这些年，京沪等地的重点高校都在不断提高外地高考招生计划数——2012年，复旦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计划招收2860名本科生，其中在沪招生计划810名左右，本地和外地考生录取计划数比例达到1：2.5——但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考生来说，依然要“削尖了脑袋”才能考入名校。

劳凯生认为，产生“异地高考”问题的根本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已经不适应我国现阶段大量人口迁移的现实。而作为户籍制度捆绑的权利之一，教育资源无法单独设计，只能与户籍制度改革联动。

这无疑也是上海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思路。2009年，上海启动第4次户籍改革，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者可以申请获得上海户籍。2012年，有10类非上海户籍考生可以在上海市参加全国高考，其中就包括持引进类人才居住证人才的子女。

对此，网友“frozensmile”认为，现阶段上海的户籍政策已经充分涵盖了本市居民的教育需求，“上海本市居民的范围不仅包括本地户籍居民，也包括了取得居住证的新移民，因为他们在上海生活，在向上海提供税收、缴纳社保，尽了一个市民应尽的义务。”

对于普通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来说，由于难以达到申请引进类人才居住证的条件，此举等于对他们关上了“异地高考”的大门。

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异地高考”问题的两难处境在于“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而除了利益博弈的双方，作为第三方的教育机构对“异地高考”的态度也莫衷是一。一位不愿具名的上海市重点高中教师告诉记者，“异地高考”的消息出台后，他们曾私下讨论过。他们认为，如果上海开放“异地高考”，对于高中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参加中考的人多了，生源的质量会有所提高。”

而在今年上海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分组讨论时，亦有专家表达了对上海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心，提出从高中生就引进外省市人口，“让他们提早来，尽早学说上海话，尽早融入上海，这比从外面引进已经毕业的硕博士要好。”

进退两难

除了利益博弈之外，作为中国最大的人口流入地，同时也是教育资源最发达的地区，京沪等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开放“异地高考”之后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教育、就业、社会问题都需要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

上海亦曾试验过招收外省市高中生。从1999年开始，上海寄宿制高中施行招收外省市生源的政策，2000年又扩大到全市重点高中。根据这一政策，这些外省市学生毕业后按上海学生待遇参加当年上海市高考和招生录取。2006年上海市教委取消了此项政策。这7年间，平均每年有近3000名外省市学生获得在沪高考的资格。

邵颖是当年最后一批获得在沪参加高考资格的外省市学生，她告诉记者，取消该政策主要是因为上海家长的反对。“因为外地的教材难度大，我们到上海读书后学习成绩好，能考上当地比较好的学校。上海家长们认为我们侵占了他们的资源。”

上海家长们的担忧如今依然存在。由于京沪等地是“高考洼地”，开放“异地高考”无疑会加大高考移民的可能性。“如何确定合适的门槛区分高考移民和随迁子女，这是考验决策者智慧的时候。”劳凯生说。

而根据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的说法，京沪等外来人口集中流入地区如若开放“异地高考”，可能会引发在当地参加高考的考生增多，从而影响当地考生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会在制定招生计划时予以考虑。

但高校扩大招生计划之后呢？当这些学生毕业走向社会时，是否会面临因大学生扩张导致的就业难题？对此，复旦大学教师沈逸认为，“异地高考”改革要有周全的资源作为支撑。“如果政策是要在推动开放异地高考，并且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大学生人群规模膨胀时，还必须要为这些考生未来的就业做好相应准备，否则他们上完大学要面临找到工作的问题。”沈逸说。而在更宏观的层面，有人担忧开放“异地高考”之后，为了平衡录取率，更多的教育资源会向京沪等地倾斜，从而导致“教育洼地”现象更明显，教育的两极分化不断扩大，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中国地域发展差异巨大的痼疾，决不能通过简单粗暴地竞夺相对优质的资源来治愈。国家应该把应有的资源投入到真正的高等教育上来，尽快务实地建设京沪穗等特大型城市以外的大专院校。”复旦大学教师朱绩崧在微博上写道。

（应受访者要求，邵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