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爆炸案后续报道：7月20日18点，来自山东菏泽、曾在东莞务工的的残疾上访者冀中星因散发上访传单遇阻，在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口引燃随身携带的自制爆炸装置，导致自己左臂受伤。这一事件发生后，冀中星疑似遭东莞当地治安员殴打致残的遭遇和他将近10年的上访经历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据《中国青年报》今日报道，曾在冀中星致残案中为冀担任辩护律师的许名勇向媒体透露，冀中星疑似遭东莞新塘村治安队队员殴打致残一案中，证据明显对冀中星有利，因为“医院医疗记录显示冀中星被送至医院时遍体鳞伤，这明显不可能是简单摔一下就能摔出来的”，且有现场唯一证人作证证明冀当时确实遭到殴打。然而冀中星最终败诉，这迫使他走上了进京上访之路。

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冀中星引燃自制爆炸物的瞬间

7月21日凌晨，引爆自制炸弹后的冀中星在送医途中

遭治安员殴打 因缺少证据败诉

2005年6月28日是冀中星一生中的拐点。

冀中星，山东荷泽市鄄城县富春乡大冀庄村人，小学文化。1999年，20岁的冀中星离开山东到广东东莞打工，那时，他攒钱为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开“摩的”拉客贴补生活。他没想到的是，这辆摩托车为他命运转折埋下伏笔。

按照冀中星事后在一篇博文中所述，2005年6月28日凌晨2点，他在骑摩托拉一名叫龚涛的乘客去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的路上，遇到警察巡逻查车。冀中星没有停车，被警车追到了新塘治安队。在治安队门前，冀中星遭到治安队七八名治安员的殴打。

冀中星称，自己第二天苏醒时发现已经身在医院，身体已经没法活动。医院诊断证实，这次殴打造成他“腰1椎体暴裂性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以后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这是冀中星对事发情况的描述。然而这一描述最终并没有得到法院方面的支持，原因是，缺少证据。据《南方都市报》披露，冀中星最初的代理律师薛朝辉一开始曾希望提起刑事诉讼，但厚街警方坚持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查车的情况下不慎摔倒，导致瘫痪，只愿以交通肇事立案。

此后，冀中星只能提起民事诉讼。2007年1月31日，冀中星正式向原东莞市人民法院（东莞市当时唯一的基层法院——记者注）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新塘村委会赔偿其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338266.99元。

此间，由于代理律师薛朝辉考上广东中山市公务员，该案由其同事许名勇接手。

许名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民事诉讼庭审时，他申请了乘客龚涛出庭，龚涛也愿意作证证明治安员殴打了冀中星。但2007年7月26日，原东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冀中星败诉。冀中星不服，提出上诉。2008年1月31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许名勇说：“法院最后认定说虽然有残疾，但是证据不足，两级法院认定的是这个结果，我们也不好说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

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从法律角度讲，诉讼的证据明显对冀中星有利，事件的唯一证人龚涛还特地出庭作证。在法庭上，龚涛称冀中星确曾在被警车追赶时摔倒，不过并未摔伤，“冀中星的受伤完全是在摔倒后被赶来堵截的身穿灰色制服的新塘治安队员用钢管、钢筋暴力殴打所致。”此外，厚街医院医疗记录显示冀中星被送至医院时遍体鳞伤，这明显不可能是简单摔一下就能摔出来的。

2013年7月21日下午5时，爆炸后一天，东莞市委宣传部作出了一个简短的说明。在说明中，东莞市委宣传部仍然强调，“因整个案件过程没有其他路人及群众围观，至今仍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龚涛的情况，故该案仍在调查中，如若查实，将依法处置”。

许名勇说，二审后冀中星一家有些失望，向他要走了所有的判决书和相关司法材料，之后，双方再没有联系过。

媒体“伸冤”之路 报道却无人关注

在司法途径之外，冀中星还试图通过媒体给自己“伸冤”，他们找到的人是当时一家媒体驻河南记者站的吴贤德。

吴贤德是通过同行介绍与冀中星一家产生交集的。2006年5月28日，他与实习生从郑州转了好几趟车来到山东菏泽。后来，冀大荣开拖拉机接他们进村。

“凭我的感觉，冀中星家是村里比较穷的。”吴贤德说，冀中星家的房是用破烂的灰砖砌起的墙，“没有院子，是平房，才四间屋子。”他回忆，整个村子都很穷，都是矮小的房子，道路上也都是草。

冀大荣把吴贤德请到了自己的卧室，房间里比较突出的摆设就是一张破木桌。冀中星奶奶的房间有一张床，冀中星躺在奶奶隔壁的房间。那间屋子大约十来平方米，冀中星的床是用几块木板临时垒成的，中间挖了一个洞，上面放了一块海绵。“当时，冀中星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父母种地，他由奶奶照顾。”吴贤德说，奶奶抱怨祸不单行，因为冀中星的叔叔在前一年去世了。

最后一间屋子是厨房。厨房内没有电饭煲等电器，做饭要靠烧麦秸。吴德贤看到一个小篮子，里面放满了馒头，“我们蒸馒头一般当天吃，他们家蒸了要吃好几天。”

吴德贤回忆，四间屋子中没有什么电器，连电视机、电风扇也没有。在那个夏天，奶奶不停地给冀中星扇扇子。

吴贤德没法忘记第一次见到冀中星的场景。“他大小便没法自理，只能光着身子。周围有排泄物，有些臭，夏天苍蝇飞来飞去，他只好又盖了一条白色的被单。”吴贤德说，房间实在太小，他只能站在门口用相机拍了照片，还使用了闪光灯。

2006年5月，冀中星向前来了解情况的吴贤德展示伤情

由于家中没有客房，当晚9点左右，冀大荣又开着拖拉机把吴贤德一行送回镇上。第二天，冀中星的哥哥冀中吉也从东莞赶到家里，带来了律师整理的一堆材料。“冀中吉是一边哭一边给我讲事情的。”

吴贤德在材料中写道，冀中吉说：“接到弟弟被打成重伤住院的消息后，我和家人及时赶到了广东，可是由于我们是农民，家里穷又无钱，我们找谁，谁都不愿管，更让我们生气的是，我们找到打我弟弟的新塘治安队，治安队却反咬一口，说我弟弟是被流氓地痞打的，当时要不是他们发现，把我弟弟及时送到医院抢救，连命都没了……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有冤无处伸情况下，只得含泪把我弟弟从东莞接回山东，为我弟弟前往广东处理事故、住院治疗，老家所有亲戚钱都借了，现在弟弟下身溃烂、瘫痪不说，还欠了10多万元外债。”

让吴贤德印象深刻的是，冀中星的母亲当时执意让冀大荣到镇上请他们吃顿饭，“因为她担心家里的馒头、咸菜不合口味。”最后，吴贤德还是抢着付了钱。

拿到材料后，吴贤德连夜返回郑州。当他联系冀中星的律师时，对方表示正在向东莞市有关方面请求调查取证，帮助冀中吉维权。

6月2日，吴贤德在博客上发出了《山东鄄城农民工惨遭广东东莞“恶治安”员殴打终生残废》的文章。这篇文章同时还被他投往全国各大网站。直到今天，吴贤德仍然保存着当时为冀中星拍摄的照片。

不过，这些图文大多石沉大海。“同行和冀中星的家人都安慰我，你也算尽力了，不怨你。”吴贤德说，他仍然很寒心，因为当时连事发地的媒体也没有回应这篇文章。

被迫走上上访之路

在司法与媒体途径维权受阻后，上访成为冀中星家最后的手段，但这一次去北京上访，冀中星的家人并不知情。实际上，直到当天晚上接到媒体的采访电话，远在内蒙古一家酒店打零工的冀中吉才知道弟弟冀中星又去了北京，而且出事了。冀中吉赶忙给家中的父亲打电话，父亲告诉他，昨天起来，“发现桌子上留了个条子，人不见了”。

冀中吉说：“我立马愣住了，不相信这是自己亲弟弟干的”。他坐在马路上接了一夜的电话。尽管疲态尽现，他依然大声坚称弟弟“是没有办法被逼到这一步的”。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就想这事情咋解决，咋办呢？他身体怎么样了？我要不要去北京呢，让去吗？”

冀中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08年奥运会期间，为了怕弟弟闹事，当地政府曾把轮椅收了，像看犯人一样看在家里。他回忆，此前弟弟也曾去北京上访，之后被村里人领了回来，东莞方面因此给了家里10万元的“救助”。

冀中吉告诉记者，自己不识字，当时东莞来人说要给8万元救助，一开始他们家不愿意，对方就表示可以再给两万元，给了之后让签字，“我不认识字，我弟弟还是谁签的，签完字以后，立马改变态度，说你们签了字以后就不要闹事了。”

这上访所得的10万元并没有改变冀中星一家的生活状态——大部分钱都用来还此前欠下的医药费了，剩余的一部分被拿来买了一台电脑给冀中星消磨时间。

冀中吉比弟弟大两岁，但他已经很久没有跟弟弟有过深入的交流，他想不明白弟弟怎么去的北京。毕竟，自从弟弟瘫痪后，冀中吉就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父亲、弟弟、妻子还有两个孩子都需要冀中吉养活，外出打工挣钱才是这个中年男人生活中最优先的考量。

在哥哥的印象里，出事后的冀中星整天都闷在家里躺着，偶尔家人会把他抱上轮椅转转，不见有什么朋友来找他，每天的时间都通过玩电脑游戏和看电视来打发。

爆炸的那一刻，吴贤德还在出差回郑州的火车上。随后记者电话接二连三打来，直到他的手机耗尽了电量，“数不清有多少记者，全国各地的都有。”当他到家打开电脑，已有50多人申请加他QQ好友，大部分都是记者。

“当年，如果至少有一家媒体关注……”吴贤德有些遗憾，形成对比的是，2006年他把冀中星的遭遇发往各个网站，却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有的文章还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