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月底微博大V薛蛮子因嫖娼被拘以来，网上网下对此事的议论始终不断。有些评论直指此事乃是对薛蛮子微博言论的打击报复，并对其嫖娼一事寻找合理解释。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今日分别刊载钟新文、单仁平评论批驳上述论调。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刊文称，大V身份不是违法挡箭牌。

钟新文认为，为薛蛮子的嫖娼行为辩驳者是将“大V”的身份当作挡箭牌，为其谋求自外于法律的特权。而作出所谓“打击报复”假想的人，是抛出“阴谋论”来博取同情，试图谋求法律之外的“解决”。文中提到“一个人的违法犯罪，不能抹杀其过往功绩；反过来说，过往辉煌也难以为违法犯罪正名。”

在单仁平的文章中也持有相近的观点。单仁平认为，将抓薛蛮子与“打击言论自由”挂钩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偏执”，偷换了“言论自由”的概念。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如果“只要一个人热衷发表反体制言论，无论他做了什么，都是‘不能动’的。否则就是‘打击言论自由’。这实际在要求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的特权。”

单仁平表示，扫黄的公安干警脑子里不会想到抓嫖娼同言论自由有什么关系，并奉劝“热衷在网上搞批评的人也不必强行引申这个联系。”

以下为钟新文、单仁平评论全文。

钟新文：“大V”标签不是违法挡箭牌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无论观点如何多元，总会有一些基本共识，比如事实、法律。讨论一个问题，首先应看事实如何、是否合法。如果无视事实、抛开法律，仅以个人好恶选择站队、用不同标签评判是非，讨论不会有出路，社会也难有真进步。

这段时间以来，有网络“大V”因涉嫌违法被抓，引发网上网下普遍热议，除了拍手称快的，也有一些不同声音显得格外醒目：“嫖娼是行为艺术”，“上帝都会原谅妓女”，“抓嫖娼就是打击报复”……各种奇怪论调纷纷出笼，似乎嫖娼成了一种高尚行为，对“大V”嫖娼尤其要“网开一面”。

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些网络“大V”的行为是否属实？类似嫖娼等行为是否违法？倘若无视这些，只毫无根据地谴责别人“选择性执法”，却没看到自己的“选择性失明”，言不及义地为违法行为开脱，甚至渲染种种“受迫害情绪”，只能说明，这是将网络“大V”身份作为挡箭牌，为网络“大V”谋求自外于法律的特权。

在某些人那里，类似“特权”思维并不新奇。不是有这样的故事么：有“大V”在图书签售现场进门被拒，对保安声称：“我有987万粉丝,让我进去。”用粉丝数谋求开路特权、网络反对特权、网下谋求特权，并非孤例。沿着这种逻辑，一些网络名人凭借自身名气和背景，以为即便有出格行为，自己的“抵抗力”也要比普通网民强；以为即使是违法犯罪，相关部门也要顾及所谓舆论和粉丝，不敢依法惩处。这种自我预期，一旦在现实面前破灭，就抛出“阴谋论”来博取同情，试图谋求法律之外的“解决”。

在为“大V”违法打造的各种挡箭牌中，有一种被经常拿来使用。比如，声称“大V”搞了多少慈善项目、发起了多少公益活动、推动了多少舆论监督，希望以此“功过相抵”。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实在经不起推敲。一个人的违法犯罪，不能抹杀其过往功绩；反过来说，过往辉煌也难以为违法犯罪正名。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如果做过一些“好事”就希望拥有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如何实现？那些因贪腐被抓的官员，在出事之前，难道就没有一点贡献？近段时间以来，不少高官因为贪腐落马，就传递了“规则面前，没有例外”的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不管是贪腐的“大老虎”，还是违法“大V”，都不应有特权思想，也不会有特权待遇。

毋庸讳言，在某些网络“大V”眼里，粉丝多也是一种身价，不仅希望它成为精神财富，更希望它转化为现实中的特权。这种认识和期待，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摆脱这种“特权幻觉”，坚守住法律底线，“大V”的身份才会有真实的分量，才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单仁平：抓卖淫嫖娼扯不上“打击言论自由”

薛蛮子因嫖娼被抓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人宣称这是“打击言论自由”。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由来已久，中国从事这项非法活动的人，也都该知道有风险。这些年公安机关扫黄抓的人大概不计其数，但这次抓住的因为是薛蛮子，就跟“言论自由”挂上了关系。这个逻辑中包含了一种特殊主义的偏执。

薛蛮子如果是初嫖，或者非常偶尔地嫖一次，尚可怀疑他是被“盯上了”。但案情显示，薛蛮子嫖娼成瘾，仅最近一个月就嫖了多次，从概率上说这次他被撞上，抓的27个人中有他一个，一点也不奇怪。

“打击言论自由”是顶大帽子，西方世界常把它往中国头上扣。现在国内一些人也在一些具体事上给政府扣这样的帽子，试图施加压力。按他们的意思，只要一个人热衷发表反体制言论，无论他做了什么，都是“不能动”的。否则就是“打击言论自由”。这实际在要求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的特权。

围绕言论自由的争论可谓经年累月，如果本文掉进对它的概念诠释，别的就什么也不要写了。

但可以总结的是，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同言论自由的发展是积极互动的关系，而不是相反。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言论自由，国家对这一趋势的总体态度是相向而行，而不是排斥。第二，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几乎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一些人拒绝任何边界的存在，属于非理性甚至是胡搅蛮缠。言论自由的边界包括不能散布有害社会的谣言，不能危害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等等。

在实践中如何认定言论自由的边界，对这个问题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在摸索。但只要承认边界的存在并有遵守边界的意识，事情就好办。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宣扬言论自由应当是无限的，而且认为自己就是言论自由的化身。

薛蛮子嫖娼被抓是纯治安事件，因为他是出名的大V，引来不同方向的重重议论，但舆论尘埃落定，它还是治安事件。绝大多数网民在网上说话没受任何影响，极少数人开始“出言谨慎”，那是他们大概早就知道自己说话经常越界，罔顾社会责任，因此有些心虚。

用薛蛮子嫖娼被抓来讨论言论自由的问题，几个话头根本对不到一起。这样的讨论只能是偷换命题、把假设当事实以及乱扣帽子的大杂烩。

单就言论自由来说，中国主流社会不存在对它的厌惧心理，主流的思考是如何让它同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现实相协调，是一种引导和管理的态度。但确实也有一些人自己先围绕“言论自由”做了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并且有以“言论自由”做政治盾牌的强烈意愿。他们在极大增加“言论自由”概念的复杂性。他们要求的东西和大多数民众希望的言论自由不是同一样东西。

只要卖淫嫖娼在中国是非法的，无论谁搞这种活动今后仍有可能被抓。扫黄的公安干警脑子里不会想到它同言论自由有什么关系，热衷在网上搞批评的人也不必强行引申这个联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想象为线索，这对每个人在大量信息中不钻牛角尖，也不被误导十分重要。

（观察者网综合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