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加藤嘉一在离开中国近3年后重返北京，接受了九派新闻(微信号：cjrnews）的独家专访。

他坦述自己曾经的“泡沫时代”，遭遇“南京”“履历造假”风波后的心理历程，以及为什么离开，又将如何归来。

加藤提到履历造假被曝光后妈妈的反应时，一时情难自禁。 摄影 |黄镭

一切都从2005年4月9日中关村的那场反日游行开始。

21岁的北大学生加藤嘉一跑到现场。第二天，作为亲历游行的日本人，他被请到凤凰卫视的演播厅。

直播中，主持人抛出问题：“你认为导致这次游行的原因和责任，出在中国和日本的哪一方上？”

加藤说，那一刻就像是有人把枪口顶在了他的额头上，哪怕用错了一个词，都可能使他今后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

他的人生也确实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不是因为用错了一个词，而是因为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准确掂量了每一个词：“既然是一个具有外交性质的事件，那么错就不在某一方身上。”

颇具外交风范的回答，几乎没有发音和语法错误的中文表达，21岁的自信和意气风发，让加藤一夜之间成为各大媒体的宠儿。

他说自己每年接受300多次采访，写200篇以上的专栏文章，进行超过100次的演讲，每年出书2本左右，还见到了国家领导人。

仿佛一瞬间，他被一个炫彩的泡沫从头兜下。从此，他顶着“加藤现象”“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光环，激扬文字，甚至一度感觉，“如果自己不努力，中日关系就会崩溃”。

接下来的一个转折发生在，2012年5月20日，南京先锋书店的那场讲座。

一名读者提问：“中国和日本对历史认识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如何去了解历史真相？”

多年历练后，踌躇满志的加藤似乎松下了当年紧绷的神经，也忘记了这里是南京。他在回答中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说了一句“不明白”。尽管他在随后的声明中解释道，“不明白”指的是具体的数字和细节，并非回避或否认历史，但显然已经于事无补。

同年10月31日，加藤又后院起火，日本《周刊文春》曝出他履历造假。他在2010年写下的那篇批判唐骏学历作假的文章——《成功的逻辑》——被“扒坟”。文中每一句射在唐骏身上的飞镖，正射向他自己。

光环突然卸去，华丽的泡沫即刻崩裂。

加藤嘉一随后向公众致歉，承认过去公开、私下各种言论中出现过的“放弃东大”“考入东大”“退学东大”的说法皆不属实。

此后三年，他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几乎从中国媒体上消失。2015年7月末，他决定回归中国，重返北京。在这座城，他曾收获荣光。

加藤汉语依然流利，没有语法错误，音调也很准确，还可以熟练地说出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绕口的地名。

他说自己曾经像一个逃犯，明知道是跑不掉的，还是选择做了一个赌徒。而今经历了两次风波，才慢慢懂得，何为“无用性”，何为“生活”。

加藤嘉一觉得自己曾经的成功是个“泡沫”。

1谈离开——破裂的泡沫

九派新闻：去美国是因为2012年南京那场风波吗？

加藤：这个很多人误会。在2012年的3月份的时候，我已经跟哈佛大学谈好要8月底去美国，南京的事情是6月份。

九派新闻：为什么想到去美国？

加藤： 毕竟原来我很想去联合国工作，早晚要经历美国的。我本来想2010年的硕士毕业的时候要不要去，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在中国势头良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往后拖。

九派新闻:但你在2012年势头正好的时候离开。

加藤：我觉得必须要在最好的时候离开。我当时在中国比较有名，作为一个中国研究者，哈佛有理由接受我。

另一个原因，我当时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状态，不知道这样做下去对不对，很矛盾。如果这样在中国呆下去，会过得很舒服，而且容易赚钱。

但我知道这是个泡沫。作为一个日本人，尤其是一个后泡沫年代的日本人，我知道泡沫肯定是要崩溃的。

九派新闻：怎么理解所谓的泡沫？

加藤：它跟股市的动荡是一样的。实体经济没有上去，但是股票的价格要不断上去，它是“价格”而不是“价值”，这就是个泡沫。

跟那时的我是一样的，实力没有上去，但是你的知名度、影响力、话语权，跟社会有关的这些表象的东西不断地上去，所以说是泡沫。

九派新闻：你当时有这样的觉悟，为什么还在不断地出书？

加藤：控制不住，别人要我出。

九派新闻：不是你主观愿意去写？

加藤：当然这肯定是双向的。你越是有名，你越是有作为，那就越有人找你。

九派新闻：2011年前后是你写书最高产的时候。那时，你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不知来华后付出八年以上时间的我的奋斗史意味着什么，总感觉自己挺失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挫败感？

加藤：我不怕死，只怕自己。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客观来看很高产，但那个时候，我好像控制不了自己。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却不断地有平台让你去表达你的观点。比较劳累，也有压力。

九派新闻：哪方面的压力？

加藤：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很多老师都对我有意见，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我当时给《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同时写稿子，有很多人说你是不是“两面派”啊。

我当时有意同时为两家写稿，为什么这么做？我当时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两家媒体需要和平相处。

“作为一个男人，我希望自己酷一点。影响决策层，影响年轻人。”

随着我在中国写作频率不断上升，很多文章在日本也会发表。这个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甚至是很不正常的顺利。刚开始有很多人觉得加藤在中国是一个很罕见的另类，所以有很多机会去发表文章，如果在日本就什么都做不了。

事实证明，我在日本也出了很多书。日本很多媒体也给我很多机会去发表我眼里的中国啊什么的。

但是在中国和在日本，读者是不一样的，体制是不一样的，舆论氛围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提出一个观点，要想怎么平衡。随着我的曝光度的扩大，遭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九派新闻：你有没有想过拒绝这些曝光？

加藤：现在比较冷静地回头去看，我当时怕拒绝。你拒绝了，就没有下一次了。

九派新闻：所以其实心里是有一种渴望的？

加藤：我从小就是表达欲望很强烈的孩子。至少在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就像新陈代谢一样。当时我的产出远远超出承载能力，可我毕竟是运动员嘛，体力比较好，所以撑得住压力，撑得住体力的考验。

九派新闻：心里很煎熬？

加藤：很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你要做到底，你要做到崩溃。我当时跟自己说，你即使看到黄昏，只要太阳还没落山，就要坚持。也是考验自己嘛，你要跑到倒下去的那一刻，这才是自己的风格。

心里这么想，体力也跟得上。如果你力不从心，那另外一回事，但是当时我的体力还行，可能精神状态更糟糕一点。

九派新闻：你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2011年你写过《致迷茫中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你自己不过27岁。你会觉得自己是“年轻人的导师”吗？

加藤：这个我肯定没有想过。我把自己看作是跟那些年轻人是一样的。我当时走进高校，给年轻人讲的比较多的话题是在国家的这么一个发展处境之下，我们该怎么应对这个时代。

《致迷茫中的年轻人》的书名是出版社定的，当然也是我接受了之后才写的。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导师，怎么可能呢？我没有傲慢到这个地步。

九派新闻：你说要通过写作和评论影响决策层领导人？

加藤：对。我现在也这样认为，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写作的人不愿意去影响读者。

我当时最重视的两个专栏，一个是FT中文网，一个是《看天下》。FT中文网是给决策者看的，《看天下》是给大学生看的，这个定位很清晰。

坦白地说，作为一个男人，我希望自己酷一点。该怎么证明自己酷呢？影响决策层，影响年轻人。

九派新闻：你刚才也提到，那时你觉得自己的实力可能还不够。难道不会担心自己真的有实力去影响他们吗？

加藤：这确实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我很明白这是个泡沫，而且我肯定这个上升的泡沫将来可能崩溃或者下落，不可能永远像现在这样。

但怎么说，我原来是当运动员的嘛，日文形容运动比赛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強いものが勝つんじゃない、勝ったものが強い」，就是说，不是强者才赢，是赢者才强。

你真的实力，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作为一个决赛，社会只能通过你在公共舆论的产出和影响力来判断你做得怎么样。

2谈南京风波——“我以为我要被杀了”

九派新闻（微信号：cjrnews）：2012年在南京的风波，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加藤：那是我活到今天，感到恐惧最深的一次。如果是生活问题，那不可怕，但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相信你也看了我的声明、我的视频，我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只是没有表达清楚。当时那个同学问我，一个人怎么走近历史真相。人家又没有问你对南京大屠杀怎么看，我却主动说那个事。

我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毕竟可以说是很意气风发的年纪，所以什么都不怕。但那个时候，看到网上头条报道我否认南京大屠杀，我真的以为要被杀了。

九派新闻：是被封杀还是被杀？

加藤：被杀。因为那个时候名古屋的市长也说那些话（否认南京大屠杀，记者注），当时是很紧张的时候。后来，我的一场大学讲座被取消了。我当时住在上海，真得很害怕，担心能不能平安回去。

当时写声明的时候，我是请了三个很信得过的中国朋友帮忙的，让他们帮我看看语法什么的。我怕在当时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反而加剧了舆论的声讨。

我那个“不明白”三个字，已经引起这么大的麻烦，不能再因为其他字眼加深大家的误解。我虽然是个外国人，用的是外语，但是大家对我的期望太高了。

但是那件事情对我而言，收获很大。

九派新闻：收获指的是？

加藤：我8月份去美国之前，在东京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有机会跟外务省的一个官员聊天，他说当时我们很关注你的那个事，因为处理不好会升级到影响中日关系。

那位先生安慰我说，你很幸运，那么年轻就能够经历那样一个场面，是很难得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极大的安抚。

“只有跑，被追上就完蛋了，这是我当时最真的心态。”

3谈履历造假问题——“看我跑得快还是媒体追得快”

九派新闻：8月去美国，10月末媒体就报道了你的履历问题。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待这个事？

加藤：就像刚才说的泡沫崩溃吧，这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那是我大概20岁左右时说过的话。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很多人会关注你，不喜欢你的人会挖你丑闻。

我甚至觉得有点太晚，媒体应该更早来关注我的错误和污点。但当时媒体要用我，不能一边用我，一边骂我。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并没有那么恐惧。

九派新闻：“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是指什么时候？

加藤：具体是什么时候不好说，但我最晚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自己想可能有两种应对的方法，一个是现在主动发表声明，另一个是你先跑，往前跑，看是你跑得快还是媒体追得快。我选择了逃跑，不断地跑，跑到媒体追不到。

但我知道绝对逃不掉。跟逃犯是一样的，肯定会破案的。不能忽略警察和媒体的力量，何况是互联网时代。但是既然这样了，只好做下去，直到破案为止。

九派新闻：当初为什么要撒谎呢？

加藤：我认为，（思忖良久）三个原因吧。

一是虚荣心，我当时说的时候没想过它的后果，就是随便一说。

二是我当时确实是没有任何资源，也没什么钱。我想通过那样的方式给自己一个基础，拔高自己，让别人把你看得稍微好看一点。这和虚荣心有关，当时我也是不择一切手段、用一切办法往前走。

三是确实有打赌心态。这很对不起这个时代，也对不起我的读者。话说出去了，就只好努力，这样对自己成长来说可能很有利。

现在回头来看，作为一个人，不成熟才会随便说那种话。当然也给自己打了一定基础，但那样是很冒险的，当时是把自己逼到只好努力的局面。

九派新闻：你在2010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成功的逻辑》，批判唐骏学历造假。如果2010年你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话，为什么还会选择去触碰这个话题？

加藤：说实话，我当时也犹豫了一下，但那时应该是在（停顿了十几秒）一种“冲”的状态。不怕什么，任何话题我都不怕。

光从文章的角度、内容来看，我认为这会是篇好文章，所以我要冲一下。（停顿十几秒）我完全承认自己没有资格写这篇文章，但内心觉得，也可能是一次释放。

九派新闻：怎么理解释放？

加藤：（思考一分钟）因为当时很多人，看待一个人成功与否都看那些表面的光彩，而不太追究细节问题。

包括对我，他们都没有很认真地察（查）我，既是观察的察，也是检查的查。只是看到他中文好，人长得比较帅，就不去关注他的缺点。

这个社会是有病的，像我这样的本来该查的人却没有被查，让我继续表面上的光彩。当时成功学很流行，我也被列为成功人士。我写这篇文章是认为这种状况是不对的，是很浮躁和盲目的。

但当时写这篇文章最大的理由还是“冲”，那是跑得最快的时候。只有跑，被追上就完蛋了，这是我当时最真的心态。

九派新闻：你在那篇文章里写道“造假行为在日本行不通，如果是政治家，必然会受到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而你将来是想成为政治家的。

加藤：一方面要从政，一方面又做了对从政不利的事，这是矛盾的，但确实发生了。可以说明我那时虚荣心多么强大，给自己的压力多么大，需求有多么强烈。在当时没钱没背景的条件下，没考虑那么多，后来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愿意一辈子承受这个矛盾。我也愿意告诉读者、将来的孩子，我是有人生污点的。如果我要竞选的话，我会首先告诉选民我是有人生污点的竞选人，希望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只能这样，没有别的方法。

九派新闻：你说这一切是个泡沫，当泡沫破裂的瞬间，你是什么感受？

加藤：我那一刻在波士顿的家里，放心地流眼泪了。多年的心事，终于结束了。感觉终于没有必要那么硬撑着，当时很不经意地流泪了。

那个时候我才非常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我是个幸运者，我如此有问题的一个人能够做到今天。也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付出，感谢读者。我跟自己说了一句“辛苦了”。你可以换位思考，也挺累的。

九派新闻：有没有跟妈妈通电话？

加藤：没有通电话，但是（停顿几秒）她说了一句“对不起”。她说因为（哽咽）你到中国的时候没什么钱，从小就得面对追债呀什么的，她认为这是她造成的。（停顿）她说对不起。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去世（2010年），我也挺对不起她的。全部责任在我，我不希望中国读者为这个事情牵连我家人，全部责任在我，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这点。

九派新闻：经历了这个风波之后有什么感受？

加藤：我是幸运者，不是每个人的错误都会被揭发的，虽然我这么说是没资格的。

我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下被这么多媒体和舆论关注、讨论，被骂也好，怎么着也好，你的错误可以被公开地讨论，可以给年轻人提供反面教材，尤其是给那些苦孩子。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犯和我一样或者类似的错误。

经历了这两次风波，我发自内心觉得我是幸运的。

“慢不是坏事。我花了那么多年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4谈美国生活——“从使命感到无用性”

九派新闻：在美国都做了些什么？

加藤：我去美国之前给自己定了三个任务。

首先，好好体验一下美国的社会，用尽可能多的方法和角度去了解美国社会。

第二，从太平洋的对岸观察中国、思考中国。

第三，思考日本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未来的路在哪里。另外，我给日本写了一年的专栏，也出了一本书。

九派新闻：现在觉得实力有所增强吗？

加藤：（思考片刻）怎么说，比如说看问题的视角，多了一个美国的角度，这是实力和能力的一个补充。这是表面的，至于本质上实力增长与否，只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得出什么样的成果来判断。

但现在我可以说，我作为一个人，至少比原来健全了一点。

九派新闻：健全指的是？

加藤：我体验到了什么是生活。

九派新闻：什么是生活？

加藤：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人嘛，不能说早上起来一下子就去跑步。享受一下早上的时光，然后做菜，洗碗，散步，发呆，逛书店，没有目的去坐地铁……可以慢节奏、处于放松状态、脱离公共议题地生活。

原来不管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一直很忙，是没有生活的。到了美国以后，我是第一次体验了生活何去何从，终于初步体会到了生活的美味。这是我在美国最大的收获。

九派新闻：生活教会了你什么？

加藤：慢不是坏事。我花了那么多年才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写不了自己觉得很好的稿子，很多时候原因并不在于你的能力，而是这个社会不允许。

原来我会不择一切手段将其发表，我有这个魄力，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因为你得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适应时代的状态。人家说不行，你就暂时缓一缓。

当时我的使命感很强，认为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日中关系会崩溃的。

九派新闻：你说那个时候日本首相会不会不这么认为？

加藤：对，可能连首相都不会这么说，但当时我确实是以这样的姿态参与活动。当责任心和使命感过了的时候，就很容易出问题。当时我是想方设法用一切手段去把文章发表，不允许搁置或者放缓。

作为30岁的生日礼物，我给自己写道“从使命感到无用性”。这个“无用”的意思就是你要相信他者的存在与社会的功能，或者说这个时代的自净作用。

村上春树先生曾经说过“在海外生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你自己感受到你是无用的。就是说不管你存不存在，你在做什么，这个社会照样运转。”如果你能够抱有这么一个心态，我相信你会放松很多，也会健康很多。

九派新闻：经历了这些，现在肯定不会想“如果我不努力，中日关系会崩溃”了吧？

加藤：现在不会这么想了，也终于不这么想了。（笑）

“不能随便出手，机会只有一次。”

5谈归来——“不勉强，不放弃”

九派新闻：为什么离开美国，选择回到中国而不是日本？

加藤：（思考十几秒）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么说会有点自傲，我不认为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的研究不如美国的大牌学者，但是在美国我做不了什么。作为一个研究中国、表达中国的人，如果要把存在的价值最大化，最好的地方还是在中国。

第二，中国如果要进行大改革，这个时代是很核心的。作为一个搞中国问题研究的，应该在现场。

第三，也涉及到“你为什么不回日本”的问题，我始终这么认为，等到彻底回到日本的时候，那就是追求并实现从政梦想的时刻，但现在可能还做不到。我现在才31岁，还不敢和安倍竞争。

中国真正能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时候，就是我的经验和职业生涯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也是我真正需要和政治联系到一起的时候。

九派新闻：所以你在等待一个时机？

加藤：对，无论是历史的合作也好还是怎样，我觉得需要有我这样的人。但是如果说这个时代不需要我，我也不会勉强。

原来我会用一切办法去和政治产生联系，现在不会了，但我也不放弃。这种使命感、无用性、不勉强、不放弃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不能随便出手，机会只有一次。

九派新闻：你始终在为从政做准备？

加藤：我始终在为从政做准备。我说的从政，不一定要当政治家，但要以某种形式参与未来这个国家命运决策的过程。像白洲次郎（二战后日本与联合国的交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记者注），他并不是政治家，但是在决策里面发挥很大作用。

九派新闻：接下来你在中国如何打算，如何重获民众信任？

加藤：我正在摸索接下来能做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和风格去参与这个社会变革的过程。至于如何得到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没有必要盲目赢得信任，只能一步一步做。

一切都取决于自己做了什么。如果做的好的话，我相信公众最终是带有公正的眼光来看待。

如果有一个平台需要我这么一个人，就已经足够了。无论是未来从政还是做其他，有如此大的人生污点的人还要竞选，很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