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网24日报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蓝皮书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构成一个完整的新的发展理念体系，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基础上，适应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把我国的发展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指引我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行动指南。”

蓝皮书称，2016年中国经济将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创新力度，做好调结构、惠民生、转方式、补短板、防风险的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进程，继续着力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并加速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进程，推进创新引领的增长动力结构转变。

继续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加大就业培训工作力度，提升劳动力素质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要继续做好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的工作，要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补助力度，进一步完善补助执行机制，完善国家粮食收购制度。

发布会现场

要全力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真正按照精准原则开展产业扶持、转移就业、异地搬迁工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继续推进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增加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在“体制内”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由“体制外”力量解决，从而反过来带动“体制内”问题的解决，显著缓解城乡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要继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创新，解决好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矛盾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干群关系问题是目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点领域。2015年，随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生效，民告官的案件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加，有的地方成倍增长。

“因为劳动关系冲突，征地拆迁矛盾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多发频发，屡见报道。”陈光金说。

陈光金表示，总的来讲，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不公平的问题，社会调查表明，在全部被调查者当中，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太公平甚至非常不公平的人占了51.2%；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权利和待遇不太公平，或者是非常不公平的约占50.3%。

此外，因为工作和就业机会分配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40.3%；认为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太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的占33.9%。

社会学所社会发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崔岩指出，从社会凝聚层面衡量我国当前社会质量的发展水平，具体采用的指标主要包括社会信任、社会价值、社会道德、社会矛盾。首先，就社会信任来看，当前我国整体来说社会信任水平一般，受访者对他人的信任基础主要是以亲缘和业缘作为基础。其中数据体现，97.5%的人表示信任亲人，85.2%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朋友，69.4%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同事，但同时我们发现，对于其他群体信任水平相对较低，比如仅有55.7%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党政机关干部，仅有31.2%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商人，而对于陌生人，只有5.5%的受访者表示会相信陌生人。

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表示，在北上广三地，同样是中间阶层，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北京的中间阶层收入最高，年收入为256016元，其次是上海中间阶层的年收入219770元，广州的中间阶层年收入最低，为170037元,工资性收入也呈现相似的状况。而在经营性收入方面，广州的中间阶层年收入最高，为39925元，这也反映了广州的商业氛围较为浓厚，有较多的中间阶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蓝皮书

北上广三地中间阶层的支出也不尽相同。在总支出方面，北京最高，约为126012元，其次是上海，每年的支出约为115646元，而广州最低，为95213元。饮食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高，各地没有显著差异。北京的中间阶层除了在娱乐、教育两方面的支出稍低于上海以外，其余各项支出均为最高。对比北京和上海，广州的中间阶层各项支出都相对较少

在北上广三地，除睡眠以外，占用中间阶层群体时间最多的是工作学习。在工作日里，北京的中间阶层每日有近9小时用于工作学习，比广州、上海多出一个小时以上，即使在非工作日，北京的中间阶层花在工作学习上的时间也是最多的。而三地花在路途交通上的时间都在1小时左右，其中北京最长，其次是上海，最后为广州。

在家务劳动方面，上海的中间阶层花费了最多的时间，即使是在工作日他们也会花费约81.5分钟处理家务；其次是广州；而北京的中间阶层在工作日时只有约21.7分钟用于做家务。在三地的比较中，广州的中间阶层陪伴家人的时间最多，即使是工作日他们也会用2个多小时照顾家人；其次是上海，而北京的中间阶层在工作日时只有不到1小时用于陪伴家人。广州的中间阶层用于休闲的时间最多，在工作日他们用于休闲的时间是北京的两倍。

综合来看，虽然都为特大城市，但相对于广州、上海而言，北京的中间阶层生活节奏最快，生活压力最大，而广州的中间阶层生活步调相对较慢，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照顾家人和休闲娱乐。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 张国春：

尊敬的李培林副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15年度创新工程重大成果系列发布会——“2016年《社会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现在开始。这里我谨代表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以及长期关注并支持《社会蓝皮书》发布的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主持人 张国春：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到场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教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祝华新秘书长、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王广州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室崔岩助理研究员。

感谢各位领导、专家莅临今天的发布会现场。

主持人 张国春：

2015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布局之年。“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到来之际，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未来哪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可以有效促进人民生活和质量的普遍提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首先欢迎李培林教授就相关主题做重要讲话。

李培林：

从199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每年发布《社会蓝皮书》，已经连续发布了20多年。2015年的情况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处在一个新阶段的重要转折时期，2015年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化解过剩产能压力、生态环境治理压力、企业效益下降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下，社会形势基本面保持总体向好，涉及民生的收入、消费、就业、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改善，社会生活总体安定有序，得来实属不易。社会形势基本面的总体向好有几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李培林：

一是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多数年份居民收入增长都慢于GDP的增长，但近几年这种情况得到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GDP增长，2015年继续保持了这种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连续5年不仅超过GDP的增长，也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直到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村常驻居民仍占全国总人口的75%，农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保持了社会的总体稳定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都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为此，今后五年城乡居民收入要保持年均增长近6%。

李培林：

二是就业形势基本稳定。2015年，我国产业经历转型的阵痛，企业经营效益下降，部分企业限产停产，但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下岗。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从国际比较来看是非常难得的，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促进新增就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供大于求向供不应求转变。但是即便是在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甚至工业劳动力总量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出现严重就业不足和失业的情况，对此必须保持高度重视。

李培林：

三是大规模的、迅猛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建设已经过去，与此相伴随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以及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有所缓和。

四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都有新的显著改善和社会进步，这些都为社会形势基本面的总体向好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形成从发展动力到发展目的的一个新的发展理念体系，这是我国发展理念的一次重大提升，也成为引领我国实现百年梦想的行动指南。在新的一年，我们要高度关注我国经济转型对社会形势的影响，高度警惕经济转型阵痛可能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后果，保持民生的持续改善，稳定就业，防止重大安全事故，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借此机会也祝新闻界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李培林副院长的主题讲话以及长期以来对《社会蓝皮书》的领导和支持。下面有请《社会蓝皮书》的出版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致辞。

谢寿光：

尊敬的李培林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一个星期以前，社科院重大成果发布的一场报告会也是2016年皮书重磅推出的第一场报告。那天媒体比今天踊跃一点，那天的会比今天晚了一个小时，今天早了一个小时。那个会因为是经济，社会的分量显得足一点。那天我在会上说，因为《经济蓝皮书》的内容对2016年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分析比较乐观，所以当时我就说第二天是不是股市飘红。正好那天晚上美联储降息0.2个百分点，果然第二天股市全线飘红。不一定和蓝皮书有关。有一家媒体还真把我这个意见在媒体上进行了反映。

今天是第二部，也是皮书里面最核心的品牌之一——《社会蓝皮书》的发布。我们给媒体提供了新闻的由头，大家可以看新闻稿，这次提供给媒体的新闻稿不比《经济蓝皮书》的亮点少，里面有很多会成为媒体的热点问题。我们也请了不少新媒体、客户端的代表到场。

利用这个机会，我首先代表《社会蓝皮书》的出版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以培林院长为首的《社会蓝皮书》的研发团队表示衷心的祝贺，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把《社会蓝皮书》作为2015年重大的成果发布表示感谢，也向所有关心支持这部《社会蓝皮书》的有关各方，特别是新闻媒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寿光：

《社会蓝皮书》的内容，我本人也是很有兴趣的。今年这部蓝皮书，从出版者的角度看，我觉得有几大新的变化。首先一条，蓝皮书的每一篇报告是今年刚刚颁布皮书研创出版评价指南，研究团队、作者严格按照这个规范做，每一篇报告，无论是规范性要求，可能在300多本皮书中，《社会蓝皮书》已经完全走在前列了。经济蓝皮书重合率的检测结果比《社会蓝皮书》要略微低一点，包括整个规范性来看，这里头的报告我看了一下，只有一篇报告有注释，背后许多复抄文献的，剩下的全部都有了。

谢寿光：

第二是它聚焦的是当下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包括这里有最大的一块，我们正好是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到底会给我们未来的生育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我们有一份非常有分量的报告。这里有一个基本概念，有二孩意愿和是否正式进入实施是有巨大的空间的。我们的研究报告将会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科学而且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分析报告。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微信，而且是PPT，网上已经转了很多，希望大家，特别是媒体的朋友，你们严格按照各篇报告解读，把这部分的成果忠实地转化成媒体语言、社会的公众语言，让我们的智库报告真正能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在引导主流舆论方面发挥我们的正能量。这也是我们出版者，我相信也是研发者的愿望所在。

谢寿光：

最后祝2016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成功，祝这个智库报告的聚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最权威智库应有的功能，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的五大领域，我在前几天的学术会上就做过一次分析，我觉得这五大领域中，如果不加以更高的关注和注意，全面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有可能在社会领域就会成为这五大领域中的短板。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的，就是对社会改革、社会治理有更多的关注，无论是决策还是各界社会组织，以及媒体，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真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作出智库团队和新闻出版机构，以及传媒，作出应有的贡献。再次感谢各位媒体的光临，再次感谢《社会蓝皮书》的研发团队长期对社会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谢社长对蓝皮书的热情推荐。接下来有请《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陈光金所长做主题报告。

陈光金：

尊敬的培林院长、寿光社长、国春局长，各位专家，还有媒体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在这里我代表蓝皮书课题组就今年的蓝皮书主要内容向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汇报。

刚才国春局长说我是主编，其实只是主编之一，真正的主编是培林院长。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那样，2015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布局之年。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年意味着我们即将要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也是今年这部蓝皮书的主题。

陈光金：

这个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2015年中国社会发展总体形势，略微涉及一下经济发展，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更多是从它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来看待的。第二部分是简单分析一下20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是提出一些不是很成熟的对策性设想。

陈光金：

关于20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有各种各样的判断，各种各样的推测。综合来看，可以用几个方面做一个总的判断：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结构调整取得新的成效，全年可保GDP增速7%左右，我个人预测不会超过7%，但也不会低得太多。社会领域的发展总的趋势还是进一步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我们所最近在组织一个重大的科学项目，对中国社会发展质量进行研究，也是基于中国发展模式进入了从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型的阶段而考虑的。

城镇化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是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同时也是户籍改革进入国家发展战略部署当中，意味着过去广受大家关注甚至是购并的农村进城人口的社会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结构在继续优化。

居民收入增长维持在较高水平，收入格局再继续改善。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继续回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继续提高。

国家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等重点领域倾斜，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国家和社会治理力度加大，社会组织发展加速。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若干的风险和需要重点关注解决的问题。

下面从几个点来具体展示一下，关于前面这些说法的依据。首先看国民经济，我们特别重视结构调整，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但是我们看到结构调整是朝着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向前进。从增长率来看，三次产业的增长明显变化，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逐年提升。三次产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第二产业明显是下降趋势，而且是直线下降，第三产业基本是在上升，上升速度逐年加快。这意味着我们讲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了加速的时期。我们为什么关注调整，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意味着就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人们的收入结构、收入水平的变化，所以对于社会发展来讲，经济结构调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陈光金：

城镇化这一块，我只有到2014年的数据，2015年，按照前几年的增长趋势来判断，肯定要超过55%。我算了一下，2014年比2013年提升了接近1个百分点。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今年可能超过55%，接近56%。我们也注意到户籍城镇化的数据，我没有查到2014年的数据，从2013年的数据来看大概是36%，2013年城镇化率是53%多，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接近18个百分点，所以中央作出要加快户籍城镇化进程的决定是及时的、重要的。

陈光金：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我们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新增就业的增长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失业率，无论是登记失业率还是调查失业率都保持在较低水平，到第三季度末为止，调查失业率5.2，登记失业率4.05，2009年我们曾经报告说调查失业率9%点多，登记失业率是4%点多，差异比较大。当时多个调查都表明调查失业率比较高，所以现在调查失业率下降，也足以表明尽管今年经济增速下滑，但是就业还是总体稳定，失业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2015年高校毕业生达到748万人，比去年增长22万人，但是就业的总体形势比上年并无明显波动。有调查表明，在5月份，20—24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主要是高校新毕业学生的失业率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个多百分点。劳动力总量继续下降，供求关系继续维持需求略大于供给的态势，根据有关部门的劳动率市场的监测报告，前三季度的岗位空缺仍然高于求职人数，两者之比在1以上。

陈光金：

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势，和以往很多人判断不同，过去都说农民工工资显著下降，但是今年前三季度农民工外出就业仍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分别是16331万人、17436万和17554万，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加1105万人，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增加108万，但是有一点不同，过年之后春节是农民工外出的高峰，所以第二季度显得特别突出。

陈光金：

就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短期来看，主要表现为新型行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传统产业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根据劳动力市场监测结果，与上年同期相比，2015年第三季度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用人需求增长1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用人需求增长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人增长8.8%，电力煤气机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用人需求增长1%。其他各行业的用人需求有所减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建筑业减少18.3%，房地产业减少16.3%，制造业减少14.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减少8.8%，批发零售业减少7.7%，批发零售可能受电商的影响比较大。

陈光金：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维持较高水平，收入分配格局继续改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前三季度按新口径及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是16367.2元，同比名义增长9.2%，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同比增长7.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13512.13元，同比名义增长8.4恩%，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8297.15元，同比名义增长9.5%，实际增长8.1%。

陈光金：

宏观收入结构继续改善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其次，按照一体化口径计算的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继续快于GDP的增速0.7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同比要快于同期GDP实际增速1.1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快于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快于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前三季度统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7.6%，同口径计算增长5.4%，分别比城乡一体化口径的居民收入增幅低0.1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

陈光金：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回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继续提高。2015年物价非常稳定，指数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回落，前三季度综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1.4%，同比回落0.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5%，同比回落0.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3%，同比回落0.6个百分点。消费价格指数较低对于社会消费增长提供了很强有力的支持，1—9月份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约10.4%。居民人均生活消费2015年前三季度的名义增速为8.5%，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的名义增速为10.7%，继续快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也比较明显，2015年前三季度，消费者零售额增幅位居前五的项目有：通讯器材，名义增长35.8%。建筑及装璜材料，名义增长18.6%。家具名义增长16.7%，饮料名义增长15.4%，文化办公用品名义增长15.3%。

陈光金：

我们也注意到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增强，按照有关部门统计，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是58.4%，同比提高9.3个百分点。而2014年与2013年同期比的增速来看，今年贡献率增速提高2.7个百分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样的变化与2015年互联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以及出口负增长有明显的关联。

陈光金：

国家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倾斜。2015年，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继续增长，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9.5%。在支出项目安排方面，社会支出普遍继续增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4.2%，教育支出增长8.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增长22.1%。这是国家预算，3月份国家公布的预算报告可以看到。市级财政支出情况来看，根据统计1—9月份累计结果是：教育支出同比增长16.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同比增长2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22.4%。城乡社区支出同比增长27.5%。增速都是比较快的。大家要注意，这是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显著下滑的情况下实现的。

陈光金：

民生等重点领域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从一方面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2015年上半年，国家加强对人才发展事业的支持，累计组织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800余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培训400余万人次。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扩面征缴工作稳步推进。参加五险的人数增加最多的是医疗，比上年年底增加了6千多万人。其次有基本养老，增加了939万人，再其次是生育保险，增加740多万人，工商业增长了400多万人，失业增加少一点，只有86万人。社会保障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备案工作已经完成。全国31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了推进大病保险工作方案并进行专项部署，全国84%以上的地区启动实施。截至9月底，31个省份及新疆兵团出台了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相关政策措施，26省份部署落实降低工伤保险费率，30省份下调生育保险费率。很多分析认为，企业的五险缴费率比较高，负担比较大，在目前情况许可的情况下，适当调低一些险种的费率，目前是时候了，所以各省都做了相关工作，费率调低比例都不一样，但都做了努力，减轻企业负担。

陈光金：

另外是待遇水平进一步提高。比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增加，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也从55元提高至70元，有的地方还超过了100元。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也在不断加强，三季度末，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了8.09亿，提前完成国家“十二五”规划目标。社保卡普及率59%，全国80%以上的社保卡已经加载了金融功能。

陈光金：

国家和社会治理力度加大，社会组织发展加速。今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从严治党和从严执政的规范制度，加大了反腐工作力度，一大批位高权重的凡腐败分子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极大鼓舞振奋了民心，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中国反腐败取得成功的信心。我们所今年做的全国社会调查显示，77.1%受访者认为，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效果很明显或者比较明显；77%的人认为查处腐败分子的工作成效很明显，或者比较明显；87.3%的人认为对中国未来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

陈光金：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涉及的方面很多，我们这里不可能全面的分析，主要点几个：一个是劳动关系的协调，劳动关系将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最主要的社会关系。这方面的工作协调力度也得到加大，首先是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和新修订劳动合同法，指导督促企业按照规定调整劳务派遣工比例，主要是调低。劳务派遣工太多的话是影响劳动关系的不利因素。

陈光金：

做好企业工资分配宏观调控指导，稳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9月底，全国21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幅达到13.3%。

劳动标准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加强了对地方贯彻落实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指导。

劳动人事争议调处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各地推动健全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机制，推进基层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

劳动保障检察执法力度加大，省级劳动保障检察举报投诉案件联动处理机制逐步建立，劳动保障检察两网化工作取得进展。

陈光金：

除此之外，社会治理还需要社会的广大参与，一个主要形式就是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来实现，所以社会组织的发展对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看到2015年在前三季度，累计有各类社会组织63.8万多个，比上年同期增长11.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社会团体32万个，同比增长8.1%，比上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民非31.4万个，同比增长16.7%，增速提高1.7个百分点。基金会4553个，同比增长17.7%，增速提升0.3个百分点。

陈光金：

20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挑战和难题。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我很难面面俱到的进行描述和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谈一谈我们粗浅的看法。首先是经济发展继续面临若干风险，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基础不够牢固。一个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可能引发一定的财政风险。2014年，中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增长8.6%，2015年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同期可能增长7.6%，同口径是5.4%，即使按7.6%计算也比2014年同比增长率下滑了1.2个百分点。过去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都是两位数，不只是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几、三十几，现在降到了百分之十以下，可见下滑还是比较突出的。

陈光金：

股市动荡，今年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反映的是中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漏洞，亟待加快金融管理的体制改革。

工业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正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爬坡过槛的关键阶段，在主动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传统产业去库存、去产能，短期对工业发展会形成一定的下行压力。另外，汽车、手机等部分前期增长较快的行业，也受市场容量限制进入了调整期。

陈光金：

对外贸易的压力不断加大，目前世界经济仍在调整分化，复苏的动力不足，世界大宗商品市场、股市、汇市都出现动荡，加剧了出口压力。

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来看，前面提到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8.4%，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43.3%，出口的贡献率是负1.8%，最终消费如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种新的动力结构形成的基础在我个人看来并不牢固。一方面，最终消费贡献率的上升是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和对外贸易巨大负增长为代价的，在实体经济亟待转型升级的现阶段，至少大规模投资将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固性还可能上升。

陈光金：

城乡居民消费零售总额增幅也在回落，一旦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快车道，至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会有所回升，从而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趋势造成冲击。如何真正拉动城乡居民的消费就成为必须予以持续重视的关键问题。

陈光金：

劳动就业的潜在压力有所增强。劳动力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前面讲2015年宏观经济下滑对就业的影响不突出、不明显，总体形势是稳定的，但实际上还有一些潜在影响需要我们注意。根据有关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监测，2014年前三季度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是有增有减，但是2015年每一个季度的监测都呈现出无论需求还是供给都是减少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需求方的下降幅度或者是规模要快于供给方面的幅度或者是规模，如果长期维持这样的态势，会对未来的劳动就业形成压力。宏观经济下行对就业还有一些其他的苗头性影响，也值得我们重视，比如去产能，煤炭、钢铁明显存在香港事业的问题，另外一些企业因为开工不足也出现就业人员工作时间减少的现象，我们把这个叫做隐性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劳动力和初高中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失业率的上升，这些都是苗头性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

陈光金：

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劳动培训力度，提升劳动力素质，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需要。另外，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感受，今年的调查表明，就业难的问题排在第五位，我们有15个大的问题，它排在第五位。

陈光金：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有所回落，反贫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简单来说，即使是综合口径的也比去年有所回落，农民的收入增长前三季度相比于去年同期来讲增幅下降1个多百分点，城镇居民下降幅度小一点，但是也同样存在下降的趋势。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其实和经济增速下滑有一定的关联，一方面我们看到居民收入的增长，但同时也要看到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增长面临的潜在压力。反贫今年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话题，包括总书记、总理在各个场合都做了大量的讲话，中央也做了相关的部署，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到2020年要全面消除极端贫困现象，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会看到，目前提的主要是指农村贫困，这当然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因为总量比较大。另一方面，城镇同样存在着一些困难群体，他们一部分人或者多数已经得到了社会救助，但是水平比较低，很难与我们理想的小康目标吻合起来。

陈光金：

社会矛盾仍然多发频发，国家和社会治理仍待进一步加强。总的来看，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矛盾多发、频发阶段。从民众的感受来看，潜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目前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贫富以及干群之间。另外，劳动关系也有所加剧。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共立案受理案件60.7万，涉及劳动者85.2万，同比增幅分别为16.3%和18.1%，比去年同期的增幅明显快了一些。截至9月底，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查处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27.5万件，还有其他一些与劳动关系矛盾有关的工作。

陈光金：

干群关系问题是目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点领域。2015年，随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生效，民告官的案件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加，有的地方成倍增长。因为劳动关系冲突，征地拆迁矛盾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多发频发，屡见报道。总的来讲，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存在着这样那样不公平的问题，我们的社会调查表明，在全部被调查者当中，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太公平甚至非常不公平的人占了51.2%；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权利和待遇不太公平，或者是非常不公平的约占50.3%；因为工作和就业机会分配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占40.3%；认为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太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的占33.9%。

陈光金：

政策建议：一是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新的增长动力。二是全力推动就业创业，消解潜在就业压力。尤其是要加快劳动力就业技能的培训，实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移，开启劳动力质量红利窗口期。三是努力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收入增长方面，一方面要关注城镇居民收入持久低于GDP增长率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进新出现的农民的人均收入下滑，以及影响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产品价格的下降。目前三农增产不增收的问题重新抬头，这是值得关注的。反贫困方面，中央提出了几个路径，其实过去也实践过，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要切实的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战略。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包括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问题，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受到广泛关注。今年的调查当中51.4%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一位。2015年以来讨论以及实施新医改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特别突出显著，有报告提出目前启动的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看来原有的药方不是特别对症，还需要重开药方，特别重要的是要发展社会医疗事业。教育事业这一块除了普及高中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的公平性，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如何与市场需求对应的问题。社保体系方面，主要是围绕扩大覆盖面，适度提升待遇水平和提高统筹层次三个方面着力。当然也要进一步加快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稳定。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陈光金所长对《社会蓝皮书》主要观点和数据做了一些全面而简要的介绍。按照议程，下面请几位专家发言。首先请社会学所社会发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崔岩发言。

崔岩：

尊敬的李培林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下面由我来代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向大家汇报我们在今年《社会蓝皮书》当中发布的当前中国社会质量状况研究报告。

崔岩：

社会质量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社会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这一体系旨在转变以往以为GDP为发展中心的社会发展观，从而，从以往单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研究转变为对社会发展质量整体的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借鉴西方社会质量理论的研究框架，讨论建立本土化，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在体系当中我们从四个方面衡量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水平，四个方面分别是：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

崔岩：

社会经济保障来说我们设定了三个指标：一是家庭人均收入，二是家庭居住条件，三是公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基本情况。

首先，从我们2015年的调查来看，整体城乡居民的收入稳定提高，但是收入差距仍然比较显著。从今年的数据来看，2014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981元，结合以往的调查，2010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4629元，2012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558元。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此城乡家庭居民的平均年收入是逐年提升的。同时还把城乡家庭居民人均收入按照五等分分组，来比较各个组别在家庭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可以看出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在近几年来都保持了比较持续高速的增速。例如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就是最低的20%的收入家庭，他们2012年年均收入较2010年增幅为18%，2014年的收入较2012年增幅为21%，这种趋势同样体现在中低收入家庭组。

崔岩：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就最高组和最低组家庭收入均值比来看是下降的，通过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最高组收入和最低组收入的均值比是33.67%，2012年的最高组和最低组收入均值比是27.59%，2014年均值比例降低到22.63%，从而体现出我国社会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公平、提高社会质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崔岩：

其次，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我们可以看出，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首先，就家庭住房自有率来看，当前受访家庭居民自有率为95.4%，比2013调查上升1.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1.2%，较2013年调查上升1.6个百分点。从拥有住房套数2015年调查显示出，19.7%的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较2013年调查增加了1.1个百分点。从人均建筑面积和房产估值来看，就2015年的数据，受访居民家庭人均建筑面积为50平米，而2013年调查的数据为47.3平米。对于第一套房产的自我估值2015年的数据为平均每户房产估值31.4万元，其中城镇居民房产自我估值为46.7万元，农村居民房产股值为20.7万元。

崔岩：

其次，在社会经济保障部分，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保障享有率逐年提升，其中在2015年数据当中可以看到，60.8%的人享有养老保险，较2011年提升了20.9个百分点。89.9%的人享有医疗保险，和2011年的数据相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而说明，当前我国医疗保险享有率已经初步建成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

崔岩：

其次，10.1%的人享有失业保险，11%的人享有工伤保险，7.8%的人享有生育保险，5.3%的人享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就农村养老保险来说，其享有比例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从2011年的25.4%上升到2015年的58.9%。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社会保障享有率在逐年提升，然而就社会保障水平来看，仍然与当前的公众需求有一定的差距。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保障态度，有75%的受访者表示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任，不应该由普通百姓负担。同时还有62.9%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一定程度上不能起到社会保障作用。还有31.1%的人受访者提出，现代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在一定程度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评价。

崔岩：

其次，我们还从社会凝聚层面衡量我国当前社会质量的发展水平，具体采用的指标主要包括社会信任、社会价值、社会道德、社会矛盾。首先，就社会信任来看，当前我国整体来说社会信任水平一般，受访者对他人的信任基础主要是以亲缘和业缘作为基础。其中数据体现，97.5%的人表示信任亲人，85.2%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朋友，69.4%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同事，但同时我们发现，对于其他群体信任水平相对较低，比如仅有55.7%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党政机关干部，仅有31.2%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商人，而对于陌生人，只有5.5%的受访者表示会相信陌生人。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社会人际之间的信任主要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对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导致人际冷漠。基于这种情况，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例如对陌生路人遇到困难时是否应当救助的讨论才会发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崔岩：

同时，在测量社会凝聚部分，我们还考量了当前社会是否具有统一的社会价值观的共识。为了测量当前社会价值观共识，我们从四个维度来进行测量：第一个层面，我们了解了受访者在面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冲突时是选择社会利益优先还是认同个人利益优先，数据显示，40.8%的受访者表示认同个人利益优先，58.8%的受访者表示认同社会利益优先。其次我们还测量了受访者在社会交往中是倾向于遵守社会规则还是倾向于利用非正规的个人关系来谋求个人利益，数据表示，67.4%的受访者认同遵守社会规则，而同时也有32.1%的受访者表示认同依靠个人关系来谋求个人利益这一行为。问卷中我们还对当前社会公众的利他主义倾向进行了测量，数据显示，80.2%的受访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但同时也有19.6%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优先地位。

崔岩：

最后我们还通过了解受访者在就业选择的倾向当中来测量公众是否具有服务社会的精神，其中有65.2%的受访者表示就业选择中最重要的标准是权利和收入。而只有34.4%的受访者表示，在就业选择当中应当考虑工作是否具有服务社会的意义。在社会凝聚部分，我们还重点测量了公众对当前社会信仰和道德水平的评价，信仰来说，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缺乏信仰，有63%的受访者表示，认同现代社会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信仰这一说法。而从道德来说，受访者对当前的社会道德水平评价也不高，以10分制来计算，所得到的道德水平的平均分是5.9分。对于法律遵守，受访者对当前社会的法律遵守水平评价略好信仰水平和道德水平，以10分制来计算平均分为6.2分。

崔岩：

同时，我们还从社会群体矛盾的层面测量了当前社会凝聚水平，首先可以看出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矛盾主要集中在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有近40%的受访者认为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有着比较严重的冲突。同时，认为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非常严重的受访者比例均在1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群体矛盾认知水平。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的包容水平，我们分别从三个层面来进行测量，第一个层面是社会歧视，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宽容，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公平。

崔岩：

从社会歧视来看，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社会歧视程度不高，整体来说遭遇过歧视的受访者的比例最高没有超过15%，相对而言，因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以及因为教育方面受到歧视的情况更多一些。调查中有14.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受到过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歧视。有15.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因为自己的教育水平受到过歧视。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前个体社会歧视遭遇比例不高，但是人们仍然整体的社会歧视情况还是存在的。数据显示，有33.8%的受访者表示，当前因为教育而产生的歧视很严重或者比较严重，有33.1%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家庭背景或者社会关系产生的社会歧视很严重或者比较严重。还有20%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年龄而产生的社会歧视很严重或者比较严重。

崔岩：

同时，我们还测量了社会公平水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受访者的不公平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财富与收入分配，另一个方面是城乡之间的权利差异待遇。其中有51.6%的受访者表示，在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显著的不公平现象。有50.6%的受访者表示，在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领域存在显著的不公平现象。总体而言，有近30%的受访者表示，当前我国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较为严重。

崔岩：

然而，当我们把2013年调查数据和2015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当前公众对社会公平水平的评价是有一定提升的。例如2013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58.7%的受访者表示，总体而言我国社会比较公平，或者很公平。到了2015年的数据，则有68.2%的受访者认为，总体来说我国社会很公平或者比较公平，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加重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各种社会经济政策都力图提高社会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力图建立普惠性社会，因此公众的社会公平水平评价有所提升。

崔岩：

最后，我们从社会赋权领域来测量我国当前的社会质量水平，所采集的数据指标分别包括：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和参与效能感。从社会参与来说，当前社会公众社会参与较少，在过去三年来，仅有10.7%的受访者参加过政府、单位或者学校组织的志愿活动。而仅有15.8%的受访者参加过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同时，在政治参与领域，也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公众的参与渠道主要还是体制内的选举活动，数据表明，43.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参加过村居委会选举，而与之相比较，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并不普遍，例如只有2.9%的受访者曾经给媒体反映给社会问题，仅有8.1%的受访者曾经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崔岩：

同时，我们还对当前公众的参与效能感进行了测量。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公众的参与效能感不高，有49.9%的受访者表示，在村居委会选举中选民投票对最终的选举结果没有明显的影响，46.6%的受访者表示村居委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关乎普通居民的想法。还有48.7%的受访者表示，参加政治活动没有实际效能，对政府部门不能产生根本影响。同时在相当一部分公众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情绪，数据表明，有53.2%的受访者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同时也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所以总体而言，通过数据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质量发展水平作出的评价是：首先，对于社会保障情况，公众社会保障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基本社会保障的享有率正在逐步提高。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还距离公众的实际需求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很难起到保障的作用，从而制约了他们对社会的正面评价。

崔岩：

同时从数据还可以看出，在部分公众当中，尤其是70、80后中青年群体，他们对养老、医疗、就业和住房等方面有着较高的焦虑，并且他们对当前社会的各项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其他群体。同时，社会保障当中的城乡差异依旧显著，虽然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差距在不断所谓，但是广大农村居民实际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是低于城镇居民。因此，这与真正实现社会保障区域化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利于社会凝聚情况来说，我国当前社会信任水平一般，更有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有信仰缺失、道德缺位的倾向，同时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层面缺乏有力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面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他人利益冲突时，更倾向于选择个人利益优先，而在个人人生价值的认知上也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更加认同以金钱和权利作为个人价值的评价标准。而对服务社会的意识认知不足。

崔岩：

同时，在社会凝聚层面，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更是进一步阻碍了社会凝聚水平的提升，贫富差距加大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增加，同时政府部门社会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官民矛盾屡有发生。对于当前社会包容水平，首先存在制度性歧视，例如户籍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同时因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产生的个体差异化待遇，从而导致部分受访者对社会产生了负面评价。从社会公平层面来说，受访者的不公平感在财富及收入分配，城乡之间权利待遇领域表现特别显著，因此是否能够进一步建设机会平等化、待遇均质化社会，成为未来提高我国社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社会排斥，虽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社会多元程度不断提升，仍然有部分的受访者对一些特殊群体，例如同性恋群体、刑满释放群体、不同宗教信仰群体有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当中的现代性和包容性还有待提升。

崔岩：

最后，就社会赋权情况来说，当前我国社会赋权水平较低，表现之一是受访者普遍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率较低，尤其是自发的社会参与行为更是较少。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受访者效能感较低，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个体的社会政治参与没有意义，不能有效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还有近50%的受访者抱有较强的政治冷漠心态，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

崔岩：

从上面两点可以看出，一方面公众因为缺乏政治效能感，没有多元的政治参与渠道，从而对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意义表示质疑。另一个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加之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对公众诉求回应水平较低，导致相当一部分公众对政治生活逐渐失去积极性，从而导致在公众中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冷漠心态。因此，结合上面几个方面，我们得出了对当前我国社会质量的基本结论：

我国社会质量当中，首先社会经济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在未来会持续提升，从而成为我国社会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但是，我国社会质量发展短板主要存在着社会赋权和社会包容两个方面，只有更加增强民间赋权水平，提高社会包容性和多元性，才能更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发展质量。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崔岩关于社会调查的专题发言。下面请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做专题发言。

张海东：

首先感谢《社会蓝皮书》课题组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我这里代表课题组给大家汇报一下北上广中间阶层的研究报告。我们这项研究是由上海研究院列入2015年的年度课题。上海研究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一个高端智库，2015年刚刚成立。

这是2015年的年度课题，我分几方面汇报：一是关于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研究的研究设计。大家知道，2008金融危机以来，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规模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在很多数据上都有反应，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等，在新兴市场国家，中间阶层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巴西、俄罗斯、南非，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数据，都支持了这样一个判断。前几个月，睿信研究院发布报告，说中国的中间阶级规模达到1.09亿人，当时的影响非常大。经过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国家中间阶层规模在不断扩大，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中间阶层规模到底有多大，所以我们选择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有代表性的特大型城市，有针对性的开展了专门针对中间阶层的大规模调查。

张海东：

为什么说专门针对中间阶层的大规模调查，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抽样方案，抽样方案中是采用两个阶段抽样，第一阶段是常规的随机抽样，通过这样的抽样我们可以获得有代表性的各个城市中各个阶层的样本情况。第二阶段抽样采用的是适应性区群抽样，主要聚焦于中间群体，可以获得更多样本，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界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专门针对中间阶层的研究。

我们这个报告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阶段来拟定的报告，中间阶层如何界定，这在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我们这个报告中采用了多元的标准，主要是用职业类型、家庭阶层地位、家庭住房等级、全年总收入、全年总支出五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最终选定了职业类型、总收入、总支出这三个客观指标。北上广中间阶层规模到底有多大，根据调查的数据，最后的结论：北京的中间阶层规模比例大约是55%，上海大约是51%，广州大约是42.5%。

张海东：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从经济状况、工作情况、生活方式、阶层认同和社会生活等层面进行分析，分析包括两方面分析：一是中间阶层和非中间阶层的比较。二是北上广三地区域的比较。

家庭经济状况：总体而言，中间阶层的资产状况更为优越，我们采用的指标包括自有住房、自有汽车和资金流动等方面。从自有住房来看，超过六成的中间阶层都有自有住房，非中间阶层的比例相对比较低。汽车也是这样，半数以上的中间阶层都有私家车，而非中间阶层的比例非常低，是13.6%。资金流动方面，差异不是特别显著。年收入这一块可以看得比较清晰，中间阶层和非中间阶层的差异，中间阶层收入接近20万，是非中间阶层的3.5倍。

张海东：

从三地来看，收入的三地差异可以看出，北京的收入是最高的，其次是上海，广州是最低。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三地里面唯一一个差异是广州中间阶层的经营性收入占的比重比其他两个城市要高，可以看出来广州人比较善于做生意。从消费的角度看，中间阶层消费能力普遍高于非中间阶层，和收入情况类似，也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异，在消费结构中，中间阶层更加注重自身的人力资本，还有子女的教育。这是消费能力的图表，（图）总支出中占比重比较大的是饮食消费，这个相对比较高。

张海东：

工作状况和社会保障：从求职方式来看，中间阶层主要是通过个人应聘的方式来求职，这点在中间阶层是最为明显的，不再像以前统一分配、找工作的方式，个人应聘成为主要的方式。行业分布来讲，中间阶层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来，私营部门工作是绝大部分中间阶层的选择。从经济回报角度来看，中间阶层的经济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工作时间的投入相近的情况下，中间阶层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物质回报，比如就工资收入而言，总体来看中间阶层的月收入接近13000，非中间阶层收入只有7400，每个月收入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张海东：

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拥有程度上来看，除了低保以外，其他的五险一金当中中间阶层拥有量很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尤其是住房公积金，是非中间阶层的2倍；在商业保险上，中间阶层在子女教育金和机动车保险这一块非常高，很多非中间阶层商业保险这一块几乎没有。工作满意度这一块，中间阶层的工作满意度总体上是非常一般的，就是说比一般好一点，接近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不是特别高。满意度最低的对中间阶层而言是晋升机会、工作收入和工作趣味性，这个评价最低，但是在工作的安全性、稳定性、工作环境和获得尊重方面相对而言中间阶层的满意度比较高。

张海东：

关于生活方式，在时间分配上，中间阶层和非中间阶层的时间分配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中间阶层在工作、学习和交通上时间的花费略多于非中间阶层，而非中间阶层更多时间投入到了家庭生活中。从区域的差异来看，北京的中间阶层生活节奏最快，广州的中间阶层最悠闲，工作学习方面，北京的中间阶层花费的时间最多，交通也是这样的状况，北京最多，最少的是广州，上海居中。家务方面，上海的中间阶层花的时间最多，北京的中间阶层花的时间最少，照顾家人方面，广州的中间阶层陪伴家人时间最多，休闲方面也是这样，广州几乎是北京的2倍。

在生活方式方面，我们还测量了生活品质，主要是看大型超市购买食材方面可以看出，接近62%的中间阶层经常去大型超市购买食材，远远高于非中间阶层的37.6%。还有65%的中间阶层经常使用绿色食品，55.6%的中间阶层从来不吃转基因食品，这方面都比非中间阶层高。相对于非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更加看重生活品质。

张海东：

在休闲生活方面，比如旅游这个指标上，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旅游，中间阶层的旅游次数都是非中间阶层的2倍，（图）从表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国内旅游在6次以上，非中间阶层只有3.5次。境外旅游，包括港澳台、国内2.3次以上，非中间阶层只有1.3次。在读书的数量上，中间阶层也显著高于非中间阶层，接近每年平均读12本书。

在家庭成员的教育活动方面，中间阶层的家庭成员教育活动更为多样，课内学习没有什么显著差异，课外活动方面差异也不是特别大，但是针对补习班和参与重要活动着两项，中间阶层的成员显著高于非中间阶层。

张海东：

阶层认同：第一个是个人阶层认同，和非中间阶层相比，中间阶层有更高的个人阶层认同感，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群体来看，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全国阶层认知上，中间阶层都拥有比较高的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比如他认同中层、中上层和上层这三类的层次，选项都比较多。显著的高于非中间阶层。从范围来看，相对于本地的自我认同，因为我们测量中去问你在本地是否属于中间阶层，在全国看是不是中间阶层，从这个比较来看，本地的自我阶层认知，被调查者和全国的认知相比是普遍要高于在全国的认知。无论是中间阶层还是非中间阶层，在全国的自我阶层认知均会高于一线特大城市的自我阶层认知。

不同城市之间，在个人阶层认同上的差异不大。中间阶层刚才讲的是个人认同，这个是家庭层级的认同，中间阶层对家庭层级的认同相对比较低，但是对未来的预期是比较乐观的。我们的调查中测量了五年前、目前和五年后的预期，来看中间阶层的家庭认知，我们会发现：北京认为自己五年前是中间阶层的比例只有30%，目前是48.8%，增长了18%以上。五年后的预期要达到66%。上海增长的幅度最低，因为五年前48%的人认为自己是中间阶层，现在是61%。广州同样也是增长18%左右，这可以看出来，过去五年以来，中间阶层的增长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中间阶层认为判断中间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中间阶层是以收入和资产来判断，我们给出了八个指标，但是只有这两项显著高于其他六项，而且在各个城市中差异并不是特别显著，大家均认为这两项指标应该是作为中间阶层的一个标准。

张海东：

社会态度：中间阶层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正向评价略高于非中间阶层，在社会信任程度上，中间阶层的社会信任程度略高于非中间阶层。从北上广三地的比较来看，公平感的正向评价，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都是北京最高和最强，广州是最低的。生活满意度也呈现这样的区域分布特征。

社会参与：中间阶层的公益活动参与度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尤其是在向别人捐款捐物、义务献血和参与环保活动这一块，中间阶层的参与度非常高。涉及到讨论政治问题和反应意见的参与率方面，中间阶层在这两方面相对高于非中间阶层，但是像上访、游行、罢工等这些激烈的政治活动上，非中间阶层高于中间阶层。在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上，中间阶层和非中间阶层的趋势大致相同，比如工会、校友会、兴趣娱乐组织，这个参与率都比较高。除了宗教组织之外，对其他的一些组织参与率，我们可以看出中间阶层比非中间阶层都要高。从地区差异来看，上海的中间阶层在和经济相关的社会组织当中，参与活动是最高的，而北京在文化相关的社会组织中参与比例最高。广州的特点是宗族、老乡会参与率最高。

张海东：

结语：通过这样一个研究，我们发现：首先，中间阶层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随着这个阶层的不断扩大，对促进消费、拉动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中间阶层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当中包含非常多的正能量，可以对其他社会群体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第三，中间阶层形成更多是通过市场渠道。前面汇报中提到过，自主的找工作，很多是在私营企业中工作，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主力军。最后，总体来看，中间阶层规模的扩大对我国社会避免两极分化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使社会结构朝向更加合理的甘蓝型社会迈进具有重要意义。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张海东教授的专题报告。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言。

王广州：

首先感谢各位媒体、各位领导，特别是社学学所长期大力的支持，尤其是2011年以来更早的支持，使我们的研究一步一步往前走。还应该感谢社会文献出版社谢社长。

这个研究其实和国家的生育政策调整是密切相关的，从2011年的调查，很直接的服务于党中央委托的相关研究活动，而且这件研究我想跟几个重大研究问题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次调查其实和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有关系，这两件事情又是连在一起的，相当于走到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生过的没生过的不一样。为了回答这几个重大的问题，其实我们生育意愿方面的研究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它不仅仅关系到过去，更重要的是链接着未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研究必须要做得比较扎实才行，但是不是能够做得扎实，所以我还想感谢社会学所的调查团队，因为做过调查的人都知道，是一件非常辛苦，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研究的成果如何，其实真的取决于最初自数据搜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最基础的东西没有科学性的话后面就没有办法讲了。

王广州：

今天讲的内容会有一些详略，我想讲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查的基本情况。二是终身生育水平估计。就是老百姓到底终身想要多少孩子。三是讲讲生育意愿特征。四是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之间的联系。五是生育计划。

为什么要讲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做人口的非常关心这件事，调查了谁和没调查谁，是不是有选择性，决定研究的科学性，如果调查本身是有问题的，后面的推理或者观察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把调查、人口普查和大型的调查做了对照，任何调查和调查之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包括样本和总体之间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但是要知道偏差的方向。一旦知道了偏差的方向就能把控误差的方向，你可能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我们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我们每个人的观察都是可能有偏差的。对照的结果和大的数据比较，看起来情况还不错，但还是有一些小的偏差，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可能和国家统计局相比略微低了一点，结果会是什么，对于我们下面所有的观察可能是高估的，这样我们就有研究的基础，不知道研究是朝哪个方向偏的，或者并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偏的，那是非常危险的。

王广州：

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我们想知道不同的年龄队列，不同年代的人，大家生过了多少孩子，生的结果是密切联系政策，只有没生的人才符合政策。我们第一个直观的印象，这其实是个常识，但有需要反复检验，会发现随着年龄的降低，现存子女数是减少的，调查和调查之间应该有一些一致性。2011年60—69和2015年的60—69不是一样的人。

另外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政策不同，所有人想法也不同，现存子女数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老的队列一直是农业多，可以和80年代、90年代的调查做对照，索性我们的偏差都是很小的，样本的代表性还是比较强的。

王广州：

不同孩次的分布，我们也做了一些比较，会看到农业人口中有将近一半25—39岁就生完了第二个孩子，甚至10%左右的已经生了第三个孩子，这和我们的常识和观察是一致的，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现在的研究是可靠的。会发现老的非农业人口有1/5也生了第二个孩子，从概率论、子女的角度讲，多子女的子女更容易被体看到，如果按家庭户分的话。

最基本人群孩次结构的观察，城乡分布，政策的对应，基本是符合实际的，和其他的调查也能够对在一起。生育的基本特征，我们有几个层次的测量，你认为一般情况下有几个孩子最理想，不同的队列想法是不一样的，也呼应了为什么年轻的队列孩子少，他的想法就是降低的。育龄人群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生育意愿不同，农业人口的意愿强一些，2010和2015年的调查会发现，即便是年纪比较大的，理想子女数都在2.1以内，就是耕地水平以内的，这样的结果是将来的子女数量一定少于两个孩子。如果按照这种意愿下去的话。

王广州：

受教育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以往的研究也是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生育意愿越强，有相对的因素，可能是农业人口，受教育比较差，从事各种活动，各方面的社会经济因素也是受影响的。包括对孩子的预期是不同的，会发现我们看起来有一些差别，其实这个差别都是非常小的，都是在耕地水平以内，比如80年代、90年代，很多人的意愿是多的，是在耕地水平以上的。是不是收入越多的人想生更多的孩子，其实也不是，是有下降趋势的，虽然变化很缓慢，但不能够反过来理解收入高的人想多生，我们看到那么多富人超生，他们意愿很高，但平均起来看，他们是低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至少是根据收入的划分来看。

王广州：

东北地区确实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已经进入了非常低的生育水平，可对比的它是最低的。日本的生育意愿大体是2.17，其实是生了1.3个左右。如果能够推理的话，它的生育水平应该在1.1左右，是不是东北现在在1.1左右呢？基本是在1以内，又吻合了我们的判断，生育水平和实际的生育意愿是能够对应得上的。

王广州：

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这就具体到个人了，你自己觉得状况怎么样，要生多少。现在有些人超了生育意愿，有的后悔，一半左右的人是满足的，还有一半左右的人不满足，这可能和历史的政策有关系。具体到每一个育龄妇女，其实接近80%的人是有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的，满足了1/3左右，还有很多没满足，你有没有二孩生育意愿，加起来并不是百分之百，反过来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有二孩生育意愿，有一部分人不想要孩子，有一部分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王广州：

具体的生育计划影响到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影响，就是说堆积有多大，学术界有很强的争论，做单独二孩用的是2011年的数据，实际是经得起考虑和争论的。一种比较极端的讲法，凡是有意愿或者有计划、符合政策的人是3年或者4年生完，我们说是不可能的，他们算平均生育间隔是3年，我说那是一个分布，我拿出我们自己的数据。会看到很多人是不要的，年龄越大肯定不要，不管有几个孩子，什么时候就不打算生下一个孩子了，即便有意愿。肯定要的，年轻的肯定会要下一个孩子，可能生一孩。年龄大一些的，40—49，肯定要下一个孩子，不管生第几个，比例是非常低的。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理由，这次汇报材料里也写，每年不太可能有超过1%的40岁以上的人生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人群中大概有40%是40岁以上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分孩次的，一孩的肯定生下一个孩，肯定不要的有60%。四六分成怎么分，意愿有多高，虽然想生，很多人错误的把意愿当成了一定要生，如果他讲的都是真话，想生的也就是40%。还有一些没有想好的，我们把它加上也就50%，没想好不能认为人家一定不生。预期生下一个孩子的比例我们也做了分析，到底什么时间生，3年、4年之内能不能想生的都生完，我们算的结果是五年能生完70%就不错了，就是有计划的、也想的、也努力的，这是根据我们的数据观察得出的结论。5年和3年、4年之间差很多，70%和100%还差很多。

王广州：

总结：第一，现在终身生育水平肯定在1.7以内，未来的趋势是下降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多次连续观察都是这一个结论。第二，意愿也在更低水平以下，我们搞不好就进入低生育陷阱了，因为他的意愿很不强，落实到行动上又打了一些折扣。再有一些不孕不育的因素，包括食品安全等因素，对实际生育行为还有一些影响。可能调查会有偏差，任何人都不是上帝，将来和现在有偏差的话千万不要怪我们，要怪我们研究还不够。

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下面有请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发言。

祝华新：

首先，非常感谢李院长、陈所长、谢社长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诚 惶诚恐。我们主要是做网络舆情一线的实政研究，非常荣幸已经是第9年参与《社会蓝皮书》，我们写互联网年度舆情报告，我们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名义。我们 每年都梳理203热点舆情，头六个分别是大阅兵、股市暴跌、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网络红包传递、新春祝福、东风之星沉船和上海踩踏事件，我们10月底结 稿，如果是至今结稿的话，肯定有两个能当选，就是巴黎恐怖袭击和深圳的人工堆积的渣土导致大量楼房倒塌和死亡事件。

在20件事件当中，类似的事件还有南京宝马撞人案、少林寺方丈的 争议、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在国际舆情方面还有习主席访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欧洲难民危机等等。我们适用门户网站的报道，用微博、微信这些客户 端共同锁定热点。从今年的地域分析来看，舆情压力值地域分布，广东和北京仍然位居前两位，受哈尔滨仓库火灾和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的影响，黑龙江的舆情压力 指数有较大的增加，受天津港特大爆炸火灾事故影响，天津的舆论压力增加也很快。

祝华新：

从职能部门来看，公安仍然处在第一位。此外，今年由于校园舆情 高发，校园暴力、高考和招生等方面的负面舆情，教育方面的舆情比去年上升了两位。再一点是今年由于股灾，证监会、央行等财税、经贸部门舆情压力陡增。再一 方面是今年由于公务员工资调整、养老金并轨、延迟退休等政策，人社部的舆情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与往年相比提升了七位。

在舆情涉及到的社会问题类型方面，今年有三类明显的增长，一个是社会道德争议，一个是劳资纠纷，还有意识形态的撕裂比较严重，比往年上升了6位。而前几年的热点舆情，比如社会暴力、官民关系、警民关系、征地拆迁与群体维权、医患关系、城管执法等都呈下降态势。

祝华新：

今天社会舆论场发生了重要的变迁，就是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 端，移动舆论场成为今天舆论场重要的引擎，很多中国人了解新闻时事第一信息源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2009年在《社会蓝皮书》年度互联网舆情 科技报告当中，曾经统计分析过当年的77件社会热点事件，发现网络爆料引发公众关注的占30%，当时媒体广泛报道，有三舆情来自互联网爆料。我们对今年1 月1日—10月31日500件社会热点事件的统计表明，从当年三成上升到44.4%，而其中可以明确源于两微一端，源于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的占 12.8%。可以这么说，今天的社会舆论相当程度上在每个中国人的手机上生成。移动舆论场成为社会舆论的新的引擎和发动机。特别是今天的微信活跃用户达到 6.5亿，某种程度上微信、公众号取代当年的微博、大V，成为社会舆论新的发动机。

祝华新：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能力在下降，由于经济利益的软诱惑 和宣传纪律约束力而严重下滑；网络的，特别是自媒体设置能力在增加。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传统媒体在舆论发酵和消解过程当中仍然能发挥重要作用。像黑龙江 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中央电视台公布现场监控录像，是舆论逆转和消退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今年大幅度走向网络，特别是“两微一端”的舆论场，央 媒走在了媒体融合的前列。以人民日报为例，人民日报今天已经远远不是一张纸媒，我们有杂志、门户网站，有微博、微信、客户端、电子月报栏、网络视频等十种 载体，人民日报新浪微博粉丝超过四千万，人民日报微信粉丝近300万，人民日报的客户端下载量超过1个亿，人民日报全媒体的用户超过5个亿，用纸媒来比 较，我们的纸媒发行量300多万，全媒体受众扩大了100多倍。应该说不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央媒都走在了媒体融合的前面。其他的媒体也大幅 度前进到移动舆论场，特别是移动客户端，包括南方报系、并读、新疆自治区网信办的无界传媒，还有四川日报集团的封面传媒。今天在网络舆论场上政府影响力已 经全面占据微博，但是在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上体制外力量占优。

祝华新：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草根力量崛起，大V风光不再。在一些热点事件 中，大V的身影已经溃散，一些草根网友的声音得到了追捧。今年有一个重要现象，网络社群在借助自媒体上在凝结。互联网上广场式的鼎沸之议减少，沙龙式的社 群对话增多。特别是社交网站有人员动员组合功能，社会各群体增势的利益博弈，在互联网上聚合成体，网络内容供应在技术细分之下呈现出公众生活偏好的凝结， 这提示未来互联网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重点要从微博、大V转向网络社群，某种程度上大V是毛，网络社群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未来舆论场的社群利益冲突将盖 过意见领袖的口舌之争。

祝华新：

和此相关的是在今年舆论场上职业群体浮出水面。过去把网络舆论 分为官民两个舆论场，现在看来官民二元的划分显得过于粗糙。我们特别注意到，在今年深圳娃娃鱼事件和河北苏宁枪击案引发的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客观报道的争 议，注意到警察这个群体在互联网上发出了独立的职业群体的声音。其实这一两年，医护群体、律师群体、媒体人群体都在网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职业群体的舆论板 块，在过去官民二元的舆论板块之外，现在呈现出舆论的细分状态。早期的网络舆论打破血缘地缘业缘，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大家更多的是精神认同，而 非身份认同。但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职业群体的崛起，让网络舆论从少数人员善变的人掌握话语权，还原为社会各阶层趋于均衡的利益表达。网络舆论今天是分 层的，在不少公共议题上，难以再泛泛而论舆论的整体反馈，更需要细分社会各阶层对公共议题的诉求和感受。比如说今年9月份交通部关于移动出行软件和专车改 革，我们注意到各阶层的反映截然不同，一方面在网上有较大话语权的专车乘客和专车司机对交通部的文件提出了较为激烈的批评。《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个评论 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还有几百万的哥，的哥给专车持抵制态度，的哥在互联网上话语权较弱的。《人民日报》还提醒，还有一些根本不上网的城镇老年人，他们不会用 智能手机，不会用打车软件，打车软件的流行增加了他们在路边扬招出租车的困难，所以今天的社会舆论是分层的，我们要细分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网上不 光要注意倾听网上较为强烈的网络舆论，还要注意到个网上大概有2/3网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人力较弱，更要注意到有一半中国人压根儿不在互联网上，今天 的网民仅仅6.68亿，所以利益相关各方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打造职业共同体。

祝华新：

再一点是意见领袖的最新动向，我们注意到意见领袖呈现出微博大 V向微信公号迁移的迹象，我们统计了300多位意见领袖，这是前几年在《社会蓝皮书》中做过统计的，我们追踪观察发现，其中有一些人微博被封或者停止更 新，其中开通微信公众号的从左中右网友来看，从18%到40%，很多人相当一个板块转移到微信公众号上。（图），我们注意到，在微博上，左中右的网友微博 发帖数比2014年都有回升，但是他们的转发数、评论数均呈现下降趋势，能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极端思潮在微博上已经边缘化。或者根据新浪微博公司第三 季度财报分析，微博人群已经实现了迭代，是过去追捧时政大V的人群已经被更关心时尚的青年人群、更关心八卦的人群取代，微博最新的统计数据是80后、90 后、00后占到微博用户的90%，九成的微博用户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祝华新：

同时，我们观察了300多位意见领袖在其中开通微信帐号的人， 他们日均文章数和他们微信公号日均阅读数，我们注意到升左派、升右派阅读数较大，这提示极端的观点在微博上已经衰弱，在微信公众号上仍然有较大影响力，微 信的治理要比微博难得多，微博只是在突发事件当中质疑政府的公信力，只要做好政务公开，主流媒体及时报道突发事件，回应民众关切，就可以击溃微博、大V的 一些不负责任的吐槽，但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涉及人生观、价值观一些更深的层次，微信公众号的治理需要一番刮骨疗毒的功夫，尤其是需要主流的文化、主流的媒体 更多的到微信公众号上去。

祝华新：

最后一点，关于依法治网。2015年互联网治理从敏感词的字符 管理转向网上行为的规则管理，从治理个体网民转向治理网络平台。特别是国家网信办出台了约谈十条，对一些违法有害信息在自己网络平台上传播的，国家网信办 有约谈，严重的包含吊销帐号这样的处罚，现在还没有实施。今天政府的管理转向了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另一方面，青年的网络评论，特别是民间的 网评有较大发展，所谓自带干粮的五毛队伍有较多发展。我们观察到，网络评论要注意提升专业性，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对不同意见不能简单扣帽子，贴标签， 网络青年文明志愿者在网上释放正能量，更要在现实生活中热心公益，不能仅仅满足于大V的键盘响。今天互联网治理提示互联网发展前景，到底是继续保持官和民 两个舆论场的张力，还是回到“舆论一律”的时代。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营造了一个通过公众持续的讨论交往过程形成的公共领域。互联网治理，不以为着回到舆 论一律年代，挤压互联网这个初具规模的公共空间，管控来自网上的不确定因素，也要适度保留网络舆论的活力，尊重互联网名义表达。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祝华新秘书长，感谢专家的精彩报告，今天发布的蓝皮书和专 家的专题报告涉及到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有些问题是高度敏感的，我们十分欢迎媒体记者积极报道，因为没有你们的报道我们的发布就没有什么社会效应。同时我 们也希望媒体朋友在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报道时能和我们皮书的相关作者，或者和社会学所的专家沟通，避免歧异和不必要的媒体炒作，希望和我们更好地合作，更 好地报道这本蓝皮书。

主持人 张国春：

同志们，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构建我们国 家美好的发展蓝图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智库研究机构献计献策。目前我们院在专业智库建设方面已经迈步比较大，建立了十多家专业智库，这些智库将围绕我们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也将持续对这些智库研究的成果进行发布。我们希望这次《社会蓝皮书》的出版发行能为政府决策机构、学界、媒体 提供一本详实的关于当下中国社会新形势、新特点的研究报告，这不仅体现出皮书作为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和作用，同时也彰显出中国社科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 价值。在此我也恳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社会各界、媒体朋友一如既往地支持皮书的研创工作。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