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7月8日报道，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前，中国曾有一个地方进行了30年的试验，目前这个地方的老龄化相对趋缓，性别比大体正常。报道全文如下：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这也意味着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二孩实验”自行终结。

在境外媒体报道中，翼城县是距离北京800多公里的“秘密人口试验地”；在国内，它是“偶然情况下”启动农村二孩生育实验的特区。30年来，作为“生育特区”，翼城如大棋局里的一粒孤子，又似国家人口政策的一片苗圃。

翼城“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的倡导者、人口学者梁中堂认为，影响人口发展的，不只是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规律，还有科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及社会心理等，“有些人口现象虽然是现实发生的，但其后果却将潜伏几十年才显露出来。”

今天的生育状况，就是明天的人口构成。透视“翼城实验”，将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全面二孩时代？

鉴往知来。走进翼城，正好可以一窥未来中国农村地区人口生育状况，诸如，生育率是升是降？二孩生育意愿高不高？受哪些因素影响？性别比会不会失调？“驸马村”又是怎么回事？老龄化浪潮下的乡村养老何去何从？全面二孩政策，又将给这个县的城区和乡村带来什么？

翼城，以其30年的“多做少说”，乃至“只做不说”，默默交出一份“二孩实验报告”。

开卷有益。

偶然而始又悄然而终的“生育特区”

夏夜的翼城，雷声有如重鼓，闪电划破夜空，暴雨顷刻而至。凭窗望去，夜空烟雨朦胧，万家灯火阑珊。初次听到翼城农村31年前就放开二孩生育小口子的“传说”，如闻惊雷——这里曾是“不宣传、不推广、不取消”的“生育特区”。

“国家出台单独二孩政策前，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省里向翼城要‘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总结。”翼城县原计生局副局长李克聪认为，这是“翼城实验”在国家生育政策调整中发挥参考作用的依据。

但“翼城实验”的“始作俑者”梁中堂，并不认为该试点对全国生育政策调整发挥了多大作用，只是说：“翼城试点在偶然情况下做成，不可复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70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当时翼城县轰轰烈烈开展起计划生育工作，然而遭遇了群众接受难、工作阻力大、干群关系紧张的困局。但很快迎来了转机。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省计生委顾问的梁中堂向中央领导呈送研究报告，建议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取代“一胎化”政策，即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国家法定结婚年龄推迟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

梁中堂说，此办法的核心，一是晚育，主要指妇女24周岁时初育；二是间隔，视第一个孩子生育迟早的不同，一二胎的间隔有所不同，主要是要求妇女30岁左右生育第二个孩子；三是杜绝和减少多孩生育。

吸收梁中堂的观点，经原国家计生委同意，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1985年7月起，翼城县农村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工作。

翼城是典型的农业县，山区、平川、丘陵大体各占1/3，人口底子清晰，符合梁中堂期望的“两晚一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县条件。

他在给翼城乡村干部部署工作时说：“目前我国10亿多人口中，近7亿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换句话说，30岁以下的就占70%。年轻人多，生育力强，死亡率也一直在下降，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出生的孩子更多，吃饭、上学等问题就更大。像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人口增长太快了，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减少得太厉害，也不见得是好事情。为了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也不必只许人们生一个孩子。”

梁中堂认为，“两晚一间隔”比“一胎化”政策少生孩子。间隔生育可以把人口生育高峰拉开，既调节生育，也防止以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

试点伊始，翼城不少干部担心人口失控。而此后的翼城实践，则有力支撑了梁中堂的判断。1985年开展试点时，翼城做了人口长期规划，测算2000年的人口总量为300331人，而2000年的实际人口是302816人，相差无几；翼城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1985年为1%，2000年则降为0.87%。

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2000至2010年，全国、山西省、临汾市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5.84%、9.98%、9.26%，而翼城县为2.71%，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全市水平。

人口老龄化进程至少延缓5年——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翼城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59%：而在2005年，全国这一占比已经达到7.7%，2010年更是上升到8.87%。

出生人口性别比大体保持正常——试点前几年，人们对性别的偏好还比较强烈，1985年至1989年，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偏高，最高的1987年达到117.7。1990年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到103至107的正常范围。此后25年间，翼城除个别年份高出正常范围外，总体上都比较正常。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翼城县0岁性别比为106.1，而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为114.3；翼城县1至4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02.7，而全省为110.4，全市为110.7；翼城县5至9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01.5，而全省为108.2，全市为106.2。县卫计局长菅俊军说，这说明翼城县育龄群众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人人都能生两孩的新时代，对翼城县来说，则意味着开展了30年的“两晚一间隔”试点工作自行终结。

但其影响并未戛然而止。

“在生二孩上，70后在抓紧，80后在观望，90后还没认真想”

“一个孕妇三个陪”。一大早，翼城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口，就已挤得水泄不通。

“全面放开二孩后，上40岁的人就着急了，有一线希望的都想来试试，抓住尾巴再生一个。不少人每月都来检查，看不孕症的人明显增多。”妇产科门诊主任王慧快人快语。

据县医院妇产科门诊统计，今年前5个月，县医院行取环术104例，比去年同期的56例增加近一倍。

38岁的张彩云是城镇户口，孩子已经9岁，看国家放开二孩，想要再生一个，可才怀上俩月，胚胎就停止发育。

“前几天还听得见胎心，怎么可能就停止发育了？”她拿着彩超检查报告单一动不动，勉强抬起头，询问护士时声音都有些跑调。一旁陪着的婆婆瞬间脸色大变，慌里慌张走出门，给儿子打电话，要他立马赶到医院。

王慧说：“70后怀二胎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来自身体，男方抽烟、喝酒都会影响生育，而女方如果不及时服用叶酸，不调理身体，婴儿很容易先天不足。另外，男女双方心理上也要多调节，越是着急越不容易怀上。”

“对于80后、90后来说，生二孩是怀得起，但生不起、养不起，即使在农村，好多年轻一代也不生二孩了。”妇产科主任王爱琴说，“一般都是过了35岁，发现家里有老人病了，一看将来没有跑腿的，才又来生一个。这事儿，70后、80后要看得长远些，90后还没有经历生老病死，人生阅历还没到，看不到那么远。”

妇产科一侧，浇底乡油庄村郭永红两口子神色紧张，再也没有初次做父母的喜悦。郭永红今年27岁，头胎生的男孩已4岁，“这一胎本想要个女孩，谁知道又是个男孩。”

“生一个太孤单，我家老大就不爱说话，生俩吧，开销实在太大。”郭永红的丈夫在汽修厂工作，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算算孩子上幼儿园学费、家里的各种开支，一个月最少也要2000元，根本攒不下钱。”

“还想生女儿吗？”

“国家让生，也养活不起！”两口子摇头摆手。

“在生二孩上，70后在抓紧，80后在观望，90后还没认真想。现在生活压力大，教育成本高，人们又都想维持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平，不少人等到35岁以上才具备生二孩的经济实力。”王慧说。

“我是不管男孩女孩都要俩，生一个太少。”在县医院妇产科，王庄乡上石村49岁的陈忠萍陪着90后的女儿孙晨曦做产检，很有当家的“派头”。女婿陈浩在一旁递水拎包，小心伺候着妻子。

孙晨曦说话绵软，“肚子里的孩子9个半月了，马上要生，至于二孩，得过两年看看经济条件是否允许。”

陈忠萍也是底气不足：“现在彩礼太多了，一般的要12.8万元，也有要14万元的，又都想在县城里买房，讲究有房有车，教育上也费钱。要是生两个男孩，真吃不消。”

说话间，外面鞭炮声响，不少人出去看热闹。只见七八个妇女前后簇拥，有人引导，有人搀扶。走在最中间的是抱婴儿的，步子很快，手里攥着把桃枝。紧跟着的产妇，戴一大口罩，身子有些轻飘，胸前举一支香。一行人面露喜色，匆匆走出医院。

记者赶上去问，得知生的是个女孩，来医院的都是亲戚，回村还会有更多人迎接。

“在翼城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淡了，在生二孩上也大有‘反转’的意思。老大是男孩，生二胎的就会有顾虑，怕再生一个男孩。如果老大是女孩，生二胎顾虑就少，大家都想要一个儿女双全。”李克聪说。

他分析说，以前农村要干体力活，收割麦子、挑水、种庄稼，肯定是生男孩好。现在收割用机器，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能干。有些职业，女的还比男的干得好。“以前说养儿防老，但男孩成亲要买房、买车、准备彩礼，女孩不用，而且女孩养老更贴心。”

在翼城县卫计局帮助下，记者分别选取山区、平川、丘陵有代表性的3个村子，对70后、80后、90后等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的一孩、二孩、多孩生育状况搞了微调查。

里砦镇吉比村地处平川，70后育龄妇女117人，生一孩26个、二孩90个，多孩1个（双胞胎）；80后育龄妇女86人，生一孩41个、二孩38个，多孩2个（双胞胎），已婚未生育5人；90后育龄妇女47人，生一孩36个、二孩1个，已婚未生育10人。

中卫乡甘泉村是山区村的代表，70后育龄妇女75人，生一孩30个、二孩45个；80后育龄妇女72人，生一孩34个、二孩35个，已婚未生育3人；90后育龄妇女19人，生一孩11个，已婚未生育8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村子，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90后，截至2016年6月底，都没有人主动生育多孩。

王庄乡鄢里村地处丘陵，70后育龄妇女104人，生一孩32个、二孩69个、多孩3个；80后育龄妇女100人，生一孩53个、二孩45个，已婚未生育2人；90后育龄妇女19人，生一孩14个、二孩1个，已婚未生育4人。

从这3个村子来看，与70后相比，80后二孩生育数呈减少趋势。同时，80后、90后已婚未生育人数明显增多，多孩生育趋零，晚育已从多年提倡渐变为现实。

“生或不生”的选择题背后

麦子熟了，红色的联合收割机在金灿灿的庄稼地里格外扎眼。王庄乡北丁村的李继宗咧着嘴，目光懒懒地跟着收割机扫过那片金色，半个多钟头，5亩麦田理出个“板寸”。老李留下千余斤口粮，随收随卖了4000元。

粮食拉到家以后，眼瞅着日头还不毒，李继宗就近挑了一块平整的水泥路面，扬起麦子。一时间，麦粒儿雨点般飞起又落下，碎叶子、草梗子随风飘远。

15年了，女儿生“老二”的问题始终是双女户李继宗难以平息的心火，即便孙女已经读初二，他仍然期待能抱个孙子。

但在这件事上，女儿和上门姑爷态度坚决：“家里这条件，生多了养不了。”去年，女儿李静不仅话不改口，还坚决领了独生子女证。

老李初中文化，在他的观念里，人生四件大事：生老病死。生，伴随着老，躲不开病，绕不开死，只有子孙繁茂，生活才有保障。

“再生一个，你这房子怕没了吧？”多年“冷战”，李静懂得“要害”在哪儿。

老李闷声不响了。

翼城是唐尧故地、晋国源头，农耕文化悠久，修房子是庄户人家不亚于生娃的头等大事。“穷修门脸富修灶”，家家户户四五米高、三四米宽的入户大门，农用车、小汽车可轻松出入。

李静生女儿的时候，老李家还是快塌掉的土坯房，如今老李两口子，女儿和上门姑爷各有一间大砖房。走进屋里，各种家具家电俱全，摆设不输城里。

“盖房子全是自己上手，装修也是自己设计，不然得多花10多万，一家子一年才挣三五万元。”李继宗年轻时走南闯北练就了好手艺，但也伤了身子，“一过60岁，老两口一年吃药花费5000多元。现在女娃比男娃金贵，孙女上县里最好的私立学校，闺女在县城租房子陪读，一年花钱如流水，等到上大学，没个十万八万怕打不住。”

梁中堂说，人口政策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作用。“经济规律、人口规律，还有科学技术，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及社会心理等，都会影响人口过程。”

记者采访发现，收入不稳定是当前影响翼城农村二孩生育的首要因素。人们担心生育孩子会降低生活水平，所以选择晚生、少生甚至不生。其次，照顾老人、小孩的时间精力是否充裕，也是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

在中卫乡浍史村，全村800多户，独生子女户就有162户。其中，80后有51户，独生子34户，独生女17户。

35岁的鞠江娜家有独女。记者问她为啥不再生一个，鞠江娜嘟囔说：“生孩子这事，一个人说了不算，屋里那个不让生。”

一打听，不生二孩的真正原因是公婆身体不好，“一个心脏搭桥，一个胸椎腰椎手术，花了小20万元不说，天天忙着伺候老人，再生一个，根本没精力照顾。”

丈夫董小兵是一家铸造厂工人，月收入四五千元，不停跟媳妇交底：“死活都不敢再生了，生下来大人小孩都难受。”

里砦镇吉比村计生服务员郑巧红告诉记者，村里有个80后，生了一个女儿，父母让再生一胎，就是坚决不生。还有一个90后，结婚三四年了，还不生孩子，老人都很着急，但人家一点都不急，“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好，生了娃根本没法过日子，等宽裕些再生。”

“生不生，其实政策管不了，父母也管不了，而是个人意愿说了算。”李克聪说，“现在政策对生育的影响已经不大了，顶多占到三成，还是对那些双公职的家庭。个人要是想生，不会在乎罚款。”

在国有银行上班的刘森林就“偷生”了一个姑娘。儿子今年18岁，女儿刚满5岁。刘森林说，本来也不想再生，但有一次岳父生病住院，忙前忙后伺候两年多，等到老人最后走了，再生一个的想法扎了根，“就感觉必须得再生一个，哪怕罚款也无所谓，不然将来一个孩子得累死”。

据了解，在翼城的城镇人口中，坚决要生二孩的，早已想尽各种办法生了。“等如今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真正有意愿的人数并不太多，可能不到城镇育龄人口的三成。”李克聪说。

“驸马村”的喜和忧

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农村更是如此。

养儿防老，生两个女娃怎么办？翼城人的回答是，嫁一个闺女出去，招一个女婿回来。经过30年生育试点，翼城“光大”了古已有之的入赘文化，一些招亲养老较多的村子被称为“驸马村”。

虽说生了两个闺女，可王庄乡北丁村58岁的村民张青梅，“心里从没熬煎过”。她说：“生儿子要买房子买车子不算，光娶媳妇彩礼钱就要12.8万元。一个儿子搭50万元，两个得100万元，还不累死？”

张青梅大闺女出嫁后，二闺女招了女婿进门，家里不仅有了壮劳力、主心骨，女婿小邓进家入伙还带来了2万元。

翼城当地早就有入赘习俗，城乡区分并不明显。以前招亲讲究改姓，要立字据，有中人作证。后来姓名基本不改了，但是养老的义务体现出来，生养老、死戴孝。“招亲养老进一步拉齐了男女平等，村里的双女户、独女户并不感觉低人一等。”翼城县县长杨春权说，不少上门女婿还当了村干部。

中卫乡人望村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驸马村”，全村222户中，双女户41户，招亲户就有45户。

61岁的冯翠玲是个刚强的女人，丈夫去世16年了，她既当爹又当妈，把两个女娃拉扯大。丈夫去世，欠了10多万元医药费，家里经济压力太大，盼着闺女们都嫁出去，“她们过好就行了，我招不招女婿无所谓。”

后来提亲的都是让她招女婿，冯翠玲就一句话：“家里有外债，不怕你就来！”

大闺女招了晋中介休的女婿，没多久生下来一双儿女，两口子还在县城里买了135平方米的房子，但花了40多万元后，再也没钱装修了。

平日里，大女儿和女婿外出打工，冯翠玲在家照顾孙辈、侍弄农田。前段日子她骑电动车送孙子、孙女上学，在巷口跟别的车子撞在了一起，孩子没事，自己右腿膝盖粉碎性骨折，卧床100天。

因为要照顾母亲，别人给苹果树套袋，一天挣60元，冯翠玲女儿只能挣50元，“一块也是挣，两块也是挣，只要咱肯下辛苦，不愁日子过不好。”大女儿匆匆回来支援，照顾老人之外，也不忘打点零工。

两个孩子一年最少花销1万元，“再有钱，没孩子就没心劲儿。家里光有老人，再安逸也不开心。说到底，中国人活人是活娃呢。”冯翠玲的话透着哲理。

时光流转，孩子们将来留在村里的可能就越小，“驸马村”招亲养老面临的挑战就越大。

同样是在人望村，62岁的农民张大有虽有俩女儿，却一个都没有招成亲。

大女儿读大学走了，谈对象、找工作都在县里，大女婿又是独生子，没法招亲。本来老两口一直盼望着小女儿能招亲，她也满口答应。但等到20岁谈上恋爱以后，死活也不招亲了。

“能不能换一个呢？”老两口不停给小女儿做工作。

“不行。”小闺女铁了心，“你把我留在家里，我也不一定给你养老。”

张大有的老伴儿气得卧床一月，最后没办法，只好摊牌，“外面你要感觉强，你就走，只要你管我们就行。”小女儿满口答应。

如今老张家的日子有些冷清，“总感觉眼前没人，不红火。”家里的房子没心劲儿收拾，院子里也有些荒芜。

人望村党支部副书记、老计生员杨春香说，与张大有的情况类似，“村里还有几家房子装修得好的，女儿都考大学出去了，不会回来招亲了。”

但人口老龄化已经迫不及待来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重。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人均寿命达76.1岁，一些“高寿”的城市和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2岁。

梁中堂认为，人口过程的特点具有历史连续性，有些人口现象虽然是现实发生的，但其后果却将潜伏几十年才显露出来。

鉴于此，翼城县已向山西省卫计委打报告，申请开展自主生育试点，以期为若干年后国家进一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好与经济下行叠加在一起，所以近期的数据不一定能准确反映老百姓的实际生育意愿。”翼城县委书记郭行杰说，“但不论经济上行、下行，老龄化的挑战都摆在那里。”

“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是为了更好发展。人口多了，可以限制少生。假如人口少了，政策再鼓励生育未必就灵。”翼城县第二任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说，“人口生育有其规律，遵循就可以事半功倍，翼城的启示或许就在这里。”（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彩云、李继宗、刘森林、张大有、李静等人为化名）

（人民日报记者 周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