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晚报微信公众号（wxbjwb）6月16日报道，为电报业务服务了59年的北京电报大楼一层营业厅已于6月15日正式宣布停业，唯一一个电报业务窗口将搬迁至位于西直门复兴门内大街的北京长话大楼，原来的电报大楼则将被改成中宣部的对外发布厅。位于西长安街11号的北京电报大楼，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通信枢纽，一层的联通营业厅也是北京唯一一个能发电报的地方。

电报大楼营业厅人去楼空

据北京晚报微信公众号报道，今天上午8点40分，记者来到位于西单电报大楼的联通营业厅。营业厅大门紧闭，透过旋转玻璃门望去，大厅里已经人去楼空，废弃的物料散落在地上，显得比较凌乱。现场已经看不出哪里是原来的电报业务窗口，只有门口的业务指示牌上写有“电报业务”这项服务。

人去楼空的大厅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wxbjwb）

营业厅大门上，贴着一张“敬告客户”公告。公告表示，电报大楼因装修改造，营业厅业务于6月15日关闭，营业厅所有业务将调至长话大楼营业厅。客户要办业务的话，可以去长话大楼营业厅，也可以去西单营业厅或金融街营业厅。公告上附有这三家营业厅的地址、营业时间和电话。

北京电报大楼门口贴出的通知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长话大楼仍可办理电报业务

上午9点半左右，北京晚报记者骑车来到位于复兴门的中国联通长话大楼营业厅，询问现在是否能发一封生日电报，需要多少费用。一位女业务员告诉记者，电报机和报务员暂时还没有从电报大楼搬来，这两天还办不了电报业务。这位业务员说，她也不清楚发电报的费用。她建议记者下周一或周二再来问问，那时电报机可能就搬来了。记者在现场看到，长话大楼营业厅宽敞明亮，一层有六个窗口，因为当时客户不多，只开放了三个。不时有客户前来咨询、交话费、买新号等，但是一上午也没有人咨询电报业务。

今天上午的长话大楼营业厅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据北京晨报6月16日报道，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营业窗口搬迁至长话大楼，但电报机和三位发报员仍将坚守在电报大楼工作，市民可前往复兴门长话大楼办理发电报相关业务。

从一月300万份到无人问津

几天前，北京晨报记者探访了尚在营业的北京电报大楼。大楼一层的营业厅内并不忙碌，整个大厅不过五六个业务窗口，顾客也不多。相比其他人，办理电报业务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十分悠闲。她告诉记者，如今来发电报的人已特别少，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个顾客。“有的人心血来潮来发电报，也是图个新鲜好玩。”

这么多年，发电报的价格一直没有涨过，都是1毛4一个字。电报大楼的一层营业厅内，也只在入门处一个不足2平方米的工作间，留着唯一的一台第三代电报通讯机和一本1990年印刷的《标准电码本》，用于发报业务。因为翻看的年份太久，电码本已经缺边断角，用胶带仔细地粘贴过。

电传机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在大家的印象里，电报是按字收费的，早年只有在急事儿的时候，才会使用这种高消费方式。”老发报员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如今每个字0.14元的电报，对任何家庭都早已不是负担；但由于现在通讯手段很发达，电报业务已经大幅萎缩，有时候一天也发不出去一份电报。而且，在电报类型上，过去的鲜花电报、礼仪电报、加急电报都已经被取消，只剩下普通电报一种。发电报的，主要是为了体验和纪念的年轻人。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通讯技术还不像现今那么发达，电报大楼是人们通过电报、长途电话等通信手段与外界沟通的主要场所，嘀嘀嗒嗒的发报声曾经响彻一层的营业厅。

上世纪60年代的电报，一个字是7分钱；70年代涨了两分；80年代又变成了一毛三分五。一般的家庭，如果不是遇到大事要事，也不舍得发电报。“如果一切顺遂，很少有人会想到发电报，所以，有的人家就怕听到外面喊‘谁谁谁家有电报’，因为上面可能就写着如‘父病危速归’这样的坏消息。”市民周先生向北京晚报记者回忆道，每次送电报的摩托车经过胡同大院，街坊们老远都能听到喊声。

电报的鼎盛时代，北京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份。

老报务员白何廷向北京晚报记者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电报作为重要的通信手段，最高峰时电报大楼一天的收发报量达到10万余封。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得知消息的人们不约而同涌向了电报大楼，两三天时间发往唐山的电报，就从几十封突增到上万封，工作人员甚至用麻袋存放电报。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有线电话、移动手机、互联网技术等的飞速发展，电报业务也渐渐减少了下去。

老电报 资料图

老“电报人”发告别电码纪念

得知北京电报大楼停业的消息，许多老“电报人”纷纷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着“电报时代”的结束。

“7193 1032 1129 2869 3602……”一位网名为“大快活兔”的老电报人昨天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串摩尔斯电码，纪念他热爱的电报事业。

这串摩尔斯代码所代表的是：吾于1982年入职北京电报局，目睹35年变迁，时代变革天翻地覆，无以言表，故以此纪念。

发电报用的电键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据北京晨报6月16日报道，昨天，不少老“电报人”都回来看看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拍照留念。

老电报人在电报大楼前拍照留念 图片来自京华时报

“我大学毕业后就在这儿工作，那时真是特别忙，我们能坐整整六个小时不起来上厕所。”一位女士回忆，当时每天面对的都是别人家里的“重大事情”，“那时候发电报不便宜,一般只有急事儿和大事儿才会来发电报。”由于电报业务是24小时经营，厅里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她在电报大楼里工作了近35年，后来因工作调动被调离营业厅。面对营业厅的搬迁，她充满伤感，“听说要重新装修了，就过来看看，也给自己留个念想。”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的微机，其实就是普通的电脑，关键是联网。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年过七旬的张老太则见证了电报行业的鼎盛时期。“上世纪80年代，你要是从这楼下路过，听到的都是发报的声音。”她回忆，当时负责国际电报业务的有200多名员工，负责国内电报业务的有400多名员工，“投递员都有一百来人”。

张老太印象最深的是电报大楼的钟声。“我们行政部门都是准点儿上班。上班钟声最后一声，我们就必须坐到位子上；下班时一听大钟响了第一声，就赶快冲出去。”因当时通讯还不发达，很多发往国外的祝贺信和文件都是从大楼里发出，作为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张老太一直都很自豪。如今电报业务几近消失，她也并不沮丧，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但我希望不管过多久，不管以后用作什么用途，都一直能叫它电报大楼，让人们能知道那段历史。”

曾是亚洲最大电信营业厅

6月的长安街，阳光刺得人眼晕。在一堆繁华的商业楼宇中，样式有点儿古旧的北京电报大楼，依旧是那么雄壮、威严，101米长、73.37米高的楼体四方端正，楼上正中间的四面塔钟，使大楼俯视为“山”字形。去年10月底，这里曾启动了为期40天的外观修缮工程，针对大楼外立面的脱皮剥落现象进行清洗复原。

20世纪90年代的电报大楼外景 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里和东边的北京饭店，曾是整条长安街上仅有的两个高大建筑。据考证，解放初期，因为国家通信需要，1952年由北京电信局提出申请建设电报大楼。大楼于1956年5月正式动工，由邮电部主持建设，四位苏联专家指导设计，莫斯科通信建设公司指导施工。

老式电报机，这台收发讯机是电报局人工报讯台2001年使用的最后一批人工通讯工具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参与大楼设计施工的副总工程师高星忠曾回忆说，在搬运装机的过程中，每架长两米、300多公斤重的电报机不能走电梯，“全都得由大楼上班的工人靠肩担臂扛，大伙儿硬是把100多架机器从楼下搬到三层。”

1958年9月29日，电报大楼正式建成投产，主体共7层，连同钟楼共计12层，进而成为国内第一个国际国内通信枢纽，也曾是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

自建成起，每一封从全国各地发出的电报，都要先经过电报大楼，才能转到地方，电报章上镌刻的“01”编号，就是大楼“老大哥”地位的身份象征。

每天响起的”东方红“钟声

提到电报大楼，不得不提的就是那伴随着一代代北京人成长的钟声。通信博物馆专家刘海波在大楼门前仰起头指着楼上的钟盘说，“这钟盘直径有五米多，长针得一人多高。”刘海波对北京晨报表示，塔钟最初的设计制造，同样得到了当时苏联和东德的帮助。

最早的大钟，是一只从德国引进的机械钟，后来变成了石英钟。以前大钟的控制部分由美国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校对完成，现在则连接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目前，大钟报时已由计算机控制，走时非常精确。

电报大楼的钟楼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大楼钟声的选定镌刻着时代烙印。周恒说，上世纪60年代初，大楼报时钟声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4小节，每天24小时正点报时。为避免夜间打点扰民，周总理特别批示，每晚10点至次日晨7点停止报时。上世纪70年代中旬，报时前奏曲经重新创作，乐声变得浑厚悠扬。“以前钟声能传出2.5公里的半径范围，现在受到高层建筑的阻挡和城市噪音的干扰，钟声不能传那么远了，但附近老百姓还是离不开它。”周恒说：“7点钟响，准时起床，22点钟响，上床睡觉”是西单一带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国庆“60周年”、汶川大地震默哀等重大时刻，特殊的钟声更与国家和人民命运相连。这些年塔钟维修，其间钟声停过几次，老百姓立即觉得“少了点什么”。

满街的自行车铃声，国营商店售货员的应答声，电报大楼上《东方红》整点报时乐曲，成为了几十年前人们记忆里最朴素的声音，也是一个时代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回忆。

1981年10月16日《北京晚报》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电报服务也有“闪送鲜花”

进入电报大楼，就不得不提电报业务。北京晚报去年采访了电报大楼里最后的三名报务员，白何廷、王德元和陈宝凤。

老报务员白何廷经历了电报发展的鼎盛时期。1976年，他刚参加工作，就在值夜班时赶上了“唐山大地震”。“真不知道多少个一米高、半米宽的大桶全被电报装满了。传送带上的电报在楼上楼下地跑个不停。那时没有电话，大家全靠电报和灾区的亲人联系，就为了报声平安。

1981年12月3日《北京晚报》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1981年12月3日《北京晚报》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电报大楼成为传递国家大事和亲人信息的场所。白何廷回忆，那时报务室24小时要有人值班。每到深更半夜，送电报人的摩托车声总能把整条胡同的人惊醒。一听说电报来了，大家不是激动就是紧张。电报是按字数计费的，大家只有大喜或大悲时刻才会发报。

平日里，报务员发出最多的就是“母病速归”一类的急电。当送报员拿到这种电报，无论风霜雪雨还是白天黑夜，都要以最快速度递达收件人手中。碰上地址变更或错写的电报，还要到派出所打听收件人位置。

1998年3月6日《北京晚报》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老送报员王德元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礼品电报”记忆最深刻。如果市民发送了“鲜花电报”或“蛋糕电报”，王德元要走街串巷把电报和礼品一并送达收件人手中。用现在的话说，可谓“信息的闪送”。

简短的电报蕴含着丰富的情感，王德元曾靠一封电报帮人“保媒”。一对情侣闹了矛盾，小伙子发送“鲜花电报”向心上人道歉，特意嘱咐王德元帮忙“说情”。而当王德元把“鲜花电报”送到女孩手中，女孩真的原谅了这个小伙儿。后来二人喜结连理，还专程来电报大楼向王德元致谢。一封成本几毛钱的“鲜花”电报，承载着现在情侣们花费成百上千元购买礼品也换不来的浪漫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