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给女性带来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小说中构建出一个更可怕的世界了。”

在“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今天（22日）刊登的一篇译自《卫报》的文章中，作者认为，现实中女性遭遇的苦难已经足够折磨人，但随着《使女的故事》第二季播出再掀“女权主义”狂潮，女权主义反乌托邦作品并没有任何休战之意，而出版商们也十分乐意推动这波浪潮。

然而，剧中的残忍暴力不断刺痛观众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对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找到解决办法，“Me Too”这样的运动仅仅建立起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全文如下：

一位女性被强奸导致怀孕，却不准堕胎；她被合法拘禁起来，最终被迫剖腹诞下婴儿。另一位女性想要离开自己飞扬跋扈的丈夫，但由于收入不高，捉襟见肘而不能遂愿，因为政府出台了一项“防止家庭破裂”的政策，规定夫妻二人的收入都将打入丈夫的账户。还有一个女人报案性侵，但警方非但不相信她，反倒以诬告之名起诉了她，然而施害者依然逍遥法外，更多女性随时可能受害。在一段录音中，一个夸耀自己“摸女人的下体”的男人当选了美国总统。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都是发生在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的真实故事。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剧照：“一连串的折磨接踵而至，永无止境。”图片来自：Take Five/Hulu

《周末夜现场》的四位女员工在一个音乐MV中回应了那些被“#Me Too运动”震慑到的男人：“欢迎来到地狱 / 这些并不新奇 / 我们一直面临着麻烦 / 只因我们有胸。”从西非博科圣地组织控制下的神权统治对女孩的虐待，到丹麦发明家彼得·马德森（Peter Madsen）戕害女记者金·沃尔（Kim Wall），这个世界给女性带来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小说中构建出一个更可怕的世界了。但无论如何，根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同名小说改编的剧集《使女的故事》第二季一经开播便立即大热，女性主义反乌托邦作品丝毫没有休战之意，出版商们也十分乐意推动这波浪潮。

Axios报道截图

在莱妮·祖玛（Leni Zumas）的《红钟》（Red Clocks）中，堕胎被明令禁止，美国在加拿大边境竖起了一座“粉红高墙”，防止女人偷渡到加拿大。在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的《活神的未来之家》（Future Home of the Living God）中，全球变暖进一步催化了生育危机，怀孕的女人被拘禁在感化中心，而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则被征召来养育胎儿。海伦·塞奇威克（Helen Sedgwick）的《生长季节》（The Growing Season）则搭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对人造子宫已习以为常。莉迪娅·尤卡维奇（Lidia Yuknavitch）《琼之书》（The Book of Joan）中的地球已经严重污染，无可救药。为求生存，地球上的富人们乘着一个“愚蠢的太空避孕套”一般的飞行器来到了人造星球希埃尔（Ciel），然而他们的生理特征也发生了变异，变得没有性别之分了。索菲·麦金托什（Sophie Mackintosh）的《水疗》（The Water Cure）引人入胜，女人们在书中十分敏感，饱受男人折磨。珍妮·梅拉米德（Jennie Melamed）曾获阿瑟·C·克拉克奖的奇幻小说《岛上的女儿们》（Gather the Daughters）讲述了一个封闭社区中的女性噩梦，在那里父亲会强奸自己未发育的女儿，以替代有可能产生后代的性行为——这在那里是一种人口控制手段。

苦难能推动销量，而当受折磨的人是女性时，效果更加明显，而作家们也面临着压力——他们的故事要更新迭代，胜过以往的作品。书中关于折磨的情节效果喜人，于是其中的荒谬成分也可以忽略不计。克里斯蒂娜·达尔彻（Christina Dalcher）的《声音》（Vox）预计在今年八月出版，书中的女性每天说话的配额只有100句，她们必须戴上项圈，只要超过配额就会被电击。

接下来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今年3月的伦敦书展上，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宣布将于明年出版乔安妮·拉莫斯（Joanne Ramos）的《农场》（The Farm）。这本书的故事背景是代孕行业，展开了女性的悲惨经历。基兰·米尔伍德·哈格雷夫（Kiran Millwood Hargrave）的《瓦尔德》（Vardø）则讲述了十七世纪的审巫案。Picador出版社在一场十三方参与的竞标大战中，以六位数高价签下了这本书。YA书评网也被这种对悲惨故事的痴迷所支配：露易丝·奥尼尔（Louise O'Neill）的《永远属于你的》（Only Ever Yours）为这一切奠定了基础，将《使女的故事》重新带回了青少年市场。

阿特伍德这本1995年的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冲刷，至今依然直戳人心，力量没有丝毫减退。阿特伍德凭借当年现有的科技水平和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搭建了一个父权制的极权主义国家，让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读者们变得越来越激进。到了今天，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故事在新的时代也产生了共鸣。这部剧集拍摄期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放映时他已成为了美国总统。《使女的故事》一放出，立刻给女权主义者们建立了一个亮眼的参照系，她们穿着使女的戏服走上街头，反对禁止堕胎法案，一些时装设计师也把使女的服装搬上了T台。

然而，随着第二季的开播，部分观众对剧中的残忍暴力感到不适了。第一季的故事紧扣小说原著，刻画的是女主角奥芙弗雷德遭遇的痛苦，而第二季脱离了小说的原材料，更多聚焦在揭露基列国无尽的丑恶面上。《纽约》杂志称之为“一部永无止境的可怕的女性主义施虐色情片，和最厌恶女性的作家有得一拼”，文中还进一步探讨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情节，到底是能给故事带来更深的内涵，还是仅仅出于病态的施虐心理。

《使女的故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而与之相反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中则展现了另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在那里，女性的地位不再低人一等了。代表作包括十七世纪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的《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中篇小说《她的国》（Herland）、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和乔安娜·露丝（Joanna Russ）的《女男人》（The Female Man）。回头看看这些“如果”，令人精神振奋。

《黑暗的左手》中的格森（Gethen）是个虚构的星球，又称冬星。在那里人们的性别没有男女之分，相反，每个人既能排卵也能授精，随机应变地承担起男人或女人的角色。作者勒奎恩写道，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不会被划分为强壮的一半和弱小的一半，没有保护者和被保护者，没有统治者和屈服者，没有主人和仆从，也没有主动者和被动者的区别。”这本书将矛头指向了人类性别阶级之间的残忍，以及这种环境下处处受限的生活。

内奥米·奥尔德曼（Naomi Alderman）的《权力》（Power）是近年来重建这种乌托邦式想象世界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之一。书中女性进化出了一种特别的器官——“线束”（skein）。强大的电流能通过线束对异性进行电击，这样一来女性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她们能像历史上男人使唤女人一样支配男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女人能轻松地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男人，并且获得权威、受人敬畏，这确实可喜。而小说的大逆转也饶有趣味，揭露了在我们社会上男性的缺点和不足。高傲的女性角色对卑躬屈膝的男人说，“男人支配的世界”一定“更加友善，更加体贴，说句不中听的话，一定比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吸引人得多”。

男主角通德（Tunde）也描述了身处一个劣等的性别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从一个男人口中说出这种话，着实令人震惊。只有当亲眼看到一个男人也忍受着女人曾经受过的苦，你才会明白我们离“女人也是人”这个“激进”的概念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然而《权力》并不是一本变革的宣言，书中的一个章节《夏娃之书》描述了未来的母权制宗教。其中写道：“权力的形式永远是一样的。”男人掌权时，她们用权力来支配女性。权力落到女人手中，她们也会反过来控制男人。在这里，不由性别阶级定义的社会依然迷雾重重，难以实现。

《卫报》报道截图

当然，这样的批评也就意味着，小说有义务担起呼唤变革的责任，这也让事情变得棘手起来——将文学作品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这意味着什么呢？对阿特伍德（在《权力》的写作期间，她一直担任奥尔德曼的导师）来说，这一直是个争论的热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与自己的“女权主义”标签乃至整个女权主义运动总是无法自处，她缺乏自信、畏手畏脚。2017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中，她回答了“《使女的故事》是不是一部女权主义小说”的问题。她说：

“如果你指的女权主义小说是一本意识形态宣传册，宣称所有女性都是天使，她们总是受害者，而且不能做出道德选择，那么这本书就不算。如果你指的是这样的小说——女人也是人类，她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特点和行为喜好，有着不同的想法，她们的角色有趣而重要；围绕她们展开的故事对小说的主题意义重大，不管是对故事结构还是情节都不可或缺——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从这个层面上看，许多书都是‘女权主义’的。”

这个回答只是破除了她的小说中政治宣传的嫌疑，但与其说这是个正面回答，倒不如说她只是在两种站不住脚的女权主义之间游走。女权主义既不是“女性完美”的宣言，也不是身为女性所遭遇的事情。女权主义运动的意义在于瓦解制度上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支配，以及在经济方面、性方面以及生殖方面（《使女的故事》将这两方面展露无遗）对女性的剥削掠夺。

“意识觉醒”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女人们分享交流自己的过往经历，意识到并正视问题真真切切存在这一现实。女性主义反乌托邦文学的热潮恰恰贴合了这一点——她们正在发现问题，拆解读者们既有的认知，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描述还得经过讽刺和夸大。但唤醒意识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只有当它为协同努力打下了基础时才会有意义。政治文化评论家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指出，当代的女权主义在意识觉醒方面展现了其不可比拟的力量，但却难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

事实上，我们并不缺乏重要的女权主义斗争，也达成过不小的成就，比如北爱尔兰废除禁止妇女堕胎的“第八号修正案”运动，以及卡罗琳·克利亚多·佩雷兹反对英镑头像中没有女性的运动。但当下流行的诸如“日常性别歧视”（Everyday Sexism)、“#Me Too”这样的运动就只是建立起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面对着性别歧视现象和性骚扰问题，并没有协力创造出一个解决办法。当前的女性主义反乌托邦文学也大多走进了这样的死胡同。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错的，但一旦面对如何纠正的问题，就只能僵持不前。

很多地方都显露出了这种趋势。塞奇威克在《生长季节》（The Growing Season）中叩问，人造子宫能不能把女性从当前的性别角色中彻底解放出来，还是说这种技术只能让她们在男性的强权下更易受伤害？当生殖过程被外包、脱离女性身体时，女人身上不再贴着“照顾者”的标签，这时候一个男性前台接待的地位和女性经理相同，同样无足轻重。但男性暴力还在延续。体外的子宫让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施虐方式，让男人对女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书中“育儿袋”的女权主义发明者悲痛哀叹。但随着小说中阴谋和恐怖的阴云慢慢聚拢，不管是体内还是体外妊娠都被确立为有效的选择，尽管其中有几分欺骗意义，前面那些宏大的想法也开始让步（书中还表示，空洞的“选择”也和模糊的女权主义目标一样，塞奇威克必须想办法祛除这种靠不住的表面稳定，才能更加令人信服）。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剧照，图片来自：George Kraychyk/Hulu

达尔彻在小说《声音》中猛烈抨击道，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不过是一种驯化，让她们对暴力更加习以为常。女主角珍（Jean）眼看着自己五岁的女儿变得乖巧伶俐，迅速学会要保持静默，自己心生恐惧。与詹姆斯的《五十度飞》（注：一部2018年上映的美国情色爱情电影，由詹姆斯·佛利执导，根据EL·詹姆斯同名小说改编）如出一辙，珍击垮了父权制社会，和一个性感的意大利语言学家逃离苦海，小说达到了高潮。这勉强称得上是一场胜仗，但对于作者达尔彻提出的问题——关于语言、关于权力和许可——一直都没有找到回答。

在厄德里克的《活神的未来之家》里，叙述者锡达迅速从想要夺走她的孩子、控制其身体的当权者手中逃走，然而这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美国印第安人承受着生育胁迫，她们要么被逼绝育，要么孩子被抢走（作者厄德里克和主人公锡达一样，都来自奥杰布瓦部落）。面对这种情况，作家们不可能写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使女的故事》既没有撒谎，给女主角带来一场拯救，也避免了折磨的悲惨命运。小说就这么戛然而止。《活神的未来之家》继续向前推进，陷入了一片令人麻木的惨淡无望中。助产士们用地下铁道来保护锡达，但最终失败了，故事以婴儿被夺走告终。“我在房间里等待着下一次怀孕的时候，”她为这个永远也不会与她见面的孩子写到，“我亲爱的，在地球上飘下最后一片雪花的时候，你会在哪呢？”

这样的结局给了人重重一击，但它事实上是浸泡在女性的痛苦之中的。厄德里克避开了这个陷阱，但一些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并没有。在露易丝·奥尼尔的《永远属于你的》中，人们像培养夏娃一样小心翼翼地培养年轻女孩，给她们注入女性的柔弱气质，希求她们以后成为统治集团中的男性的模范妻子。那些没能成功的女孩则被推下女子等级金字塔，落到最低端，最终被送到“地下”了结生命。书中有一段文字令人痛心，感同身受。女主角弗里达（Freida）因违反规定而接受惩罚，她被反锁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都是显示屏，在国家电视台上滚动播出着她的耻辱。

青春期女孩厌恶自己，而这种情绪被社交媒体放大，这个场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但是反映现实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批评。小说读到这里，书中对体重和面容的关注，让年轻女性更加焦虑了，却没有帮助她们揭穿美丽神话的谎言。最终，弗里达带着一种近乎性欲的激情，在“地下”接受了自己的宿命：“针扎过我的皮肤，沉浸下去。体内的液体对我的鲜血低语，忘记吧，忘记吧……我准备好失去知觉了，直到永远。”回应阿特伍德的观点，女权主义虽不是建立女性的理想化形象，但也不是简单地再现女性。然而，在一种靠自我毁灭来寻求安慰的“女权主义”的语境下，以上两种选择也许更加可取。

如果说真正的女权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必须忠实地刻画女性的斗争反抗，而不是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渲染她们的痛苦并引起轰动，以戏剧化的政治分析来防止文章落入沉闷乏味或是空喊口号的陷阱，这样的书是不可能存在的。阿特伍德对“女权主义”标签保持警惕，原因之一就是对于女性作家，人们总是有更高的标准——她们必定是达不到这项标准的，因为其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女性永远做得不够好。

但也有些小说能理解女性受到的压迫，认识到了女人屈从的地位，也富有想象力，能够预见最坏的可能性是怎样一番光景，同时还抱有希望，最终我们的结局会迎来一点亮光。换句话来说，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也还是要有一点乌托邦的成分的。在《红钟》中，恐怖的“粉红高墙”（这一场景和没有护照的爱尔兰女性和一些美国保守地区不能独自进行洲际旅行的女性的处境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和不断向前推进的女性抵抗运动交织在一起，祖玛笔下的角色也逐渐学着互相寻求帮助。这些联系不仅沟通了不同的女性个体，还连接了历史和时间：“上千年的发展中，在历史黑暗的皱褶里，女人们调整自己，相互帮助”。

《水疗》中同样也体现了女人之间的姐妹情感和互相扶持，尽管它有些叫人不安——书中的女性角色最终协力杀死了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们封闭的世界。她们把他的尸体放在沙滩上，对外来入侵者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里没有你们的位置”，也就因此保护了尚未发展完全的乌托邦。《琼之书》采用环形叙事时间线。故事的讲述者分别是克里斯汀和她的对手让·德·曼（Jean de Men），两人穿越时空，重新造访了历史上原初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和一个高度厌女症作家、《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的作者让·德·曼。很难说这本书能给读者多少进步主义启发：当历史本身就在崩塌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进步呢？但书中不乏希望。它表明，对政治物质性的认可正在回归，不再依赖剥削我们生存的星球或是人们的身体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了。“身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琼说，这个年轻的反叛女孩带领着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幸存者，组成了一只军队。“它的疆土和地球一样广阔。”

在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著于1993年的《撒种的比喻》（Parable of the Sower）中，在不久的将来，地球会变得高温难耐、资源短缺，女人成了另一种被肆意剥削的资源。小说的女主角劳伦带领着一队离散的人马艰难跋涉，跨过环境恶劣的荒野，梦想着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地球之种”的信念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个星际殖民计划。“除死亡之外的终极人类改变……如果我们不仅仅想做个皮肤光滑的恐龙的话，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东西”。然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依然没有女性的容身之地，女权主义需要对更好的将来抱有梦想。一味地反复揭自己的伤疤，并不能带我们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