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中国人的乡愁一向是抽刀断水水跟流，剪不断理还乱，生活愈现代，乡愁愈顽强。2015年的乡愁更是来的突然又适时。春节前夕，一位文科博士生关于近乡情怯的讨论，引发了无数“高加林”们的乡愁，纷纷写下了自己的回乡感受，有挽歌，有忧愁，有希望。乡愁在变，正如这位博士故意不选择高铁，却不舍地再乘一次绿皮火车，这轮乡愁早已超过博士的乡愁自身，是高铁符号贯通中国时代的一次历史回望，是中国起飞前夕却不能不向身后世界的一次含泪挥别与惆怅。

和每年一样，三农中心的师生们默默下乡，默默研究，默默耕耘。除了与专业人士就农村问题争论的时候，他们很少引人关注，甚至他们在凋零农村建立的极具活力的老人活动中心也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每年几个月待在乡下做调研，今年春节他们一如既往写返乡报告。当观察者网编辑联系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中文系博士的返乡记已经在网上火了。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本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论坛上同主题三篇文章之一，另外两篇讲材料数据的报告都没有引起关注。不可否认，王磊光博士的情怀和细腻更打动在城市打拼的读者们。

观察者网几年来一直在推出严谨的三农研究文章，虽然点击不如情怀悠长的文章，但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一定能感受到严谨研究背后依然有深厚情怀。是什么让已经进城的学者每年几个月待在乡村？只因爱这片土地爱得深。

观察者网联袂华中科技大学农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推出羊年回乡记系列，让我们看看实践社会学视野下的故乡和乡愁是什么样的。

本文为系列文章第三篇。尽管本就寡淡的乡愁在年复一年的咀嚼中早已失了味，但故乡其实并不遥远且每一刻都发生着变化，吹开乡愁这股雾霾，农村动态的困境与机遇需要更细致的触摸打量。让我们都握一握姥姥的手，摸一摸农村的脉搏。

姥姥在农村做了四十多年的接生员，每当有人到家里呼唤她时，她都即刻动身，足迹遍布方圆十多里……

姥姥今年九十岁，是个慈祥的老人。农历腊月二十三是“祭灶”，小年的开始，这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乡邻商议这一天给姥姥“挂匾”（即送匾，为某人歌功颂德），来感恩姥姥，感激生命。姥姥以前是我们这一带乡村接生员，一辈子接生过的孩子成百上千，在缺衣少食的年岁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会给一个乡下的家庭带来新的希望和欢乐。姥姥的辛劳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今天的乡邻不忘当年恩情，在姥姥九十岁高龄时，自发送匾以表恩情。

乡村老人（资料图）

我还依稀记得小时候经常在姥姥家玩，早就知道姥姥会接生，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发现，越是自己身边的亲人我们越容易忽略对他们的感恩。放假回到家听母亲说，乡亲们因为姥姥做接生员几十年为乡里做了很大贡献要给姥姥“挂扁”时，突然一种很熟悉很感动又很愧疚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一下子想到了莫言的《蛙》，同样的亲人就在我们身边，同样的真情一直守候着我们，可我们却少有人能够发现身边的感动表达内心的感激。我们这里固然不是莫言的故乡，也没有莫言那样的文豪歌颂“姑姑”，但是我们这里的“接生员”在人们心中的伟大却一点也不逊色。当年的乡邻现在回想起姥姥的辛劳时都会陷入一阵沉思，同时一种感慨涌上心头，经历过当年苦难日子的人都会留下感动的泪水。

姥姥在农村做了四十多年的接生员，足迹遍布方圆十多里，经她的手而诞生的孩子有的已经当了爷爷，有的还是年轻后生；有的是朴实农民，有的成了社会精英。姥姥说，过去我们农村的生活条件很不好，每次接生都要在床前一直守候着，有时要跋涉数十里路，有时要惊心动魄的拯救无呼吸的婴孩，有时为照顾孕妇自己却煤气中毒，而有时因为劳累自己落下了头疼的毛病。所有的这些姥姥都未曾抱怨，每当有人到家里呼唤她时，她都即刻动身，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在呼唤，是对生命的责任，是对乡村传统的信仰。

接生员的使命源自于解放后集体时代的体制安排。1950年代中期，勤劳能干的姥姥被村干部通知去夜校学习，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学习为妇女接生。她听从组织安排，安心学习。尽管她一个大字不识，可却也学得又快又好，学成之后姥姥便在乡卫生站做了全职接生员，妇产科二十多张床位全靠她们四个接生员来照顾。集体时代，接生属于集体劳动，劳动工分就是报酬；分田到户之后，接生不再属于集体事务，村民很少到卫生站来生育，可是由于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姥姥会接生，所以人们还总是来请她，只是这时候不算集体劳动，也就没有正式的报酬，农民又很贫穷，这时候的接生完全是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贫困的农民对姥姥更加感恩戴德。物资匮乏的年代，白面汤是月子里的妇女才能吃到的食物，而姥姥却时常被人留下喝碗面汤，这算是对接生的酬谢。乡村里的孩子都是她的孩子，从村前到村后，从本村到外村，只要认识姥姥的人，见面大老远就开始叫奶奶或婶子，农民是很朴实的，这里没有什么像样的贵重东西来答谢接生员，一句奶奶的呼唤，一个欢乐的笑脸总能使这个逐渐驼背的慈祥老人畅怀多时。在农村这个被遗忘之地，接生员不为私利，拯救生命，贡献乡村，世人尊敬。

接生员、木匠、村医、支客等都已经逐渐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了，可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念想却时常浮现……

一个接生员，何以能收到乡邻如此的爱戴与尊重？仅仅是因为她的慈祥与善良吗？

在我们乡村社会还有很多倍受爱戴与尊重的故事。我的爷爷去世10多年了，他是个木匠，祖传的手艺，甚至我们整个家族的男丁都多多少少会些木匠的手艺。解放前，祖爷爷的木器店是十里八村有名的，以此为营生自然不成问题，可是营生却非赢利。在农村手工劳动的年代，每家每户的门窗家具、桌椅板凳都有要用到木匠的时候，于是为他人“帮工”便成为家常便饭，有时候几个壮年劳动力帮工一个月，分文不取。直到父亲这辈儿，为乡邻磨镰刀、磨剪刀、做桌椅板凳、做案板、修理农具、修理门窗等，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长辈们服务于乡村的劳动自然没有任何报酬，可却在劳动中积攒了人情与尊重。

还有我村里的村医，今年已经70多岁，他从集体时代便是赤脚医生，几乎给所有的村民看过病。农村的行医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对手脚不方便的老人他都上门出诊，也有很多半夜急诊的情况，更多的时候，为农民看生理上疾病的同时还要进行精神上的慰藉，几句嘘寒问暖，几句儿女家常，瞬间就把村民的病医好一半。而农民的生活条件有限，特别是一些特殊的老人，赊账的情况非常普遍，收不回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艰苦的付出使村医也收获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同样的，农村社会的支客也是一样。

现在，接生员、木匠、村医、支客等都已经逐渐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了，可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念想却时常浮现。在他们的身上，呈现的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技艺，而是这种技艺所代表的守望相助的感情。技艺不断精炼，感情日益积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断增加，乡村社会因而被这种情感之网编织起来。

这是一种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人是核心，感情是主导。接生一个新生的婴儿，需要知识与技能，更需要许许多多对于人本身的呵护与关爱。人生父母养，重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付出，而是心灵之爱。我们出生在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乡村，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又再生产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基础。因而，乡村社会的接生员不仅是替人接生，也在无意间形塑了这个关于爱和温情的社会。

被人接生，被人爱护，被人帮助，被人照顾，被人指导，被人亲近，这些都是成就乡村社会的重要元素。每个婴儿的诞生都是一次新世界的重塑，每一次受人相助都积累了彼此的温情，每一回受人指点都增加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感恩，每一次的无偿付出又是对感恩的回馈。

谁来给乡村继续“接生”？

然而，如今的乡村社会早已经不是那个情感之网的演绎和编织。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也已经被现代技术和现代理性日益侵占。

1990年代之前，多数农村孕妇生孩子都是请接生员在自家生育，除非孕妇情况特别不好，有可能出现危险才选择医院；而19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便是身体健康的农村孕妇也很少在家接生孩子了，原因有三，不卫生，不科学，有风险。在医院生孩子固然卫生、科学，并且风险较小，不过人与人之间却少了那种感恩和情感的累计，因为医院面对大量的就医者更多的是在完成一项工作。乡村社会的手艺人（如木匠）也日益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的几乎任何诉求都可以在市场上得以解决，因为它很方便，可同时却丢掉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关联。医生越来越专业，医院越来越规范，农民看病却越来越不自在了，他们被那些搞不懂的检查和专业名词所折服，医患之间嫁接了冷冰冰的科学与规范，加之高昂的费用，这时，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减少了，这些都成为医患之间情感关联的阻碍。乡村社会的支客原本是具有特定社会地位的乡村能人，受人尊重，不过理性的社会却越来越削弱其价值层面的意涵，而凸显其功能层面的意义。甚至，如若不主动与市场拉近距离，支客将越来越被市场所抛弃。

农民发现，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钱都可以办到；互助合作能办的事，钱能够又快又好的办到；治病救人原来也是钱的交换，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用钱买到。可是，金钱在殖民我们传统社会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情却永远消失了。

生活中的人们怀念这份温情，需要这份温情。于是，有一些人便想到了我那90岁姥姥多年前的善举。与其说这次“挂扁”是为姥姥歌功颂德，还不如说，它是整个乡村社会的“乡愁”，是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反思。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人民日报》2015年02月25日05版，此为未删节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