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培睿】

一、九龙入海，百代逐风

静静伫立于湄公河三角洲的东缘，胡志明市，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顺着南流的河道望向浩瀚的南中国海。

湄公河之“湄公”，是仡台人对这条河的称呼，意思即为母亲河，赞颂其滋润了中南半岛古往今来的仡台诸民族。而在越南人眼中，这条横跨中南半岛、历经千里奔流的大河，在即将注入大海之前的最后一段路程，被赋予了一个意义迥然不同、气势恢宏的名字——“九龙江”（Cửu Long）。

这个名字，既有对自然形态的描绘，也蕴含着文化意象的升华。“九”，在东方传统中常作为虚数，代表极多、至盛之意。在湄公河进入越南南部之后，水势分流，河道蔓延成无数支脉，纵横交错，最终形成了富饶辽阔的湄公河三角洲。

当地人将这片河网错综的水域统称为“九条龙”，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大河入海前奔腾蜿蜒的气象。“九龙”之“龙”，又远不止地理形貌的描写那么简单。它承载着一种更深层的文化隐喻与历史情绪，仿佛赋予了这条大河生命的灵性，也隐含着越南民族在此拓土开疆、征服自然、建构文明的史诗感。

同东亚人一般，越南人视“龙”为祥瑞、为国家气运的象征，将湄公河入海的支流比作“龙入大海”，既是对自然壮阔景象的赞叹，也是对本民族立足南方、扎根水乡、世代繁衍的精神写照。在这片由冲积泥沙塑形的土地上，越南人以稻米为本，以舟楫为路，与水共生，与河共荣，“九龙江”便是他们与这片南方水世界之间最深的情感纽带。

几千年前，这片土地上曾经孕育出东南亚已知最早的文明之一——扶南王国，一个印度化曼荼罗国度。

那时，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船穿梭往来，将香料、丝绸和陶瓷带到这里，又带走当地丰富的金属、香料与珍禽异兽，已然成为彼时东西方文化与贸易交融的一个重要节点。扶南国的辉煌持续了七百年，而终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真腊王国的崛起让这片土地成为高棉文明的边缘地带。

岁月更迭，北方逃离郑阮纷争的京族难民又出现在了这片土地上，逐渐繁衍生息。这种慷慨的接纳最终带来了更彻底的征服，17世纪，越南阮氏家族南下踏上了这片肥沃之地，地面上的一应权利也最终自高棉民族转移到了越南民族手中。京族人在这里开垦荒野、修筑村落，慢慢将湄公河三角洲变成富庶的米仓。西贡，就是在这一时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成长为越南南部最重要的港口。

图1 1881年法属交趾支那首府西贡城市布局图 图片来源：作者所摄

19世纪，欧洲的风远渡重洋，吹拂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法国殖民者来到西贡，他们在河岸边兴建了教堂与歌剧院，宽阔的大道和典雅的建筑使这里迅速成为“东方小巴黎”。殖民时代留下的不仅有西式的建筑和优雅的街道，还有复杂的记忆和文化交融的痕迹。茶坊与咖啡馆并立，米粉与法棍同桌，成为这座城市最寻常的风景。

20世纪中叶，分裂与战争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土地，西贡成为越南南方政权的中心，是一片红色汪洋中的孤岛，在饥馑与凋敝中张扬着纸醉金迷。大街上坦克与自行车穿梭而过，露天咖啡馆中市民低语，电台传来的战报声撕裂着南方温润的空气。1975年4月的某一天，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总统府的铁门被战车碾过，统一的旗帜又一次飘扬在城市上空。

二、名实之辨，世异时迁

城市名字的变迁记录了这种历史的复杂性。高棉帝国赋予了这座城市最初的高棉语名字Prey Nokor，意为森林之城或森林王国。Prey在高棉语中是森林的意思，而Nôkôr则源自梵语nagara，意为城市，显示了南亚文明对这里的影响。

虽然仍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正是由这个词语逐渐演化出了越南语形式Sài Gòn——这是这座城市在17世纪之后最广为人知也最被广泛接受的名字，不仅越南人在使用它，中国人、法国人同样这样称呼，西贡、Saigon，都成为它风靡全世界的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越南社会长期使用汉字与喃字，这个名字经由汉越音音系被记录为“柴棍”，而经由本地定居的广府华人记录为“西贡”——粤语发音中的近音字。但事实上，在越南官方层面，在实际和法理上控制这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并未使用Sài Gòn这个名字，而是在阮朝那一股崇华慕古的风气下，赋予了这里一个纯正的汉字名称：嘉定（Gia Định）。

十九世纪初，“以夏临夷”的京族人在昭昭天命的指引下，驾临南土、驱逐“高蛮”，郡县其地，改土归流，彻底吞并柬埔寨，改金边为南荣府（Nam Vinh Phủ），筑镇西城（Trấn Tây Thành）。然而就在短短的十多年后，这一称谓就随着越南人的撤出而逐渐隐入历史的烟尘。

这一称谓随着越南战争的终结也迎来了转折。1975年，北越军队攻入西贡，战争结束，南越政权瓦解。次年，越南正式统一，为纪念民族领袖胡志明，这座城市被改名为胡志明市（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这个新名字象征着国家统一后的新篇章，也体现出意识形态与历史叙事的转向。

当然，正如历史上的嘉定府没有泯灭柴棍的俗称，西贡的名字在如今也以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存在着，活跃在胡志明市的日常语境与文化记忆之中。

虽然1976年后，城市的官方名称已被更改为“胡志明市”以纪念这位革命领袖，但“西贡”这个名称，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成为一个越南国内敏感的政治符号，遭遇彻底的封禁。它流淌在本地人亲切的口头表达中，印刻在商店招牌、啤酒品牌、酒店名号里，也回响在无数文学作品、老歌旋律与海外越侨的乡愁中。（笔者注：在2025年越南全国行政区划调整中，胡志明市中心市区划归新成立的西贡坊Phường Sài Gòn，西贡Sài Gòn这个名字时隔半个世纪再一次回归官方正式用名序列。）

三、航迹穿城，白墙映日

飞跃整个越南，我的航班于午后抵达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机场。尽管前期已完成了一些文献和数据上的整理，但实地调研的第一印象却仍然来得更加鲜明突出。早春季节的胡市已然一派明朗光景，天气晴朗、温暖湿润，让我终于真正感受到的热带城市景观，与此时阴翳的河内形成了强烈对比。

图2 被城市包围的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机场 图片来源：Google Maps

相较于河内的内排机场远离市区，孤悬于红河北岸，胡市的新山一国际机场几乎已被胡志明市的城市肌理完全包裹，跑道一墙之隔便是密密麻麻的民居，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缓冲与隔离。初来乍到的人很难不对它的地理位置感到惊讶：为何这样一个交通压力巨大的机场，会被建在如此接近市中心的地方？

事实上，这并非现代城市规划下的有意安排，而是一段历史演变的结果。新山一的前身是法国殖民者在20世纪初期修建的空军基地，地处当时的郊区，远离城市核心。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将其扩建为全球最繁忙的军事机场之一，承载大量战时运输任务。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将其改为民用机场，延续使用至今。

然而，随着胡志明市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原本处于城市边缘的新山一，逐渐被迅速蔓延的城区吞噬，从“郊外机场”变成了如今几乎嵌在城市心脏中的交通枢纽。尽管城市发展早已让新山一显得捉襟见肘，但受制于历史遗留、土地资源紧张和成本压力，彻底迁建一直难以实现。为缓解压力，越南政府早已启动隆城国际机场的建设计划，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将大量国际航班分流到新机场。此项目早在2005年已提出，目前预计投入商业运营时间为2026年上半年。

图3 胡志明市居民区街景，带底商的联排小高层是最常见的城市建筑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进入街巷，城市景观给人第一眼最直观的差异，首先显现在色彩上。若说河内是一座以灰色与褐色为底调的城市，那么胡志明市则更像是铺在一幅涂抹着明亮阳光的白色画布之上。走在胡市的街道，最容易被吸引的，便是那些白色为主、轮廓分明、干净利落的民居外立面。一排排联排式住宅整齐排列，外墙多刷以乳白、象牙白，偶尔辅以米色、灰蓝或淡黄色点缀，视觉上显得轻盈、通透，仿佛在阳光下自然发光。而相比之下，河内的住宅多使用褐红、深灰、墨绿等偏暗沉的色系，色调更为深沉内敛。

造成这种色彩差异的原因，也许并不只是审美上的偏好那么简单。一方面，自然气候可能是最直接的解释——胡志明市处于热带地区，年均日照时间长，阳光强烈，白色不仅在视觉上更清爽，也有助于反射热量，降低室内温度；而河内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湿度高、冬季寒冷，较暗的墙体颜色反而更适宜保温。

另一方面，这种差异也或许与城市发展轨迹有关。色彩，是城市性格的外衣，而白与灰之间，藏着的不只是气候的差别，还有生活方式的取向与时代记忆的温度。胡志明市长期作为法国殖民政权与南越政权的统治中心，在战后城市化进程中也吸收了大量西式建筑理念与南方侨资文化的影响，住宅建筑更多强调简洁、实用、明亮的视觉风格。

而河内作为王朝古都，其色彩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延续了前殖民时代的审美遗风，色调沉稳，结构紧凑，更强调遮蔽、围合与历史氛围。从表面看，这只是一道刷墙的颜色选择，但它所折射出的，却是两座城市在自然条件、历史背景、文化心理甚至生活节奏上的深层分野。

图4 胡志明市中心市景，秩序井然的车流与宽敞整洁的街道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此外，相比于河内老城区那些常年拥堵、街巷狭窄、摊贩与摩托交织混杂的脏乱差景象，胡志明市的街道整体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更加整洁有序。无论是在第一郡的市中心地带，还是新兴发展区如新富郡、第二郡，街道两侧常常铺设了完整、平整的人行道，铺砖整齐，种植有绿化带或行道树，供行人通行的空间被明确划出，摩托车乱停乱放的情况要少了很多。

这种基础设施的完备，让人在这里步行时能真正拥有一种属于行人的城市感，而非在车流与障碍之间疲于躲闪。这种良好的city walk体验，在胡志明市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漫步——不是为了赶路，不是被动穿越，而是一种主动的观察与沉浸。而这种日常可行走的空间，在河内却常常难以实现。在河内，如还剑湖、西湖、三十六行老街这般热门的旅游区域，也常常因为路面破损、商贩摆摊、车辆停放等问题，令行走变成一项需要技巧和耐性的任务。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发展阶段与治理理念的不同。胡志明市在战后发展较快，许多区域是在较新的城市规划基础上建设或重建的，街区更现代、交通布局更讲逻辑。自1990年代起，胡志明市就在南部做了按总体规划成片开发的南西贡-富美兴等新区，先做路网与排水，再盖住宅、学校、公园，物业公司统一维护，按现代标准来规范街廓尺度和人行道宽度。

而河内作为千年古都，城市肌理高度碎片化，老旧街区逼仄细碎。然而，正是这些琐碎的历史肌理与商业痕迹，才在某种意义上定义了河内老城，决定了这座城市很难做到推倒重来式的全面整容。街巷窄、转弯多、界面密，公共空间容易被机动两轮和临时摊档蚕食。河内的人行道可以描述为文化与生计的混合场域：摊贩韧性强、治理成本高，这些都使得其基础设施改造的难度远高于在一片生地上白纸作画。

此外，地方政府对市容市貌的整治力度与行政能力似乎也存在一定差距。胡市多年来持续推进街道净化与公共空间复归的市政项目，且相比于河内具备更强的试点权限，在投融资、TOD、重大项目审批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面往往先人一步，可以大胆批建外资开发商主导、引入国际投融体系与运维标准的社区，资本市政协同运维，而河内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在这方面的动作则略显保守。

四、堤岸旧影，华梦残痕

图5 堤岸街景，曾经摩登的长楼已然斑驳，杂乱的华人摊铺几乎占满街道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不过，说起城市面貌，很遗憾的是，当前胡志明市最显得脏乱差的区域，竟然正是曾经最为繁华的地段——昔日的华人区，也是一度被称为富人聚居地的“堤岸”（Chợ Lớn）。街道拥挤、店铺凌乱、屋檐老旧、电线盘根错节，空气中弥漫着湿气与油烟的味道，街头巷尾虽然生活气息依旧浓烈，但也带着一种失修与疲惫的气质。而谁能想到，眼前这片略显破败的街区，曾是西贡最早的城市核心之一，是南方华人社会财富与活力的象征。

事实上，今天的胡志明市，是由两座历史城市合并而成的：一为越南人主导、殖民者修建的“西贡”本体，另一就是由华人社群在18世纪中叶逐步建立并繁荣发展的“堤岸”。堤岸最初是避居此地的明清遗民所建，后来吸引了大批潮汕、福建、海南等地商人聚集，凭借着良港与活跃的河运经济，堤岸迅速发展成南越首屈一指的商业重镇。在法殖民时期，堤岸是西贡重要的经济腹地，拥有自己的市政体系、银行、报纸与剧院，夜晚灯火辉煌，堤岸河畔舟船穿梭，是那个时代越南南方最国际化、最市民化的图景之一。

图6 堤岸穗城会馆，广州籍的同乡商人曾经在此云集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走进堤岸，最容易捕获游人眼球的是一座座与这座城市其他区域风格迥异的华人庙宇与会馆。屋脊上的剪瓷雕闪烁着斑驳色彩，廊柱间的石刻与木雕依然精细华美，香火缭绕中能感受到昔日的繁盛气息。这些建筑大多由不同籍贯的华人社群修建，既是信仰的归处，也是同乡互助、商贸联络的枢纽。

它们是华人社会最坚固的地标，也是堤岸曾经作为西贡首埠辉煌一面的见证。庙宇和会馆不仅是静态的遗迹，更是堤岸记忆的精神锚点。它们提醒人们，这片略显斑驳的街区，仍然镌刻着华人社会的历史轨迹与文化余韵。

然而，之后数十年，在胡市城市发展重心向东转移的过程中，堤岸渐渐被边缘化，原本支撑其活力的商业与金融网络也逐渐萎缩。尽管至今这里依然聚居着许多华裔越南人，街市、药材铺、茶楼、庙宇依稀可见旧日影子，但整体面貌却早已不复往昔的光辉，成为这座城市中一个略显尴尬的存在：历史厚重，却破旧不堪；底蕴丰富，却失修失序。

当胡志明市的第一郡、第二郡正以摩天大楼和高新园区重塑未来都市形象时，堤岸却依旧困在老旧的格子楼与凌乱的街头，仿佛被城市高速发展的火车头悄然遗落在了原地。这种强烈的反差，既令人唏嘘，也引发对城市记忆、空间分配与族群共处的更深层思考。

或许，真正的现代与文明并不意味着遗忘或抹去这段纠葛的历史，而是在新的城市秩序里，仍能温和地荡漾堤岸留下的回声。正是在这些旧影与回声之间，城市的灵魂方才显得更为多层和立体：它不只是属于新城的光亮与秩序，也是一种来自过去的呼吸，在堤岸的夜色里，仍然顽强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