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隋雪濛】

年幼的环保新秀引发“狂欢”文化思考

在英国为脱欧问题苦苦挣扎，法国仍旧沦陷在黄马甲运动时，瑞典一位16岁的环保主义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位患有社交困难症的女孩Greta Thunberg曾孤身一人静坐在国会门口来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危机。逐渐地，一些人加入了“静坐抗议”的团队——除了青少年外，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年人——他们牺牲学习、工作的时间，甚至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参与其中。一位教师支持者承认Greta的行为制造了麻烦，但他却认为人在面临浩劫时，做一些不理智的事反而是明智的。

随着关注度的迅速上升，Greta 也得到了在TED、联合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的机会，通过媒体网络获得了更多的响应者，并被《时代》杂志评为2018年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青少年之一。这一次，她又号召青少年们共同响应环保事业，主张“Fridays for future”罢课运动，全球1700多个城市的学生参与了这次罢课抗议。

小女孩Greta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环保罢课运动，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政治明星”（图片来源：网络）

欧盟如今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势，类似上个世纪70年代金融危机时的颓废情绪在人群中逐渐蔓延，欧洲人似乎再一次陷入了“消极主义”的深渊。特别是止步不前的脱欧困境，英国议会一次次的否决，这其中夹杂的不愿直面问题的消极，甚至培育出了一种不断逃避、拒绝一切解决方案的“拒绝文化”。与欧洲成年人带有的消极情绪不同，这波由年轻新星号召起的运动似乎充满着朝气，“儿童救世界”成为了新的希望。

但随着事件的进展和理性分析，Greta的行为逐渐与政党操控、新型民粹主义、非理性等词汇挂钩。人们纷纷猜测——这个年幼的小姑娘如何培养出不符合年龄的成熟、世故与口才，她背后是否有利益团体的操控？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不论是火遍全球的环保新秀，还是持续不断并蔓延多国的黄马甲运动，它们得以迅速发展的源动力究竟是什么？

其实，如果将Greta的事迹与黄马甲运动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政治娱乐化”和“狂欢主义”。

“政治狂欢文化”，一种消极的政治娱乐

欧美国家的政治娱乐文化由来已久，从领导人被漫画、政治脱口秀，到集会中的狂欢，都可以寻得娱乐化的痕迹。具体来说，在很多欧美国家，政治人物如同好莱坞的影星，通过外在包装、出色的口才、幽默感和人格魅力来吸引民众支持，红毯时刻和戏剧性情节不断出现；政治调侃类节目吸引眼球，以讽刺和娱乐为目的的假新闻不时出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政治运动中人们脸上舒适的笑容、声音吵杂动感的音乐、大声呼喊的口号，如同一场忙碌后的家庭派对。而“狂欢主义”则是这种娱乐化的极致体现。

西方政治人物的竞选集会在“包装套路”上神似娱乐偶像的“粉丝见面会”（图片来源：网络）

想到“狂欢”一词，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音乐、舞蹈、情绪的发泄、号召力，它的另一面则包含着非理性、逃避等心理特征。如果将狂欢与政治挂钩，可以得到一个新名词——“政治狂欢主义”，它可以指代那种有真实的、甚至急切的诉求，却对官方推出的政策不信任不接受，又无法自主寻求问题解决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出人们对现实困境的无奈和非理性，具有非理性、缺少明确反抗对象、强大的号召力、消极不作为的特征。

远的可以联想到历史上的儿童十字军。这是一场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素材的运动，虽说参与者都是试图摆脱悲惨境遇的虔诚信仰者，然而这场带有真切诉求的运动，却终成了历史的一场闹剧；近的如欧洲国家持续不断的黄马甲运动。这场以上调燃油税引发、由社交媒体发起、民众自发组织的“三无”运动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不论是法国政府宣布彻底取消上调燃油税、镇压管控、承诺福利，还是持续了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都未能使这一庞大的运动消停。黄马甲运动中出现的暴力升级和打砸抢烧更显示出了这种“狂欢”非理性的一面。

欧洲历史上由儿童自发组织的“儿童十字军”最终落得

被奸商欺骗贩卖为奴的悲惨结局（图片来源：网络）

“狂欢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没有明确的敌人。这个特征可以从两层意思来理解：一个是一些狂欢运动会随着发展逐渐泛议题化，狂欢者们没有明确的反抗焦点，因此可能选择一些显而易见的对象作为依撑，如政府、领导人等。因此狂欢可能因一些官方政策和重大事件引发，但狂欢者的诉求却并不一定针对导火索事件；另一个是即使狂欢者没有共同的敌人，它仍有强大的号召力，甚至使人们跨越国界产生共鸣。

值得思考的是，不论是哪层意思，狂欢者们都缺乏一个明确的他者和敌人。这与有组织的行为不同，如国家需要通过“危险话语”来塑造一些敌人以转移国内压力，一些群体也需要通过“他化”来划定群体认知边界，加强群体认同。在黄马甲运动和罢课运动中，导火索分别是燃油税和环境保护，但这些关注点也随着运动的持续而愈发模糊。可以说，狂欢者们之所以选择参与其中，除了有真切的诉求外，更多还是源于狂欢者“本体性安全”的缺失。因此焦虑和缺乏安全感的狂欢者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继而产生认同和移情。这或许是狂欢者们消极不作为的深层原因。

“狂欢主义”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或情势扩散力。黄背心运动开始之初已如“黄色传染病”一般蔓延至周边邻国，包括比利时、荷兰、塞尔维亚、德国、英国、瑞典、希腊等国家相继爆发不同诉求的类似运动。Greta的罢课运动也展现出强大的号召力，目前南北半球多个大洲将近两千个城市的学生参与了这次活动，参与者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很难想象这是缘起于一位年幼女孩的倡议。

Greta的罢课运动显示出了强大的号召力（图片来源：网络）

虽然Greta是否得到了党派的支持和包装仍未可知，但黄背心运动和罢课活动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却是在没有明确党派和利益团体的操纵下进行的，这种“狂欢”情绪依靠网络媒体就产生了大范围的感染力。

“狂欢主义”还表现出消极不作为的特征。虽然政治娱乐和狂欢表达了人们的政治诉求，缓解了民众心中的愤怒与不满，但它却对现实问题于事无补，反而是“消极主义”的另一种体现。

上个世纪70年代，席卷而来的经济危机将欧美世界带入悲观和消极的状态，酗酒、药物滥用、攀升的犯罪率和死亡率都反映出人们内心的沮丧和绝望，“人们似乎都在自杀，慢性地或是快速的”。如今欧洲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次不仅出现了经济危机，还伴随着政治、社会、信仰与认同的危机。

表面来看，“狂欢主义”这种政治文化是有所作为的——人们会纷纷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用一些极端的行为彰显自己的公民权利；实际上，人们是不作为的——他们不提出建设性可行的意见，也不接受官方的应对措施。一些狂欢者甚至会产生自暴自弃的极端心态，认为“令人不满的现状不如毁掉，让谁也得不到好处”。

因此，“狂欢文化”是负面的“政治娱乐化”，是消极主义或悲观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不论是被文学化的儿童十字军运动、失去诉求焦点的黄马甲运动，还是这次以环保为名却无环保之义的罢课运动，都显示出了颓圮的活力。如今，罢课运动的号召者Greta已在3名挪威议员的提名下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和平”二字与这场狂欢对比如此扎眼，岂能不让人怀疑是一场娱乐闹剧？

Greta与身后的示威者（图片来源：网络）

“狂欢主义”文化会将欧洲带向何方

值得探讨的问题出现了：这种消极的政治文化会如何发展？又会对欧洲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简单来假设，狂欢者可能会遇到三种可能：因“关键节点”的出现而惊醒、持续狂欢、遇到其他文化引发争论和自我审视。三种可能性可以概括为惊醒、持续、冲撞。

首先，狂欢者可能因为突发事件而惊醒。路径依赖理论曾指出，自我强化机制、锁定状态和沉没成本会促成已设立的制度实现维系和持续，从而难以改变。而关键节点则是打破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它指制度在长期稳定发展之后，会在某一时刻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而打断，从而产生突然的制度变迁，该时刻即为关键节点。

如果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延伸到文化，可以说明一种文化维系和持续的力量，而突发事件可能打破这种持续力。这个突发事件可以是黑天鹅事件、天灾人祸等，其特点是会对狂欢者们的心理产生直接的强烈的影响。不论是历史上的“911”恐袭事件，还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巴黎圣母院大火，都对经历者有着强大冲击力。在对千年艺术品感到惋惜的同时，不由让人思考：巴黎圣母院的大火会让法国改变什么？黄背心运动会是否会受到影响？

其次，狂欢者可能仍持续狂欢。这种持续可能会产生两种趋势——更加低迷或更加激进。

前一种趋势中，部分狂欢者可能逐渐失去表达诉求的热情和信心，质疑正在进行的活动，但受到周围狂欢行为的影响仍被动地跟随。因此前一种趋势会使得狂欢更不作为，不论是对现实问题还是诉求表达；另一种趋势隐患更大，其背景仍是部分狂欢者质疑正在进行的活动的有效性，但他们选择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狂欢，如通过暴力、破坏、打砸抢烧，甚至通过恐怖活动、民粹和法西斯主义行为来表达诉求和情绪。后一种趋势会使狂欢有更多作为，但这种作为不仅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最后，狂欢者可能遇到不同的文化并引发争论和自我反思。

与黄马甲运动同时进行的就有抗议黄马甲运动的“红领巾”队伍，这股力量并非为了表达不一样的政策诉求，而是表达了对黄马甲运动暴力和混乱的不满，认为持续的街道示威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在“Fridays for future”罢课运动进行的同时，也有人开始思考和表达不同的意见，多位领导人也表示虽支持孩子们关注国际问题，但仍认为罢课号召会浪费孩子们宝贵的上课时间。但目前看来，不论是“红领巾”队伍还是对罢课的质疑都没有阻止这两场运动的持续和扩大，狂欢者们将关注点放在了运动的真实诉求上，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消极不作为。

对“黄马甲”不满的民众搞起了“红领巾”（图片来源：网络）

“狂欢主义”的另一层反思

正如戴维弗罗姆科因曾经预测的，21世纪最为突出的问题，不会是理想间的对抗，也不会是大国间的对抗，而是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的对抗。这背后，还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狂欢主义者之间的对抗。

虽然在前面的描述中，“狂欢主义”被定义为一种非理性的、不作为、漫无目的的消极政治文化，但鉴于西方政治娱乐化的传统，政治中的狂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大选前后，层出不穷的政治集会恰恰反映出西方民众参与政治、维护政治权利、履行公民义务的热情。

然而在内外交困的危机面前，消极不作为的狂欢主义却成了制造混乱的负面文化，特别是可能引发极端意识形态并使危机现状雪上加霜。因此在释放情绪、表达诉求的同时，狂欢者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问题了？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优创团队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