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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迦陵:无效也要做,伊朗的逮捕令意欲何为

2020-07-06 08:13:12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6月29日,伊朗宣布对击毙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的相关36人发出逮捕令,同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调查,针对若干人等发布“红色通缉令”,其中包括被控“头号杀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罪名是“谋杀与恐怖主义”。国际刑警组织则在同日公开响应,表示为求政治中立,不会考虑伊朗的请求。

综观国际舆论,各界多视伊朗此举为宣传大过实效的政治操作,既不认为美国会认真看待此事,也不相信伊朗能真正逮捕、起诉任何一位官员。然而伊朗被国际孤立多年,对此自也了然于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伊朗此时发难,打的多是国内政治的算盘。

当苏莱曼尼成为烈士

首先,苏莱曼尼之死并非单纯的官员身亡,而是起带有“殉难”色彩的政治事件,并在时空背景催化下,化为伊朗近年罕见的烈士政治符码。政府如今旧事重提,并非真要逮捕特朗普,而是有意借苏莱曼尼的“悲剧英雄”叙事,召唤国内“一致反美”的团结情绪,进而复制年初的逆转模式。

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降落伊拉克,却随即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内遭遇空袭,命丧火海。美国事后坦承动手,理由是苏莱曼尼疑似计划“攻击驻伊拉克美军”。这种莫须有的说辞不仅无法服众,也令伊朗民族情绪一路飙升,达到近年的罕见高峰。

彼时的伊朗刚镇压完反油价调涨示威,死于枪下的亡魂,至今仍是未知数,人潮散去后的街头,溢满了反政府的血腥味,国际甚至期盼一场伊朗版颜色革命再临。但当美国导弹轰向苏莱曼尼,一切悄然逆转:原先盘据街头的怒火仍在,却几乎全被纪念烈士的话语所袭夺;神权政府原本岌岌可危,却在宿敌的恶意下获得救赎。苏莱曼尼之死就像场残酷的羽化,以肉身炼出伊朗的反美氛围,既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也暂缓了国家动荡。

综观伊朗历史,苏莱曼尼并非成全烈士叙事的唯一角色,而要能动员民众集体哀悼,甚至暂忘仇恨拥护政权,除了个人崇拜与民族情绪外,伊朗尚有一得天独厚的政治传统,那便是根植于什叶派信仰深处的烈士情结。

公元680年,穆罕默德外孙、什叶派领袖侯赛因·伊本·阿里(Husayn ibn Ali)于卡尔巴拉战役中阵亡,逊尼派的主导地位由此确立;被迫成为少数的什叶派则铭记此役,并在世世代代的口传记诵中,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代表叙事,将侯赛因的慈爱虔诚、追随者的忠心不二、逊尼将领叶齐德(Yazid I)的残忍狡诈等,加以抽象概念化,由此建构出什叶派的“被压迫者”身份,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了哀悼、自苦、至卡尔巴拉朝圣与纪念殉教者的传统。

这般特殊的信仰实践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放眼中东各国的什叶社群,常可见信徒于侯赛因殉难的阿舒拉日(Ashura)当天集体哭泣,并且自我责打、鞭笞,甚至以刀具自残至鲜血淋漓,为的便是铭记侯赛因等烈士经历的苦难,以及透过对苦难的体验,寻求精神与信仰的超越。

从伊朗革命到两伊战争

当伊朗于1979年爆发革命后,这种以侯赛因崇拜为核心的宗教实践便迅速政治化。早在革命前,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支持者便将沙阿(伊朗国王)描绘为叶齐德,将霍梅尼塑造为拯万民于水火的当代侯赛因,故在霍梅尼被捕后,许多群众纷纷以白布裹身,表示愿做霍梅尼的烈士;革命之后,掌权的教士垄断了烈士叙事,并将其挪用为政治意识形态,开始了无数的动员,最著名的案例便是两伊战争。

这场战争起于伊朗与伊拉克间的长年矛盾,最后导致了近百万人的牺牲。战火之下,伊朗政府建构了三层次的烈士话语,即与伊拉克的战斗是为守护国家、捍卫革命与保存什叶信仰,故人人都是烈士,日日皆为阿舒拉,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则接棒沙阿,担起“当代叶齐德”的身份,成了伊朗众人的讨伐目标。

当年的动员相当成功,伊朗可谓举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热中。彼时西方普遍认为战事将导致革命卫队撤出大城,进而令民间的反伊斯兰革命势力再起,最终推翻神权政府;没想到结果完全不如预期,绝大部份民众不仅团结一致,甚至加入政府筹组的民兵组织巴斯基(Basij),成为前线人海战术的一员,牺牲性命排除地雷、吸引敌方炮火。政府也趁此期间扫除了民间左翼、反战学生势力,令统治基础更加稳固。

而在爱国激情外,烈士政治也需要美学的土壤烘托化育,故在八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街头涌现了无数烈士壁画。这些作品由伊朗革命卫队、烈士基金会、伊斯兰指导部、库姆神学院宣传办公室等单位直接赞助,后者甚至规范了一套完整的绘画范式,要求画家务必遵照,以准确表现烈士精神。

壁画的用意,在于向民众传递此一讯息:烈士们的肉体已经消亡,但精神将永远存在。此一现象,既象征烈士叙事对战争记忆的宰制,也意味着神权政府对符号的完全掌控。

故这些年来,除了两伊战争的阵亡军民外,凡是政府意欲标举的“爱国亡者”,便会以烈士之姿出现在建筑墙面上,例如对发展核技术有功的已故科学家、命丧恐袭的记者与官员,甚至是策划暗杀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军官哈立德·伊斯兰巴里(Khaled Eslamboli)等。苏莱曼尼也不例外,自其身故起,伊朗政府便委托艺术家为其绘制纪念海报与壁画,并聚焦在其与侯赛因相会的场景上,通过互联网广为发布。

资料图来源:khamenei

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记忆逐渐远去,加上伊朗近年深陷经济与阶级结构困境,烈士政治这张牌,显然不再如过往管用,就算苏莱曼尼本人的确亡于美帝阴谋,此事的动员力度也已难达80年代规模。

被阶级割裂的革命现代性

根据伊朗神权政府的历史叙事,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解放了位处底层的“被压迫群众”(mostazafan),就现实发展观之,也的确如此。神权政府在80年代力行福利计划与社会政策,既扩大社会支出建设贫困区,也普及中等教育,让伊朗的国民识字率上升到了98%。而革命以降的一系列政治动员,则提高了中下阶层群众的“赋权感”与“主体意识”,尤其是两伊战争期间,即便伊朗伤亡惨重,仍以鲜血沃出了革命的现代性。

然而这般意识,随后却走上了吊诡的分裂之路,并导致了烈士政治话语的部分失能。首先,石油经济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美国日渐严峻的制裁更令伊朗市场急遽萎缩,由此催生出了一群赤贫的底层阶级,包括工人、巴扎(市集)小贩、蜗居市郊者等。而其生活虽苦,却多为意识型态上的保守派、神权政府的拥护者,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就是清真寺。

此外,革命造就了富商、革命卫队与技术官僚的崛起。在国际多年制裁下,革命卫队已从初期的军事部门茁壮为巨大的经济集团,不仅经营建筑公司,垄断大型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也控制港口与边界,管理进入伊朗的货物;技术官僚则透过自身专业,发展裙带关系。此一阶层者,内心未必有虔诚的信仰,也未必让下一代留在伊朗本土发展,但往往倾向维护神权政府的话语权,支持现有秩序。于是极富与极贫者,原本看似为两世界的居民,却在支持烈士话语上意外契合。

然而,在经历长年的政治动员后,伊朗社会也涌现一批具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其追求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认为高压的宗教纪律已无法响应当代伊朗的社会需求,故对神权政府千篇一律的反美反帝、烈士叙事相当不耐,期盼伊朗能走上改革进程。

在此一群体中,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如今许多人至清真寺往往是为拍美照上传社群媒体,而非作礼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术馆、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有些人家中更装有卫星电视,能收看海外伊朗人经营的电视频道,甚至私下酿酒、购酒。其与极贫极富者的政治光谱歧异极大,对烈士政治的话语也是普遍疏离、厌恶,是为革命后的另一种现代性图景。

然而近年一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示威,却让上述几种革命现代性意外驳杂,使得平日里对宗教相对冷漠的中产青年们,运用了什叶派的烈士叙事来反政府,其便是2009年的绿色运动。

2009年,德黑兰,示威群众聚集在维里阿瑟广场(图/维基百科)

当民间与国家竞争宗教话语

绿色运动起于民众对选举舞弊的不满,在当时西方满怀期望的凝视下,又被称作“绿色革命”、“波斯之春”,以符合颜色革命与民主化的想象框架。然而若由伊朗本土视角观之,在这场骚乱中,许多青年重复的,皆是1979年革命、乃至两伊战争的烈士范式,只是此次的叶齐德是神权政府,烈士则是死于枪下的牺牲者。

综观当年街头,象征伊斯兰与侯赛因的绿色成了示威主题色,许多平日不怎么关心宗教的青年,此刻都包上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绿色头巾,举出绿色旗帜、横幅,甚至画上绿色眼影、指甲油,接着爬上高处大呼“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独裁者下台”等,1979年时,示威者的口号是“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这次则换成了“独立、自由、伊朗共和国”。

在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枪口下,这场运动最后烟消云散,但示威者们在城市多处留下了绿色标语及涂鸦,让巴斯基清理时疲于奔命,其中有不少是1979年革命时出现的绿色手印与血手印,手印五指分别代表了先知穆罕默德、先知之女法蒂玛、先知女婿阿里、阿里之子哈桑,以及阿里另一子、同时也是烈士政治的核心符码:侯赛因。而命丧枪口的女示威者内达·阿格哈·索尔坦(Neda Agha-Soltan),则被反政府阵营封为烈士。

对中产青年而言,在这场运动中,其传递了心中最深层的愤怒:反对国家垄断宗教话语,不论是对烈士的形象塑造,抑或是对宗教象征主义的运用,并以此向大众争取政治合法性。

在许多伊朗青年看来,信仰的实践应当个人化,而非由国家以集体主义的形式灌输,故其反对政府禁酒与强制包头巾,对烈士政治的回应也充斥着类似情绪,认为这种场面庸俗又牵强。但许多人并非真对烈士的贡献全然麻木,而是厌恶国家系统性地广设烈士壁画与符码,连地铁站与街角都不放过。

对许多青年而言,国家的宗教戒律已与政治权术工具无异,虽说其对自由民主的想象往往有过度浪漫的倾向,但这些人毕竟没有参与1979年的革命,就连对两伊战争的记忆也是从教育得来,与上一代相比,自然难有共鸣。

而神权政府其实对此并非毫无意识。自1979年革命以来,其能在西方无数次的预言、诅咒、攻讦中屹立不倒,靠的不仅仅是石油与革命卫队,更有对国家记忆的编写,意即将“伊斯兰的生活形式”化育为新代伊朗思维,简化过去、消除了历史的辩证性,创造出一种强大的国家神话,将宣传工作、伊斯兰元素、对殉国者的追念巧妙地合拼,成立了烈士政治的话语。

这种叙述性胜利遇上两伊战争后,仿佛国家主旋律遇上流行元素,两者的效用皆被放大数倍。无情战火为烈士政治提供了无数的素材,此后国家便竭尽全力要保持国民的战争记忆,好巩固精英的统治力量。

面对现下青年的“敬意衰退”,神权政府冀望能再有像两伊战争那般的流行元素,却遍寻不得,苏莱曼尼遇刺可谓是近年罕见的天赐良机,故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与送葬活动,然而这些努力在革命卫队承认误击客机后,便被愤怒的群众抛诸脑后。如今政府再拾此事大作国际文章,为的便是团结疫后民心,但民众是否买单,尚要视情况发展而定。

对伊朗政府而言,烈士政治是把多面刃,既受两伊战争灌溉,也反哺了战火,令人民为国家前仆后继;既动员了无数群众,也反噬了己身根基,令中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崛起。

如今伊朗国内经济凋敝,民心思变,神权政府若无法主动在烈士政治上寻得与青年中产的共鸣,则崩解的裂缝将不断加大,届时或恐等不到下一个苏莱曼尼,而是等来一场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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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迦陵

孙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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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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