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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迦陵:特朗普牵起以色列和阿联酋的手,能带来地区和平吗?

2020-08-17 08:12:14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8月13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宣布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双方将于三周后至白宫签订和平协议,近期也将就能源、旅游、直航等领域派遣代表团共议合作。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交战,遂令刚解殖的中东再被军事梦靥笼罩,无论是以色列,或约旦、埃及、叙利亚,各方皆以军方势力的崛起来响应时代纷乱。

而驱动此现象的深层情感,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较量,再是泛伊斯兰的负隅顽抗。截至今日,离散的巴勒斯坦人已茁壮至600万之多,巴以间跨越一甲子的军事对峙,既重创中东发展,也令双方人民活在敌意与撕裂中。

面对此般冲突无底洞,阿拉伯国家多已逐渐离场,故以色列得以在1979年和1994年先后同埃及、约旦建交,也曾在1999年至2010年间与毛里塔尼亚有过外交关系,其余国家也多放弃武力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转而谋求与以色列的私下合作。

如今阿联酋与以色列的互递橄榄枝,虽有彼此的政治发展考虑,也与斡旋的特朗普个人急欲拉抬选情有关,但阿以的和解趋势仍是此事背后的历史主旋律,这份协议无法保证和平,但代表阿拉伯世界欲对巴以问题断尾求生的决心。

在与以色列交好的队伍上,阿联酋虽不是第一个,却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恰如阿拉伯诸国与巴勒斯坦的情感崩裂,这已不是第一次,自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以色列(蓝)与阿联酋(红)所在位置(图/维基百科)

“伊朗威胁论”对阿联酋有多少解释力

此次建交消息一出,多有将其归咎于阿以共抗伊朗威胁的论述,但笔者认为事件的复杂度远过于此。

首先,伊朗确为海湾石油国公敌,双方的敌对态势短期内也尚无和解可能,但“伊朗威胁论”的成形绝非纯然的客观产物,而是在某些偶发事件后,受政治催发而成。2010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当时西方媒体普遍将其誉为“第四波民主化”,但这阵革命狂潮最后真正改变的,并非独裁政权的生命,而是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图景,“伊朗威胁论”即是产物之一。

在阿拉伯之春扰动下,海湾各国自2011年起渐生骚乱,不仅沙特东部与科威特皆有民众暴动,巴林更上演派兵镇压的惨剧,整个海湾约至2012年才恢复过往安宁。秋后算账时,由于沙特与巴林的示威势力多为什叶派,各国君主们一来对此恐惧不已,二来有意遮掩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矛盾,故普遍同意将此次骚乱归咎于伊朗“干预”,“威胁论”于焉成形。

虽说什叶与逊尼冲突是中东的老议题,海湾与伊朗确也存在地缘竞合关系,但阿拉伯之春的到来,无疑是让这股对峙上升到了新高度。在此氛围下,海湾各国明显有意缓和对以色列的仇视态度,故而纷纷展开探路行动,其若非暗自与以色列洽谈商业合作案,便是透过政府官员的公开发言释放亲善讯息。

而在传媒图景上,除了卡塔尔持续支持哈马斯(Hamas),故《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仍坚守以巴勒斯坦为主体的叙事外,许多海湾媒体皆已调转风向:面对巴勒斯坦发动攻击,导致以色列平民伤亡时,其虽仍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大业,却已开始谴责攻击本身,指出无论理由为何,都不该波及无辜。

2016年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冲破虚掩已久的道德封印。其先是在2018年承认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属于以色列,又在2019年宣布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的主权,更于2020年1月28日公布备受争议的《中东和平新计划》,表示将以此作为巴以冲突的政治解方,不仅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主权,更允许以色列完全控制定居点。综观特朗普几次行动,海湾各国大多持赞成、默许立场,纵有反对,也是作戏居多。

然而面对上述风向变化,“伊朗威胁论”虽能提供直观解释,却无法弥合所有细节。在中东地区,表面上的敌意高涨,不代表全无互动空间,以阿关系如此,伊阿关系亦然,阿联酋即为一例。

今年2月,伊朗爆发了严重的新冠疫情,并逐步向邻国扩散。沙特与巴林等鹰派海湾国纷纷谴责病毒是“来自伊朗的生化攻击”,显然欲借威胁论的老调重弹,遮掩己身的防疫不力,然而阿联酋并未跟进。自3月起,其便向伊朗输送多批医疗设备,更充当公正第三方,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包机,将医疗人员与物资成功运抵伊朗,明显与老大哥沙特立场不同。阿联酋之举,既是“伊朗威胁论”流于浮面的象征,也是沙特权威下降的暗示。

阿联酋向伊朗派遣援助飞机以支持与新冠疫情的斗争(视频截图)

1971年建国时,阿联酋的石化工业尚未成熟,军事实力也有待培育,时逢美国入主中东成为新霸主,其前殖民主英国则逐步退出,阿联酋为求生存,只能依附沙特,不仅在诸多外交事件上与其同气连声,也在边界纠纷上对其忍气吞声,甚至被迫出让部分内海与油田。然而求取独立的火种,却始终没有熄灭。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就此爆发。沙特虽在海合会(GCC)的框架下筹组半岛盾牌部队(Peninsula Shield Force),却没能派上用场,反倒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在遏止伊拉克上出力甚多。

此役过后,阿联酋加大了对美军购力道,并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更在国防政策上明显倒向西方阵营,积极练兵,不仅参与过1993年的索马里行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推翻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多国武装干涉利比亚,更在2015年投入也门内战。透过一次次浴血厮杀,阿联酋成功与北约、美军建立合作关系,不必再事事仰赖沙特鼻息。

除了军事独立性外,阿联酋也力促国家的能源与经济转型,望能摆脱对石化资源的依赖,故其不仅兴建阿拉伯世界首座核电站,也在今年7月19日发射火星探测器,成为第一个实践火星探测工程的中东、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并冀望借此计划带动阿联酋的太空工业与知识经济发展。与沙特相比,阿联酋的转型之路更灵活多变,成效也更显著。

而随着小国独立性与日遽增,大国自也难如过往般强力宰制。沙特与阿联酋近年分歧渐显,后者尤其希望重划边界,让沙特归还早年侵占的油田与内海。而两国看似在2015年入侵也门、2017年卡塔尔外交危机上携手合作,实则各怀鬼胎。

在也门战场上,沙特盼望稳定南方、阻止伊朗在此建立什叶势力,但阿联酋则意在获取亚丁港,以打通自迪拜通往红海的稳定航线,而非使南也门成为利雅得禁脔,故其不仅支持与沙特不同的南方派系,甚至与北也门的胡塞武装暗中接触;2017年联合驱逐卡塔尔时,沙特不满其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又同时与土耳其及伊朗交好,挑战自己身为伊斯兰传教士与海湾代表的形象,但阿联酋为的则是打压其经济规模,避免阿布扎比与迪拜商业受卡塔尔吞噬。

如今的海湾地区,除了沙特与巴林外,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皆与伊朗有所往来,正如其也多与以色列私下互通有无般。“伊朗威胁论”虽在一定程度上催化海湾与以色列的关系和缓,但阿联酋的与以建交,更多是在与沙特维持距离的前提下,求取国家独立性的展现。

中东地图(图/谷歌地图)

以色列的精神困境

而在以色列一方,此次外交突破,可视作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互送的政治公关大礼,特朗普既由此获取历史地位,也为11月登场的总统大选催票;内塔尼亚胡则借外交果实摆脱贪腐丑闻,也为难一蹴而就的并吞约旦河西岸计划找个台阶下。

然而由以色列本土视角观之,此次建交正如过往特朗普送出的诸多大礼:玫瑰虽艳,但满是尖刺,在立场与分歧渐深的以色列社会,过大的外交突破反令人无福消受。

长年以来,新闻媒体上的以色列多以侵略、殖民形象示人,导致外界极易将其视作团结一心的杀人机器,从而忽略了“以色列人”标签下,所能暗藏的对立与撕裂。

如今以色列约有900万人口,但其中至少含有四组对立的意识形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宗教化与世俗主义、左翼与右翼、阿什肯纳兹(欧美犹太移民)与塞法迪(东方犹太移民)。上述群体乘载了各式民族、主权、国家精神想象,致使执政当局陷入无数僵局中。

以定居点运动为例,其由犹太教内部的极右翼、犹太民族主义者发起,结合军方势力,以非法手段驱逐、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借此压过政坛中的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民主派,并以“恢复古犹太国”等标语为号召,凝聚了群众支持,最后迫使政府承认定居点的合法性。

然而上述殖民性的国家精神想象,终于在四次以阿战争后遭遇左翼挑战。对左翼而言,正是政府对巴勒斯坦的非法驱逐、占领,导致了民族仇杀等悲剧,最后反令以色列举国深陷军事化氛围,结果平抑物价、降低失业率、促进女权、提升环保等议题全都被迫让位国家安全,巴以冲突最终成了以色列的沉重枷锁,不仅令其在人道主义前无言以对,也让国家治理难以施展。故自70年代起,左翼便反对定居点运动,并认为唯有以色列主动撤回到1967年以前的国境线,国家才有可能正常化。

而在并吞与撤退两大立场外,以色列尚有极端正统的犹太主义者,又名哈瑞迪(Haredi Judaism)。其约占人口的12.5%,除了少数与阿什肯纳兹派结盟者外,哈瑞迪大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世俗的民族主义将导致信仰消亡,故许多人至今不愿庆祝以色列独立日,甚至不承认以色列,并明确反对“在巴勒斯坦的国土上成立犹太国家”。某些哈瑞迪领导人不仅鼓励信徒自给自足、拒绝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也下令其不准前往国家在1967年后并吞的土地。

资料图来源:维基百科

上述立场驳杂互异,但仍被迫以求同存异的形式,在名为“以色列”的场域中撕扯、交锋:

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奥斯陆协议》,是为巴以和解的重要象征,但2年后拉宾便命丧右翼犹太主义份子枪下;

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议会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却有将近60%的以色列犹太人,和超过7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国家法律应当涵盖所有以色列公民的平等,最后高等法院只好介入审理,至今仍难有共识;

2019年起,以色列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连续组阁失败,几乎引发宪政危机。

现下的以色列由内塔尼亚胡内阁治理,可谓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脉相承,但即便内塔尼亚胡当局立场有“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之称,在其为与阿联酋建交,宣布承诺“暂缓”对约旦河西岸的并吞计划后,不少以国的右翼势力皆发出批评,认为内塔尼亚胡此举实与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无异。

如今的以色列深受精神分裂之苦,右翼认为唯有并吞才能让国家永远安全,左翼则认为撤出占领地方能实现和平,但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真正希冀的却又不是定居点,而是返回已经沦亡的“巴勒斯坦国”。

即便内塔尼亚胡并未身涉贪腐丑闻,或是立场由右易左,“以色列”都不是个容易统治的国家。国家安全是现实,但数量可观的巴勒斯坦民族也是现实;大屠杀的救赎是立国的隐喻,但殖民与驱逐的不义,也永远被烙在以色列的骨血上。

这块应许之地早已鲜血遍布,如今区区以阿建交,已难解精神分裂之苦。

逐渐逝去的巴勒斯坦年代

跳脱阿联酋与以色列的本土视角,此次建交于中东而言,可谓是对巴勒斯坦年代的逝去,加上一笔新脚注。

自1948年起,巴以冲突牵引出四场大规模战争,以色列、黎巴嫩、埃及、叙利亚等皆深受其害。长年以来,中东多国的军事开支大为压缩发展预算,军人精英以政变建立起一个个寡头政权,中东整体的地缘发展则持续受战争所驱动,上述发展几乎都以巴以冲突为核心,持续运行。

然而各国也在多次挫败后发现,无论动员“泛阿拉伯”或“泛伊斯兰”等跨界主义,以色列都难被消灭,倒不如务实面对外围区域的核心利益。在此氛围下,巴勒斯坦建国事业逐渐拆伙,并被海湾与伊朗对峙、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也门内战、石油经济转型、东地中海油气之争等新热点所取代。中东也在经历半世纪苦难后,逐渐超越原有的跨界政治动员体系,朝向带有宗派/部落色彩的民族国家体系迈进。

然而两国方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主权国家身份共处)因巴勒斯坦过于羸弱而不可行,一国方案(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则因前者生育率普遍高于后者,也不为以色列所接受。故对巴以冲突而言,最现实的均衡点便是“无国家方案”,即巴勒斯坦人被剥夺合法的政治权利,并无限期生活在被以色列同化、维持民族认同的挣扎中,程度不一的暴力冲突则会成为两大民族的生活日常。

2018年,巴勒斯坦民众抗议美国迁馆,与以军冲突,致5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图/新华网)

与其说是美国或特朗普的斡旋,促成了“中东和平”,不如说是阿拉伯各国早有共识与默契,要与巴勒斯坦的烂尾工程断舍离,美国充其量是在脱下戴了多年的虚伪面具后,重新调整中东政策,由高谈阔论改为“尊重现实”,这才有了特朗普上台后的诸多动作。

但如今巴勒斯坦内部政权分裂,以色列社会也难有共识,巴以问题不论签署多少协议,都难实现和平。对阿联酋、以色列、特朗普而言,此次建交更多是为各自的政治与国家发展服务,巴勒斯坦纵有抗议,其吶喊也终究会如那段共抗以色列的黄金岁月般,湮没在历史的巨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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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迦陵

孙迦陵

中东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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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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