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羽】

香港的经济结构注定了当地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不稳定无产者群体（precariat），这个群体由于在社会中没有自己的位置，需要一个宣泄口以发泄对现有社会的不满；与此同时，香港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必须同内地保持距离，两者结合使得香港同内地的关系会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而由于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在西方国家的扩张，西方国家同样会面临不稳定无产者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用一句话概括香港的经济基础，就是依靠自身的特殊政治地位，在中国内地和外国之间充当外部资本的中间人。香港的四个主要产业之中，除了旅游业以外都是服务于这一点的。

在贸易与物流业中，几乎所有的贸易都涉及到从大陆进/出口货物，而且高度依赖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与独立关税区的政治地位。

在专业服务以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是服务于外资企业在香港的分支机构。《香港统计数字一览》2019年版显示，2018年有8754家总部位于香港以外的公司在香港开设了分支机构，其中有3955家将其作为地区办事处或地区总部。

金融服务业一方面依赖于前两个行业带来的相关业务，另一方面中资出境/外资入境相关业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也是香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香港在金融上采取放任主义政策使得其成为了整个亚洲资本的集散地。

香港贸发局的数据显示，证券业中内地赴港上市企业占到总市值的66%，香港基金行业募集到的资金有66.3%来自于香港以外的地方，且大部分资金被投资到香港以外的地方。香港银行于2017年处理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约3.9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这几个产业的服务对象大多不是本地客户，而是外部资本。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建立的香港经济体系，必然高度依赖于外部资本对香港的投资。香港不得不尽力讨好外部资本以维持现有的地位。这注定了香港只能采用新自由主义以及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香港政府收入占GDP比例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及地区，而且高度依赖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印花税，经营收入以及地价收入占香港税收四成）。这种经济政策使得政府缺乏能力改善底层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香港的经济结构极端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使得底层群众缺少稳定的工作且并没有从香港经济发展中获益，成为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

《香港统计数字一览》2019年版显示，反应底层群众收入水平的工资指数自1992年以来仅仅上升24.1%，而这一时期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7976美元上升到了2017年的46193美元。乐施会的《香港生活工资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有高达53万户贫困家庭，有超过一百万名雇员的收入低于生活工资。（注：生活工资是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可以维持最低限度体面生活的收入水平）

不稳定无产者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盖伊·斯坦丁提出的概念。他指出这一群体同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不同，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群体。无产阶级拥有在工业生产中培养出来的群体意识以及社会关系，有稳定的工作及生活，并在社会中占有一个稳定的位置。

不同于无产阶级，不稳定无产者由从事缺乏就业保障工作的人群，从事兼职工作的人群以及失业人群组成。这个群体大多数原本就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接受条件恶劣的工作。

这个群体是高度不稳定的，一方面这个群体的成员会想尽办法摆脱现状，避免自身处于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另一方面他们的就业以及收入都缺乏保障，随时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他们缺乏远见，因为他们只能找到缺乏保障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长远规划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是一盘散沙，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临时性质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不稳定，使得他们难以通过工作同其他人建立社会关系。

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缺乏独自改善现状的能力，仅仅是维持现有的生活就足以让他们焦头烂额，因此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看不到希望。

总而言之，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游离在整个社会之外。这样一个群体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系统中失去了一切，自然会成为一个极端不稳定的因素。他们对社会现状高度不满，但是由于自身缺少明确的社会地位以及同社会其他人的联系，只会倒向一个松散、去中心化、反建制的社会运动。

香港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同近年来西方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斯坦丁指出，过去三十年里西方国家采取的新自由主义与自由贸易政策，正在导致这些国家的不稳定无产者规模快速扩大。他表示新自由主义提倡采用更加“灵活”的雇佣方式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但这本质上是将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节经营规模，而全球化允许企业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两者结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不稳定无产者。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减少税收并削减开支，这意味着弱势群体收到的援助也会被削减，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劣。BBC在2013年的英国阶级调查中指出，有15%的英国人属于不稳定无产者，另有19%的英国人从事新兴服务业（根据斯坦丁的定义，这个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属于不稳定无产者）。这显示不稳定无产者正在成为西方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相对地，各国原来相对稳定的无产阶级的规模在不断缩小并逐渐陷入了困境，同不稳定无产者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新自由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冲击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新自由主义所谓的“灵活”同样威胁到了无产阶级的工作以及收入水平，使他们难以延续过去的稳定生活。

第二，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高度依赖工会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工会难以协调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无法组织起工人同企业进行谈判，同时新自由主义主张打压工会，结果就是在过去三十年里西方国家的工会势力均出现了大幅度衰退。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过去30年中工会成员占劳动者比例不断下降，其中需要直面国际竞争的行业，其工会成员数减少得更多。

第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岗位可以被外包给世界另外一端的劳动者，这使得很多有长期稳定工作的无产阶级也开始面临失业的风险。工会势力的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异扩大，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也在不断下降。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自1999年以来几乎没有增长，而这一时期人均GDP增长高达22%。

随着不稳定无产者逐渐成为社会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许多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之前运动的特点。以法国为例，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时，在5月3日巴黎学生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5月8日，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宣布支持学生并开始组织全国大罢工以及游行示威，随后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政治诉求：要求法国总统戴高乐立刻下台。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英国的全国矿工工会，意大利的三大工会等组织也在各自国家的社会运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可以看到，在整个二十世纪中，社会运动是高度依赖各类社会组织居中组织整个运动的。

相对地，近年来西方各国的社会运动都出现了民粹主义、反建制、无组织以及极端化的倾向。这一点同香港近年的社会问题的特点高度一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报道“黄背心运动”时指出：

“黄背心抗议活动自开始以来，一直拒绝任何体制框架。他们的集会活动诉求纷杂，但整体上以拒绝体制为主，传统的民主体制框架因此受到挑战，而工会组织恰恰是民主体制框架下的一个中间媒介，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社会与执政当局的对话中扮演民间诉求代言人的角色。黄背心抗议活动也始终拒绝被领导、被代表。四个多月的抗争活动中，始终没能出现明确的领头人，一些开始获得一定的知名度的人物往往也很快引发各种质疑和抗议，被迫引退。”

可以看到“黄背心运动”同反送中有许多相似点：反建制、拒绝政治对话以及无组织。只有香港学生依靠现有的香港专上学联以及各校的学生会组织了起来，整个活动总体上还是缺乏组织的，而且充斥着暴力冲突、极端行为和极端言论。

西方各国的选举活动中也出现了相似的倾向，传统右翼政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使得不稳定无产者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之中，而左翼改良主义政党过去的主张难以解决社会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选举结果显示选民们不是简单地倒向“左”或者“右”，而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党提出新的方案以解决当前的问题，结果就是建制派政党的全面溃退。

在不采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的国家（这一选举系统极端有利于大政党），持右翼民粹主义、极右翼、绿党、极左翼以及“大帐篷”等反建制立场的政党支持率自2000年以来均在不断上升，传统主流政党失去政治领域的主导权。在英美两国则体现为主要政党内的反建制派影响力不断扩大，科尔宾、特朗普为首的持非传统立场的政客逐渐取得这些政党的主导权。

这一转变将使得西方各国的政局愈发不稳定。持有极端立场的领导人上台有可能会导致国家政策的快速转向，进而导致国内矛盾激化。议会中的席位分布变得更加分散，且部分把控在极端政党手中，将使得执政党难以在议会当中取得多数席位或者达成一个稳定的执政同盟，这意味着政府将难以推行任何政策，而且随时面临倒台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出现宪政危机：2010年比利时大选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取得超过20%的席位，这导致比利时各政党在组阁一事上僵持不下，整个国家濒临解体。

对西方国家来说更加糟糕的是，虽然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正在扩大并威胁到现有的社会秩序，但是政府缺乏帮助他们的手段。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提高最低工资，或者推行保护劳工就业，有可能导致低端工作岗位加速流失，不稳定无产者规模继续扩大且处境继续恶化。

有学者提出国家发放无条件基本收入以帮助不稳定无产者改善现状，但是很多人担心这会导致新的问题：发放无条件基本收入有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对政府的财政造成极大的压力。特朗普等持有反全球化立场的政客鼓吹实行反全球化的经济政策以帮助底层解决就业问题，但是这一政策会使得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生活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企业迁出，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之中。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如何应对其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将会是西方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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