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羿鍼】

冬季的新德里，被一种难以忽视的沉重空气所笼罩。空气质量指数连续多日突破“严重污染”，2025年11月9日，在持续恶化的空气条件下，一场由市民自发组织的抗议游行在印度门前展开。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身体在同一片灰雾中呼吸，也在同一片灰雾中表达关切。

新德里空气质量指数（AQI） 某天气预报软件截图

一、在灰雾中行走

2025年11月9日清晨，新德里的空气如同一层微细却粘稠的灰色薄膜，覆盖在城市的每一寸缝隙。天空有着介于黄与棕之间的混浊光晕，阳光暗淡无力，道路两旁的树木也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本应鲜活的叶片因附着的尘粒而显得毫无生气。汽车卷起的风并不会让空气变得更流动，那些颗粒只是在空中往复震荡，却怎么也不散开。

汽车尾气、施工扬尘以及取暖焚烧的气味弥漫在每个新德里的冬季，我走在这样的道路上，窒息感和沉重感扑面而来。

越接近印度门，街道上零散的人群逐渐变得密集起来。印度门前的官道上，陆续出现城市居民、学生、白领以及NGO成员。他们戴着N95口罩，举着各种自制标语，不高，但在雾霾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

有的写着“Smog Se Azaadi”（从雾霾中解放），有的写着“1948: रोटी कपड़ा और मकान; 2025: साफ़ हवा की है माँग”[“过去，人们向国家要求食物、衣服与住房；今天，我们不得不要求干净的空气。”这是印度政治话语中极具象征性的经典口号：食物（Roti）、衣物（Kapda）、住房（Makaan），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它常被政党用作承诺基本民生保障的典型表达]，甚至有的写着“THE STATE IS POSIONING US”。语言表达不激烈，却精准地指向一个共同的现实：

空气质量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生存议题。

现场抗议标语 作者拍摄

不一会儿，抗议的节奏从举标语变为喊口号，原本相对平静、缓慢的队伍在靠近警察防线的位置突然有了更强烈的集体情绪。几十名警察站成整齐的一排，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在灰霾背景下显得格外冷静。这种沉默的秩序感似乎在提醒抗议者：他们的声音必须穿透的不只是污浊空气，还有一道无形的制度壁垒。

有人举得更高，有人把口罩往下拉了一点，深吸一口并不干净的空气，为下一次呼喊做准备。他们面向警察、高举手臂，声音在空气里带着沙哑，却异常坚定。随后，更多人加入，声音逐渐叠加成一种有节奏的回响。口号并不愤怒，却非常明确。一浪高过一浪，像是在让原本被雾霾吞没的城市重新出现一点清晰的轮廓。

抗议实况 作者拍摄

二、“不平等”的呼吸

离开游行，我在街道上行走时，看到街上的扫地工人仅用一块布当作口罩，大部分人甚至毫无防护，再联想到我房东家两台空气净化器，这使我愈发意识到：空气污染并不是一种均匀落在所有人身上的体验。尽管同处一片灰霾之下，但人们呼吸到的空气、能够采取的防护措施、承受的健康风险以及对未来的生活预期，都随着身份与阶层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差异。空气是弥散的，却并“不公平”；雾霾是覆盖城市的，却在不同身体上留下不同重量。

最容易保护自己的，是城市中资源充足的群体。在现场，我没看到加入游行的有中上层社会群体，他们肯定也会对空气污染表达不满，但为了自己健康，会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暴露时间。甚至，我听说有人会在污染最严重的周末选择离开城市。对于这类群体，雾霾带来的是生活的不便与长期的健康焦虑，但从未让日常生活完全停摆。

对中产阶层而言，空气污染的冲击就更为具体。他们负担得起有限防护，但无法像上层那样真正隔离自己。许多人每日通勤，需要在污染最浓烈的时段穿行街道；好一点的家中会有净化器，但无法覆盖所有空间。中产者既是空气污染的直接承受者，也是最容易形成公共表达的一群人，他们在现场的数量最多，声音也因此更集中。他们的焦虑往往是对生活节奏的被迫改变，带有强烈的无奈感。

作者的防霾口罩，以及房东家送去维护的空气净化器 作者拍摄

而空气污染的真正重量，则落在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在印度门附近的环卫工、警卫、临时工、摊贩，是我田野中最不容易忽视的存在。他们没有选择呼吸方式的权利。许多人连医用口罩都没有，只能用布遮住口鼻；他们的收入与雾霾无关，但劳动却必须在最严重的污染中完成。一个路边便利店店主告诉我，他每天站在街边十个小时，“空气不好也得干”。对他们而言，空气污染不是环境问题，而是生计问题，是无法逃离的工作条件。他们承担着城市里最高的暴露风险，却往往最难进入政策讨论的核心。

雾霾让城市生活变得沉重，但最沉重的从来不只是空气中的颗粒，还有暴露机会与生存资源的不对称。空气污染不是在所有人身上以同样方式发生，而是沿着阶层划分的断层线沉积、放大、固化。雾霾让城市看似被同一种灰色笼罩，但呼吸所承受的重量，却在每个人的身体上刻下不同的纹路。

三、雾霾背后

在新德里的雾霾季节，空气污染的形成往往被简单归因于“冬季天气”“逆温层”或“农民焚烧秸秆”。这些确实是直接诱因，但雾霾的存在远远不是气象事件这么简单。它之所以反复出现，根本在于制度困境与治理逻辑的长期僵固。

其一，农业体系的激励机制使秸秆焚烧几乎成为一种“制度性被迫选择”。

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的农民每年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稻麦轮作，缺乏足够补贴去购买或租用昂贵的秸秆处理机械。对他们而言，不焚烧意味着成本上升、产出下降甚至错过播种时间。因此，尽管政府反复下达禁令，但缺乏经济激励与替代方案的禁令，无法真正改变农民行为。于是，焚烧成为一种“被迫”的行为，而德里则成为下风向中最典型的受害者。

北部多个邦的秸秆焚烧事件仍然频繁 图源：NDTV报道

其二，城市本身的排放压力长期被忽视。

德里拥有全印度最高密度的机动车保有量，而公共交通扩张速度跟不上城市化需求。新建道路、房地产工程与基础设施施工常年不断，扬尘治理缺乏统一标准。很多市民把污染归咎于“农民焚烧”，但实际城市内部源也贡献了相当比例，只是不如焚烧事件那样“可见”。从能源使用、机动车检查到工地监管，治理链条在多个环节存在执行不足或利益牵连。

新德里大量基建项目因扬尘而叫停 图源：NDTV报道

其三，区域治理结构缺乏协调性。

德里、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的环境政策各自独立、缺乏统一指挥。德里政府指责农业州，农业州指责中央政府补贴不足，中央政府又强调地方执行不力。多方之间都希望“责任外推”，却缺少一套跨邦协同的污染治理机制。空气流动，但权责并不流动，这种区域性失调使空气污染成为一种“悬置在责任真空区的公共问题”。

那么，面对如此治理困境，政府的态度是什么？田野期间，我接触到的官方言论与政策反应呈现出一种相当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都会在空气严重恶化时快速启动“应急措施”，建立以“分级响应行动计划”（GRAP）为核心的应急体系。

当空气质量指数（AQI）连续超过300时，地方政府将启动初级干预措施；当指数突破400并持续数日，措施升级为暂停建筑施工、限制柴油发电机使用，并建议学校减少户外活动；在“极严重”阶段，政府通常会采取更强措施，包括中小学临时停课、机动车限行以及呼吁远程办公。这些措施一般持续数日至一周，视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动态调整。这些措施往往具有象征性效果，可以暂时减缓污染加剧。但它们更像是“短期止痛药”，无法触及污染的根源。

另一方面，在更深层的结构性调整上，政府态度常表现为谨慎甚至拖延。

例如，改革农业补贴结构需要巨大财政投入；强制汽车限购会触动城市中产利益；严格监管工地与工业排放会影响就业与经济增长。因此，即便决策者意识到系统性治理的重要性，也难以在短期内推动更激进的改革。

在公共叙事中，政府往往强调“天气因素”“跨邦责任”“长期策略正在推进”等表述，既承认问题严重，又试图淡化治理不足所导致的责任。这种态度常让市民感到无力：他们知道污染在恶化，也知道政策并未真正触及病灶。

如果与中国在2013—2017年期间的空气治理经验作对比，可以发现明显差异。中国在初期同样依赖限行、停工等应急措施，但随后将治理重点转向结构性减排，通过压减燃煤消费、推进产业升级、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并将空气质量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从而在数年内实现了PM2.5年均浓度的显著下降。相比之下，印度当前的空气治理仍以临时应对为主，尚未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制度化路径。

总体而言，新德里的雾霾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环境现象，而是一个持续考验城市治理能力与公共政策协调性的综合性议题。雾霾笼罩的不仅是天空，也笼罩着一个国家在发展与环境之间艰难平衡的制度矛盾。从比较视角看，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条件，而更依赖于政策连续性、制度执行力与跨部门协调能力。

新德里的治理实践表明，若空气污染仍主要通过临时措施加以应对，其社会与健康成本将持续累积。未来，只有当污染治理真正嵌入长期政策框架，并与能源、交通与城市规划协同推进，空气质量改善才可能从“阶段性缓解”转向“结构性转变”。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作者谭羿鍼，系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别为印度，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水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