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舒彦】

“三农”问题历来是全国两会关注的重点议题，也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在今年报告中，相关表述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今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进程中，“三农”领域既是“夯实基础”亟须补上的短板弱项，也是“全面发力”需要攻坚的重点难点。正如国家领导人所指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三农”工作在当下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近年来，我持续关注并开展乡村调研。不久前，在与某乡镇干部的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了我对基层干部群体的认识：他们在复杂环境中挺膺担当、迎难而上，是推动“三农”工作走深走实的中坚力量。

淳安县的基层干部和新农人在农品市集现场拿着各自的农特产品向杭州市民推介。 资料图：新华社

高压：“没有困难要用你干嘛？”

基层是落实工作的一线。基层干部要将上级党委政府布置的任务实实在在地干出来，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工作压力极大。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上级领导的评价和印象，直接影响考核、绩效和晋升。基层必须交出令人满意的工作成效，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没能完成任务开脱。他们面对的要求是：“没有困难要用你干嘛？”“做不了、做不好就是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可以换人。”

这看起来很严苛，而真正让基层干部能够接受并执行下去的深层动力，是服务大局的责任感。比如，在承担项目落地工作时，他们会想：早一点做好征拆，就能早一点增加上千万产值、提供更多就业；还建房做好后，会想越快把房子分下去，就能为财政节约上千万开支，让群众尽早搬进新房；接到献血任务时，会想血库里的血不够用怎么办——很多基层干部真会上，有人甚至常年献血。

竭尽全力服务大局的责任感，也构成了基层干部的第二重压力。当战略性工作任务以“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基层落实，缺乏因地制宜的操作空间，导致行政资源浪费，甚至与群众当前阶段的利益明显冲突时，这种压力就会被极化。比如，烧秸秆的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或确实比较贫困的人。要不要严格执法去处罚他们？罚，于心不忍；不罚，又无法确立政策法规的严肃性，难以落实工作。

第三方面的压力，是基层很可能需要承担远超本层级行政资源承载力的工作要求。即便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要想尽办法解决问题，甚至不得不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这也意味着面临处分的风险。

而越来越严格的规范要求和监督问责环境，构成了第四重工作压力。即使在尽可能保护基层干部的执纪原则下，为完成工作而被迫突破一些规则的限制，也很可能导致他们在严格执纪的特定形势下背上处分，他们之间甚至流传着“没有背过处分的干部不是好干部”这样的自我调侃。

面对这种监督问责的高压态势，大多数基层干部仍在积极进行心理调适，调整工作方法。比如，保证自己做事不是为了谋私利，问心无愧；做事更加谨慎，对没有把握是否会被问责的事情，先询问纪检、巡察、审计等部门，确定没问题后再去做。

除了严格的内部监督，基层政府还可能因为工作与工作对象发生矛盾，成为被告。比如拆违：

有农户违规建院墙，想把门口的地圈进自家院子。刚开始建时，执法队员巡逻发现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后续巡逻中发现当事人不但没有自行拆除，反而在不断加高院墙。为了避免完全建成后拆除成本更高，执法队进行了强制拆除。但当事人以乡镇执法未严格按照程序——没有重新调查并出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告知并书面催告、没有等待救济期满——为由提起诉讼，结果很可能是乡镇败诉，因为执法程序不符合规范。

然而，从执法效果看，面对这样的违法当事人，如果在违建初期就能制止，可能更高效，否则会导致违法事实更严重，提高治理成本。

基层要面对行政资源与任务难度高度不匹配的情况，要应对具体情境中发生的各种意外，而且必须在严格的规制之下开展工作，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资料图：央视新闻2018年报道

偏见：“群众的想象力很丰富”

基层是直面群众的一线。在严管干部和自媒体盛行的当下，干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约五到十年前，基层干部确实还有不少使用灰色治理手段、以公共资源谋私利的空间，但现在，基层干部普遍感觉自己是“弱势群体”。这尤其体现在执法冲突中：

一旦出现干群冲突，相关视频被发到网络平台上，舆论大概率会首先认为是干部在欺压群众，对干部进行有罪推定。而事实很可能是少数“钉子户”暴力抗法，故意挑衅基层干部，先与干部发生肢体冲突——比如推搡，甚至拿砖头等危险品攻击干部——另有同伙拍视频，进行掐头去尾的处理后发到网上，诬陷干部暴力执法。有时还会有不良媒体介入，煽动群众情绪。

即便事后纪检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调查，查清了事件始末并作出公正判断，肇事者往往也已经达到了拖延改正、获取流量等目的；涉事干部身心受到伤害，大量行政资源被耗费，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被利用，社会信任的基础被破坏。更有甚者，部分通过闹事也没得到好处的人，事后还会对基层干部宣扬报复。

为了避免负面舆情、降低执法风险，基层干部开始遵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以足够忍耐坚持到问题解决，或等到绝对强制手段的支持。

我曾访谈一位1999年出生、刚在乡镇工作两年多的年轻干部。他跟着领导参与过征地拆迁等重点难点工作，感受是：“网络上很多人很刁，观点充满戾气，淳朴的人发声相对少见。但群众中，好的是一大片。”

虽然主动攻击基层干部的是少数，但他们往往能唤起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偏见，给基层制造极大的舆论压力，也给相关干部带来巨大的被追责问责压力。

村干部也普遍感受到这种偏见的存在。一位不到40岁、但已任职近10年的村书记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村干部的印象还停留在若干年前，认为村干部会占用集体资源、利用集体资源谋私利。另一位70后村书记则委婉表达：“群众的想象力很丰富。”如果突然从书记任上退下来，没有“到年龄了”这样直观恰当的理由，很可能会被认为是犯事了才干不下去，这会导致他在村里混不下去。

虽然能在任上稳定干下去的干部，都已经通过日常工作树立起威信，但村干部在村里做的工作，通常只有平时在村的人才会有直观了解。长年在外的人，一般是有诉求才找村里，也不太理解村内协调处理工作的难度和干部付出的努力，很容易只根据自己诉求是否得到满足来评价村干部。甚至村干部想沟通商量解决办法，可能都找不到人，被拒绝沟通。

尤其是对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来说，在村的人是少数，长年在外的是多数。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没能更广泛地建立起来。

干部们面对被投诉追责的风险，已形成普遍默契：如果和群众通话，一定要假定对方在录音，谨言慎行。干部们有时也会主动录音进行自我保护。

实际上，自严管干部以来，尤其是在扫黑除恶之后，真正有问题的村干部都已被清理了一遍，甚至有超生、酒驾等违法记录的也失去了任职资格。

在中西部地区，现在还在任上的村干部，大多是以做公益的心态来当干部。用一位村书记的话说：“拿3000元的工资，带5000元上班。”工资往往不足以覆盖工作产生的开支。对很多村干部来说，进村之后的收入相对之前是下降的，尤其是村书记。

从组织部门角度看，能当好村书记的人，一定比较出类拔萃，这样的人完全能凭能力和人脉在市场中取得不错成就。实际上，他们在工作上遇到不顺时，也会想：没进村之前更好，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更轻松、更单纯，不用受别人的气。只是来自组织的信任和村民的期盼，让他们不能轻易丢下这份责任。

2019年10月12日，黑龙江省绥棱县靠山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陈华在田间查看将要收获的玉米。 资料图：新华社

在一个中部地区普通乡村，村书记每月到手工资一般是3000多元，年终绩效根据考核情况在1万到3万元之间，总收入大约在5万到8万元之间。村书记虽然可以兼职，但实际很难有时间从事其他工作。

因此，要能坚持干下去，要么已经有成熟而不需太操心的产业或足够积蓄；要么有极强的经营能力，可以“白天当村干部，晚上当老板”；要么有配偶的坚定支持；要么已完成家庭责任。总之，必须是家庭负担不重的人。如果家庭经济压力变大，就可能选择辞职，以承担家庭责任为重。

工资之外，村干部能得到的实际利益还有：财政会买社保；村书记干满一届可参加专门面向村书记的行政事业编考试，但名额很少，一个县区五年可能只有一两个岗位，二三十人竞争一个岗位；此外是获得政治身份和荣誉的机会，比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获得“中国好人”等称号，这也不容易。

当前纪检监察技术先进，对基层干部行为合规性要求很高，财务监督严格，言行还受广泛群众监督。基层政治生态已有显著变化，对基层干部的偏见需要被打破。如果看到基层干部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或视频，不妨等等正式调查结果，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攻击他们。

担当：“当头的人是解决问题的人”

基层干部最想做的，是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帮群众解决问题，“到一个地方工作，要为这个地方带来点什么”。

在乡镇，比较容易获得这种成就感的是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落地和民政工作的干部：前者能直观看到自己参与修的路、桥或落地的项目给地方和农户带来收益；后者能直观看到民政政策对困难群众的帮助。

当然，他们也要处理建设过程中不理解的阻挠，与不符合政策却来缠闹的人“斗智斗勇”，其处理方式在守住底线的同时，要有利于引导好的社会风气。

最矛盾的，是与群众当前利益相冲突的工作、不符合实际而浪费公共资源的工作。比如耕地保护与发展需求的冲突，不切实际的整改或发展要求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例如，一个村的主干路只有两米宽，过年过节会车困难，村集体想拓宽道路，但紧挨着路的就是永久基本农田，几乎无法调整土地性质，连在田埂上硬化都不行。最后决定：群众确实需要，冒风险也要做，开会讨论确定了万一被调查处分时谁来担责。

再如秸秆禁烧时间长了，农户受影响大，许多小农户需要烧菜园子，目前没有有效替代办法；面对群众需求，有些乡镇就硬扛上级环保督察。农户因此给干部点赞，说他们有担当。

又如一些很难耕种的地被划为基本农田，基层被要求复垦，群众知道不划算，干部这么做会被认为“闲着没事干”。

接收到负面情绪最多的，是负责综治维稳的干部。他们直面难处理的问题：矛盾纠纷排查调解、12345投诉回应、乡镇有权管理的违法行为的综合执法、无理缠访人员管控等。

单从矛盾纠纷调解看，一个常住人口2万人左右的乡镇，一年要处理约200件矛盾纠纷，其中约80%来自警情转递——这些通常已是激化的矛盾，有民转刑风险，必须快速处理，不能过夜。相关干部任务很重。

所有乡镇工作在村里都有体现。乡镇可以把工作布置给村里，村里却没有再分派的空间。现在绝大多数农村基本365天每天都有村干部上班，除了做好各条线布置的繁杂常规工作，还要回应群众诉求、经营集体三资、服务中心工作等。虽然村级行政化程度已很高，承担了很多政府任务，但村级作为相对完整且有共同体认同的治理单元，仍有较强主动建设和发展村庄的积极性。

在浙江杭州临安区青山湖街道郎家村“共富稻田”，游客观赏春日美景。 资料图：新华社

基建、民风、福利，是村书记们筹谋村庄发展主要关注的三个方面，也是村庄对农民具有保护性作用的集中体现。

其中，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为在村和回村的人提供更好生活条件，是最基础的。路面硬化、安装路灯，近几年各地农村基本普及，背后是大量群众工作。

比如修村内道路，项目经费只负责硬化，需要村级自行铺好路基——这意味着要调地（有集体机动地的村）或征地（没有机动地的村），产生工作和成本，村干部需与农户协商，大多数没有富余集体收入的村，可能还得向村民筹钱。

所有前期工作做好后，申报项目才可能批下来，村里才能获得建设经费完成后续工程。施工中，村干部基本要跟着机器走，一边监督施工，一边随时协调施工方与农户的矛盾。建好后，还要筹集维护资金，这对很多村也不容易。

这些群众工作的难度，与既有民风基础关系很大；如何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又塑造着未来的民风。

民风是一个地方大多数人所认同的道德准则：人人都琢磨谋私利，还是尽可能促成公共利益；以私人关系为重，还是有超越私人关系的公共道德意识；懒惰，还是勤劳；弃老，还是尊老……

民风对凝聚力、基建、村貌、发展、幸福感等影响很大。公共事务中责任和利益能否公平分配，对个人行为的奖惩能否恰当引导，是否有积极正向的比学赶帮超，都对民风形成有重要影响。如何用恰当方式引导好民风，也是许多村书记心头的重要工作。

“心里要有老百姓”是村干部们的共识。让村民感觉到干部心里有老百姓的重要做法，是尽可能创造条件提供福利。经济条件有限时，为学业有成的孩子发奖金、办寒暑假免费辅导班、低成本举办节庆活动等。如果因征地拆迁或沿海地区村集体有物业等原因，集体有较多收入，就会出现发放养老金、代交医保、承担还建小区物业费、股份分红等福利。

福利支出一般占村集体总支出的45%左右，有的村甚至超80%。而高福利也意味着高增收压力，即使是有物业收益的东部村庄，也会受经济波动影响，维持既有福利政策很不容易，有些村甚至已负债发福利。暂时没有福利发放条件的村，将来能为村民提供福利，也是村书记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目标。

相对群众而言，干部可笼统地说是“当头的人”；在干部里，作为地方主官的书记，又比其他干部更“当头”。无论是乡镇书记还是村书记，都对自己的属地承担着几乎无限责任，其他干部处理不了的最困难最麻烦的事，都需要他们解决。一般干部有问题可求助于领导，但作为一方主官，不能轻易将属地问题上交，只能自己想方设法解决，压力极大。

虽然乡镇干部偶尔会说“想逃离乡镇”“容易干抑郁”，村干部有时会想“巴不得换届时大家别再选我”，但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并没有因此不再担当。他们对“在位一分钟，尽责60秒”之类的说法高度认同，会说：“干部要有担当，不能因为怕这怕那就不搞事。”当然，他们也很需要上级和群众的理解与认可，这是他们能坚持下去的重要前提。

荣耀：“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基层干部最看重的褒奖，是群众的认可。只有真正在做为人民服务的事情，才能获得价值实现感。

曾在一个中部乡镇调研，镇书记很自信地让我们随便走访群众，听听大家对这一届政府的评价。事实上，虽然有在他推动工作中利益受损的人给出负面评价，但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对他评价很高。他自己也遇到群众直接说：“这几年你干得不错。”

他是从机关下到乡镇当书记的，当时已看到自己在县域职业发展的天花板。他之所以想干这个岗位，是因为他认为书记是重要岗位，有挑战性，做好了有自豪感，有自我价值实现感；五级书记的重要性比厅局长都高，是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体现；“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要在工作中得到组织、群众和自己的认可来实现自我价值。

在与许多村书记访谈时，也能感受到他们在提到自己为村里建了多少项目、怎么建的、为集体增加了哪些收入、获得了什么荣誉、有哪些提高治理效率改善民生的创举时的那种自豪感。在提到从日常工作中获得的威信时，他们会尤其自豪。

这也会转化为“面子”，让未来工作更容易解决问题、稳定秩序。当群众认可你这个人，做工作时就更愿意“卖面子”“帮场子”。他们说：“有群众打电话叫你回家吃饭，说明你干得好，他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你。”会把“老人特别喜欢和我坐在一起聊天”看作特别骄傲的事。

正是群众对工作的积极反馈和信任，让许多村书记能在复杂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坚持干下去。

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基层干部，许多都有自己艰难而光辉的岁月和引以为傲的工作成绩。也正是他们的努力，为人们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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