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先红）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迎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成了“硬核”防控体系。大部分地方政府、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使疫情防控效果在短时间内得以彰显。然而，据笔者多渠道了解发现，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也存在形式主义问题。

形式主义的首要表现是文牍化倾向。信息通报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疫情防控的成败。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之后，各地政府就开始要求基层上报各种信息。然而，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将疫情防控转变成了填表格、报信息的文牍化工作。

基层工作者防疫日志/资料图来自央广网

笔者返乡之后不到10天时间，已经接到市、街道、社区、卫健局、宣传部、教育局等各部门电话不少于十来个。有时候一天接到几个部门的问询电话。我们还填写了来自社区、卫健局、教育局和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多个部门的表格。

据了解，类似我这样从武汉回来或者近期去过武汉的不少同学朋友都有这样的遭遇。笔者的一位师妹，每天接到数个来自社区等部门的询问电话，使其感到倍受“骚扰”。还有另一位朋友讲述，有一天村干部深夜11点上门来他家里登记相关信息。在有的地方，基层干部仅仅登记武汉返乡人员相关信息，张贴了告示，而没有采取到位的管控措施或提供医疗服务。

形式主义的另一表现是不切实际的隔离措施。隔离是隔绝病毒、降低或切段病毒传染源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对于已经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必须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然而，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却采取了过激的政策措施，将那些潜在的感染者或疑似病例进行集中隔离。

笔者的一位朋友，老家在西部某省，春节前其家人返乡，不久就收到当地政府要求到某地强制集中隔离的通知，且集中隔离无法保证一人一间，而是多人共用一个房间。如此隔离措施可能切断了这部分人群与其他人感染的渠道，但无形中使得被隔离的人群内部更加容易传染。如此明显的形式主义政策，却在当地被强制推行。

此外，当前不少地方都采用了过火的防御手段，形成“超硬核”的防控体系。近几天，全国多地都出现了封村、封路、封户的情况。有些在微信等媒体平台上得到曝光。据笔者私下了解，安徽、河南、山东和江西等省份都存在上述现象。在江西某地，村民要经村干部签字同意才能出村，村干部还在村口道路上用土堆堵住了通村公路。

在其他某些省份，有的地方要求村干部在武汉返乡人员的家中强行上锁。有的干部在武汉返乡人员家门口悬挂横幅、贴上告示，上面标明“我家有从武汉归来人员，隔离期禁止相互接触”“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大家远离监督”等等。笔者了解到的一个案例是，其家门口被当地干部张贴了5张有关“武汉返乡人员”的告示。部分地方甚至出现强制遣返、驱赶武汉返乡人员的做法。

笔者所在的一个小区微信群里面，业主们正在商讨怎么样赶走停在小区的一辆挂着“鄂A”牌照的小车。甚至有业主提议向派出所报警请求警察介入。过了两天，小区公告栏里就公然张贴有号召辖区居民举报“鄂A”牌照车辆的公告，落款单位就是小区所在辖区的派出所。

就在笔者撰写本文的时候，一位同学告诉我，他们老家的防疫手段进一步升级了。地方政府采取了彻底的封城、封村、封路、封小区的政策措施。道路上24小时都是红灯，禁止通行。有的地方政府要求白天“街上不得有行人”。还有的地方实行了“宵禁”，真正实现“空城”目标。

这些“超硬核”的防御手段将返乡人员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庄社区内部被排斥。特别是村庄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地方干部的封户做法使得武汉返乡人员在乡亲邻里当中颜面尽失。这使他们在村庄社会中感觉到被边缘化。往日熟悉、亲密的乡亲瞬间变得陌生、隔阂。

笔者的一位同学，其家庭在村庄中原本很有地位，但此次从武汉返乡之后，却因为是从“疫区”归来，而被亲戚、邻居疏远，感觉在村庄中极不适应，因此影响其家庭日常生活。他们未曾想到，原本寄予深情的村社竟然容不下自己的“疫区返乡人员”身份。深深的被伤害感甚至使他们产生了尽快“逃离”村庄的念头。

在当前疫情防控过程中，上述形式主义的政策措施并不能有效防控疫情，反而容易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形式主义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损害了返乡人员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地方干部封村、封户、堵路、遣返等形式主义做法明显侵犯了返乡人员的权利。其中有些行为还涉嫌违法犯罪。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加强依法治国，“送法下乡”也已历时数十年，但在疫情防控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法制建设的行为。

此外，形式主义还容易制造社会恐慌。地方政府的封村、封户等形式主义做法容易在社会当中制造恐慌氛围。在群众当中形成紧张情绪，误导群众对疫情的认知。

同时，“超硬核”的、形式主义的防控手段还可能带来社会冲突。各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在武汉返乡者和其他社区居民之间人为划了一条鸿沟，造成社区分裂。公众的恐慌情绪与社区排斥不断叠加，导致武汉返乡人员与村庄社区其他居民的紧张和冲突。部分地方还由此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一些邻居骚扰武汉返乡者，甚至破坏他们的房屋。这将扰乱基层社会秩序，甚至导致防疫失控。

另外，形式主义还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将疫情防控简单化为填写表格、上报信息，会让群众质疑地方基层干部是否真正在用心防控疫情。封村、封路、封户、封小区等过火的防御手段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进而诱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硬核”封路导致救护车无法通行  图自“红网论坛”

最重要的是，上述形式主义的做法可能不仅不利于防控疫情，反而进一步使疫情扩散。封村、封户的做法使得武汉返乡人员形成被边缘感。社区排斥可能导致他们害怕自己暴露在村庄中。为了迎合村庄社区的需要，或者更好地融入村庄社区，他们可能倾向于隐瞒自己的病情。对于传染病而言，隐瞒病情将为病毒在社区内传播创造新的机会。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疫情扩散。

毋庸置疑，当前防疫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有着深厚的体制、结构根源。自1月23号以来，全国疫情防控尤其是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经从之前的常规治理转入最高级别的运动式治理状态，类似于于战时动员体制。战时动员体制使得疫情防控过度政治化。疫情防控成为全国各地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各地都将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的中心工作予以应对。在强大的体制和政治压力下，地方政府必须顾虑疫情防控不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段时间媒体也曝光了部分地方因为干部防疫工作进度慢而被问责的案例。面对高强度的问责压力，地方政府和干部可能会做出过激的政治回应，采取“硬核”甚至“超硬核”防控措施。

由此也形塑出地方政府和干部的避责行为。一些地方干部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漏网一人”的心理，盲目扩大防控对象和范围。上级的官僚主义带来下级的形式主义。在“硬核”防控氛围下，各级都争相层层加码，最终使得防控政策发生偏差。

令人深思的是，同样的国度，同样的体制，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够比较人性化、并对疫情防控发挥较好的效果？而有的地方则展现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甚至出现一些深度偏差行为？

当前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现状亟待扭转。改变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式主义，上级需要注意把握疫情防控的力度，不能给基层施加太大压力，避免官僚主义对下级特别是基层的过度干扰。同时，要依靠专业知识、尊重专家权威，在疫情防控决策中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实用。此外，要真正发动群众，形成群防群治的格局。不能仅仅依靠官僚体制的内部动员，而应号召群众自我隔离、自我防护。还要继续大力提升公民素养，形成友善、博爱的氛围，给疫区返乡人员以更多的人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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