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尔孙·艾拜:攻击新疆不是目的,西方真正害怕的是……

来源:经济导刊

2022-04-13 07:53

吐尔孙·艾拜

吐尔孙·艾拜作者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文/吐尔孙·艾拜】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涉疆话题颇受关注,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不断炒作涉疆议题攻击我国治疆政策,甚至成为对我国开展舆论战的重点方向。面对强大的舆论攻势,只有知己知彼和国际比较,了解国际涉疆舆论总趋势和规律,才能讲好新疆故事,传递中国好声音。

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

媒体的报道数量能够体现其对报道议题和对象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因此,我们选取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家海外媒体对其1999年至2019年的涉疆报道数量进行统计发现,国际舆论场对涉疆议题的关注既存在周期性和规律性,也存在反常性和操纵性特征。即在国内外和新疆发生突发性、反常性事件时,海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数量增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呈现明显波浪型趋势。同时,近年来反华势力出于战略图谋故意制造热点,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涉疆话题持续升温。统计显示,1999年20家海外媒体涉疆报道共有86篇,2019年达7420篇,期间出现时降时升的态势。我们认为,20年的国际涉疆舆论趋势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9年至2009年。改革开放以后,新疆与内地和周边地区的经济贸易来往日趋频繁,新疆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日渐突出,国内外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新疆。尤其是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西方媒体介入报道新疆发生的系列暴恐案件,20家媒体每年的报道总量基本保持200篇左右。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上升,报道量达695篇。2009年,新疆发生“7·5”事件,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首次达到高峰,报道数量达1216篇。

第二阶段为2010年至2014年。随着我国政府有效妥善处理“7·5”事件,及时公布相关细节,邀请驻华使节参观,国际社会对涉疆议题的关注日趋下降。2013年和2014年在疆内外连续发生系列暴恐事件,国际舆论场对新疆的关注度再次上升,2014年的报道量达2986篇。

第三阶段为2015年至2017年。2015年初起,随着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完善防恐维稳措施,暴恐事件多发频发趋势得以有效遏制,国际舆论场的关注度再次下降。2017年初,西方媒体抨击的重点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转向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防恐维稳措施,职业技能培训成为炒作的热点,海内外媒体的报道量达到1981篇。

第四阶段为2018年至今。在此期间,新疆连续多年保持安定祥和的局面,没有发生暴恐事件。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这个时期媒体的涉疆报道应有所下降。但是,恰恰相反,2019年的报道7420篇是2017年的3.75倍,西方部分媒体、政府和智库联手炮制一系列话题,发布所谓研究报告,举办听证会和学术研讨会,甚至不惜使用“种族灭绝”等骇人听闻的关键词和语言,再次炒作涉疆议题,试图引起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所谓法案和决议,推动涉疆话题从舆论层面进入实践阶段,对我国治疆政策进行全面攻击。可见,这个时期的国际涉疆舆论是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产物,完全违背新闻规律,是人为制造的“信息”,而不是新疆社会的真实报道。

国际涉疆舆论炒作的热点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所谓民汉矛盾、压制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主要叙述框架抨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2017年起,连续制造不同话题进行持续炒作。

1. 种族灭绝话题。2020年6月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共在新疆压制维吾尔族人口出生率的运动》的研究报告,片面引用一些数据和别有用心的个案报道,妄称“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污蔑新疆存在所谓“强制绝育”问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例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维吾尔族总人口为10069346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624257人,增长11.5%。就我的家乡喀什来说,2010年总人口为3979362人,2020年为4496377人,增长11.3%。西方政府、媒体和智库试图通过使用“种族灭绝”的说法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目的是达到丑化我国国际形象,是开展宣传和心理战的具有政治性目的手段。

2.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2017年初,西方媒体片面选择所谓人权组织和境外流亡分子提供的虚假信息,恶意炒作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话题,并将其诬称“集中营”“再教育营”“拘留营”,通过标签化的关键词,对我国去极端化工作和具体措施进行污名化。其实,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据2020年的统计,0-14岁、15-59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0.51%、60.95%。同时,维吾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944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薄弱,法治意识淡泊,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和“三股势力”的蛊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提高学员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就业能力,促进劳动力就业,并有效遏制宗教极端主义蔓延扩散,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新疆棉事件中H&M声明截图

3. 强迫劳动话题。这是紧随教培中心话题后的另一个炒作热点。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族》的所谓研究报告,声称教培中心结业的学员并未回归社会,而是被“强制”安排到工厂从事“强迫劳动”。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大量转载和刊发该报告,并鼓动部分西方政府对相关企业采取“制裁”。实际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把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相结合,多渠道增加就业。通过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推动新疆各族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例如,2017年喀什地区城镇居人均可支配收入2410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13元。2020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76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13%和28%,这是劳动创造财富的结果。

4. 寄宿制学校话题。2017年起,西方媒体开始抨击新疆的教育措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德国反华分子郑国恩等发布报告称,新疆政府把小孩送进寄宿制学校,“强迫”他们与父母分离,新疆设置寄宿制学校的目的是为实施‘大规模拘禁行动。众所周知,寄宿制学校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各地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采取寄宿模式帮助儿童就近入学、控辍保学,减轻孩子和家长的压力,这样做既符合教育规律和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政府落实扶贫工作的一种措施,住宿费用由各级政府补贴或承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也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指出新疆设立寄宿制学校与去极端化毫无关联,学生是否寄宿,完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自愿选择,不存在强迫。这样一项惠民利民的德政,竟然也成为一个攻击新疆,攻击中国的借口,可见蓄意之恶。

国际涉疆舆论的操纵特点

在现有国际传播体系下,西方媒体尤其是英美媒体占据话语主导权,拥有雄厚的资源和庞大的采编队伍,国际涉疆信息出现从英美媒体依次向其他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的流通状态。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总量中,西方媒体占87.3%,发展中国家媒体和华文媒体分别占2.5%和10.2%。其中,英美媒体分别占总报道量的82.3%和西方媒体报道量的94.2%。

同时,由于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制约,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报道涉疆议题时,转载西方媒体尤其是英美媒体的报道并且占比较大。数据显示,20家媒体转载和采用61个信源的稿件。其中,排名前20的信源占总数的91.6%,并且多为英美媒体信源。总转载稿中,西方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4.1%;发展中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9%,我国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7%。可见,西方新闻机构是各国和地区媒体主要信源和被采用对象,英美媒体是全球涉疆议题的设定者。在他们合力围攻中国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新疆的美好形象被玷污也就不奇怪了。

议题选择将影响受众对报道对象的认知,同时体现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立场。由于大部分受众尤其是海外受众缺乏来疆的真实体验。因此,他们对新疆以及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举措的认知来源于媒体,尤其是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媒体。新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人权和反恐维稳类的时政信息为主要选题。统计显示,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时政议题在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的比例高达75.7%。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同,对人权的认知和保障各异,因此上述议题在报道中容易产生歧义,媒体偏向性的议题选择,导致受众心里构建拟态负面的“新疆形象”。

真实性和现场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也是客观反映新闻事实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国际涉疆舆论场最为缺失的内容。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发稿地区为媒体所在国家和地区的70.5%,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21.5%,中国大陆的8%。可见,大部分涉疆报道并非在事发地或新闻现场完成。相当部分新闻素材来自西方政府、研究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东突”组织。因此,报道中出现错误信息的反复引用。此外,在描述新闻事实时,西方媒体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通过使用具有倾向性的负面词汇和关键词过滤,将我国政府的行为负面化并对治疆政策进行质疑和否定,使新闻失去基本的客观性。

热词统计(注:关键词在报道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字体越大)

通过对热词的统计,我们发现“中国”才是所有这些舆论的核心,新疆只不过是排在三四位层级的从属地位,讲新疆无非是攻击中国而已。我们还发现,涉疆国际舆论场是一种有计划的新闻生产过程,其中各类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依赖关系。即所谓学者和研究机构撰写发布各类研究报告,各类非政府组织和西方媒体率先进行传递,各类政要和发展中国家媒体转载和引述,政要和媒体的言论又作为各类机构论证其观点的佐证被转引的循环模式。同时,西方媒体重视研究机构、非政府和人权组织在涉疆议题的话语权。通过选择性引用所谓权威学者、非政府和人权组织的言论,将自身观念隐藏在信源背后,通过引语表达观点。在引用我国信源时采用多信源方式,即在引用我国政府和媒体信息时,援引海外专家、其他机构和“东突”组织“的言论,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观点提出质疑。媒体、政府和研究机构围绕涉疆议题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实属罕见。期间,随着涉疆议题的炒作,美国等部分国家通过所谓的涉疆法案,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实际行动。可见,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已不仅是一场舆论战,而已成为对华战略战的组成部分。

做好涉疆外宣工作的路径和策略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目前在高校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来,见证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此倍感振奋。同时,作为一个学者面对西方的无端攻击和指责,倍感悲愤。因为,亲身体会和深入研究告知我,这都是毫无依据和无中生有的谎言。作为一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希望家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兄弟省市的无私帮助下,得以迅速持续发展。全疆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和造就的辉煌能够被外界理解和接受。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通过举办系列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海外政要、华人华侨、学者和记者来疆实地查看,教培学员现身说法,赴国外面对面交流和宣介等方式,向外界展示新疆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国内院校和研究机构发布系列报告,从学术层面阐明事实。国外使节通过撰写文章和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向所在国家受众传递我国立场。实事求是地讲,新疆外宣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值得肯定。但是,西方的污蔑抹黑从未间断,为此我认为,应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做好中华传统人文项目的开发和宣传。目前,新疆的旅游宣传口号是“大美新疆”,并注重体现新疆的自然之美。但是,这个口号应包括人文之美,历史之美,民族之美和文化之美,不能见物不见人。自西汉至今的2000多年来,中原文化始终影响新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应该保护、开发、挖掘和大力宣传在新疆各地保存的中原文化遗址和文物,通过他们展现长期以来新疆各民族、各种文化并存的事实,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历史鲜活起来。

2. 注重宣传新疆多民族多文化并存格局和形象。目前,新疆共有55个民族成份和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全疆各族群众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受益者和见证人,对新疆的事情最有发言权。因此,涉疆外宣要强调众多民族长期共存的“中华民族”概念,凸显各民族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贡献和党的领导下走向共同富裕,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传递各民族的形象和声音,共美共荣。

3. 突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两千多年来,屯垦戍边在保卫边疆安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在推动新疆农业生产现代化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新疆建设兵团作为新疆的组成部分,外界对其的知晓度仍偏低。讲好兵团故事就是讲好新疆故事的一部分,就是讲好新疆现代农业、牧业和工业现代史和民族团结发展史的重要部分,应将其作为新疆外宣的一个特色。

4. 进一步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近年来,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新疆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相对减少。虽然,有关部门采取线上交流的方式,但是沟通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产生的效果仍不如面对面交流。因此,要组织友好力量来疆实地考察和开展研究,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新疆,从而影响当地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走势。同时,要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士出访进行学术交流,在面对面沟通中促进理解和形成共识。

5. 发挥国外民间力量的作用。2019年,笔者访问中东时,参会人士表示“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并不完全可靠,伊斯兰国家本身也是西方媒体攻击的对象。由于没有驻华记者站,我们只能通过西方媒体了解关于新疆的信息,不了解真实情况”。可见,海外有相当数量的友好智库和媒体,并对涉疆议题密切关注。由于文化传统差异,西方受众往往对政府提供的信息持有怀疑态度,相比而言,民间声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因此,要发现和团结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平台,动员他们必要时一起发声,甚至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封堵,完全可以通过跟帖、留言等形式在西方一些新媒体平台上发声,将其为我所用。

6. 采取平民视角,讲述个人故事。注重个性化的案例和故事讲述,从讲好一人、一家、一村、一市的故事着手,引导群众参与涉疆外宣工作。当下,手机等新媒体平台为个体传递信息提供便利条件,应采取传统媒体主导和策划举办各类大赛等方式,鼓励群众在大计划和主题下,拍摄众多短视频、抖音和快手短片的形式,讲述普通民众过着美好生活的真实故事,以小博大,加强正面宣传效应。近期,新疆出现了“马背上的副县长”贺娇龙,“热娜局长说沙雅”,博主热娜古丽·热合曼等网络名人并利用新媒体平台讲述当地社会发展。虽然,他们讲述的是一个特定区域的故事,但是呈现了整个新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种手段和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7. 加强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有效供给。2020年,网络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广为流传,引起广大疆内外群众对可可托海的无限遐想。新疆不乏这样的先例,长期以来,海内外受众通过《我们新疆好地方》《达坂城的姑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文艺作品认识新疆。当下,广为流传的新疆题材歌曲较少且推广不足。因此,我们应将文艺作品作为宣传新疆的重要手段,组织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海内外著名的疆籍文艺工作者创作富有地域特色的流行歌曲和文艺作品,提升新疆的美誉度。在目前当地媒体影响力和辐射力较低的情况下,加强同东部发达地区等跨地域媒体的合作,鼓励和选派疆籍歌手尤其是少数民族歌手参与娱乐节目,借助内地媒体传播新疆“好声音”。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整体对外传播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思考。

责任编辑:王里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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