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近十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据该局统计，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后，开始逐步回落。

这一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差距尚属正常水平，也因此受到广泛质疑。国内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更斥其为“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这也不奇怪，官方公布的敏感数据一向不被信任，不过更令人尴尬的是，也是这么一批经济学家，有时候却全盘相信统计局发布的消费率占GDP比重的数值，并作为指责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不可持续的立论基础。

任何统计数字，都应该是建立在准确调研、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甄别使用，而不是哪个用来批斗政府更好用，就信哪个。以国内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中国消费率太低为例”，实际并非其认为的“中国人的消费不足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朱天的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并非失衡，仅仅是统计时少计算了虚拟房租等一系列消费、部分消费计入了公司投资等等因素，而导致统计局数据的偏差，中国真实的消费率达到GDP的60%—65%。对于仍处于赶超阶段、持续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也是比较理想的消费比例。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年份里，日本的消费率都在60%-70%之间波动。而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的消费一直占GDP的大约60%，这两个国家都迈入了发达国家的门槛。具有相似消费率的中国，怎么可能算失衡和不可持续呢？

而一提到投资建设，很多人就本能地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联系起来，把一切投资驱动的增长，都默认为粗放低效的增长。这不仅不符合科学逻辑，也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事实上，中国的“投资驱动增长”是健康、优秀的，资本回报率持续增长支持着进一步加大投资，地方债务有项目产出现金流支持无需忧虑，“人口红利”衰减的影响也并不大，以实际达到GDP占比60%-65%以上的消费率，中国经济结构仍处于健康水平。以目前的经济结构，未来中国仍可持续健康增长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

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增长

要分析投资，必须使用“资本回报率”的概念，以排除“企业毛利润率”受原材料与能源动力价格上涨等物价因素、工资等人力资源因素影响的弊端。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并且还将长期受到“输入性通胀”冲击的背景下，“企业毛利率下降”与“资本回报率增长”两者是完全可能并存不悖。

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得出的资本回报率估测数据表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确实发生了真实增长，并且增长速度相当高：1998年以来的资本回报率增长幅度，三类企业排序为：国有企业增幅较高为年均增长10.9个百分点，三资企业其次为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私营企业较低为年均增长5.7个百分点。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已经超过日本，逼近美国。只要投资的资本回报率没有下降，那么更快更多的投资及伴随而来的新技术的导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正是构成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在赶超阶段的必然状况。这也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超过日本、追赶美国的内在动力所在。

地方债务有项目产出现金流支持，不必担忧

让人总觉得忧心忡忡的“铁公基”投资过剩、地方债务困境，其实也远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据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透露，工商银行对地方政府贷款当中，由项目平台自身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可以完全覆盖债务的占贷款总额的90.4%，也就是说这九成不仅不是地方政府的负担，而且将来还会成为地方政府的现金牛（可以稳定取得较丰厚收益的主营业务）。项目平台自身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可以覆盖债务的70%以上、但不到100%，占工行所有地方债务中放贷额的比例为6.4%，这一部分暂时仍需地方政府提供补助，但当初项目发生时恰好是利率最高时期，随着降息周期来临，这一部分很快也无需担心。只剩下3.2%的债务才是需要地方政府埋单的，但是应注意：现金流收入覆盖债务不到70%，不等于完全没有现金流收入。更何况这些多为公益基础设施，其广泛的社会效益足以为政府提供补偿。

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很多基建项目存在浪费”这一论断并不正确。该行研究显示，过去20年里中国的基建项目资本利润率很高，通常达到了两位数。

汇丰银行（HSBC）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的基建投资还远远未到饱和，很多基础设施规模尚落后发达经济体数十年，未来在基建领域仍有大量高回报投资的空间。

不必担忧“人口红利”衰减问题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人口红利”的作用不必过于夸大。的确，“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起飞最初阶段具有不小的作用，但也不必夸大其作用，特别是不宜夸大“人口红利”对2002年以来这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几乎所有实证研究文献中得到的结果都类似地证明：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是0.4——就业人口增速每加快1个百分点，GDP增速上升0.4个百分点。而过去十年中，我国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早已比上世纪80、90年代大大下降，仅仅是年均0.4%而已。因此，这十年GDP每年近10个百分点的增速中，平均只有0.16个百分点来自于单纯的“人口红利”。

在接下来十年里，我国就业人口增长的确会逐渐停滞，甚至略微减少，但这既不等于现有的数亿年轻人口就迅速人间蒸发了，也不等于新增就业人口的素质还和退出的部分一样低。简单来讲：今后新增就业人口多是高中/中专以上，而即将退出就业的人口多为小学/初中以下。

更进一步思考，“0.1亿工程师+9亿工人”的产出能力一定大于“1亿工程师+7亿工人”的产出能力吗？显然不是，虽然后者的就业人口总数比前者要少1亿，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数，但也还是有8亿人呢，后者的产出能力理应更大才对。只要能继续目前这种源源不断培养工程师的局面，建立起“1亿工程师+7亿工人”的结构，中国只会更强！

“人口红利消失令中国潜在产出水平下降”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下降多少才会造成威胁，毕竟下降0.1%是下降，1%也是下降，99%还是下降，可实际相差甚远。实际下降多少？每年0.1%而已。未来十年，每年年均增速从“增长8.8%”降速到“增长8.7%”，这样少的下降程度，天塌不下来吧？

强行压制投资增长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若总消费率只有35%或48%，投资率大大高于消费率，那当然是失衡和不可持续的；但既然真实的比例是65%，投资率仅为35%，占到总消费率的一半多一点，又有什么不健康呢？

2009年、2010年、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分别为36.8%、39.4%、38.3%，美国仅为29%（4.09/14.12）、29.8%（4.36/14.62）、31.3%（4.7/15），中国大大优于美国。也正是因为这种真实的消费比率支持，所以多年来的投资较快增长，并没有导致资本回报率摊低，而是仍在增长。

在这十年GDP每年10个百分点的增速中，只有0.16个百分点来自于单纯的“人口红利”。而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并且仍在持续增长，这就说明，中国的投资在总体上并非“低水平重复建设”，不是资本回报率不断摊低的“粗放低效增长”，而是具有真实需求吸引下的正常投资增长。

中国具有比一般以为的要健康得多、旺盛得多的内需规模，显然应该承认，这十多年来经济景气和旺盛的投资，是与市场需求的内在推动相适应的。不应当去责怪“投资驱动增长”。

而正因为旺盛的投资是市场需求内在推动的结果，所以压制不存在的“投资过快过多”问题，才是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

真实消费率达到GDP的60—65%的中国经济，本身处于健康正常的比率，所以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若错误的强行压低投资增长，破坏了良性循环，则消费增速当然会随之降低，而不会是期待中的进一步上升。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部引擎同时减速，中国经济当然也就会表现不佳。2012年中国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应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妄自菲薄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先生2012年曾发表微博如下：

“最近参加一国际论坛，某位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内学者在台上忧心忡忡地讲我国经济有很多问题，包括储蓄和投资率太高，铁公基投资过剩，太依赖工业和出口等等……坐我旁边的一位来自巴西的有哈佛博士头衔的官员很认真的说：要是能把你们中国的这些问题借给我们点就好了！”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思考：如果只靠消费需求就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早就应该没有穷国了！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依赖于其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取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引擎。

一国经济起飞早期阶段，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生产力，必然是很低、很缺乏的，也就是“生产力还很不发达”，此时通过较快投资增加资本存量具有经济规律合理性。

中国靠着和日韩相似的这种消费率60%-65%的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为什么不相信自己能继续高速增长，成为下一个高收入国家呢？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既然发生了真实的趋势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通过较多较快的投资来增加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具有经济合理性。对于仍处于赶超阶段的中国而言，投资较快增长，无疑是具有经济基本面因素支持的，而非粗放低效的增长。对投资的较快增长虽然需要适当调节，但也不必过分忧虑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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