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无疑是英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她长达十一年的执政岁月，无可避免地带给英国许多遗产和烙印。然而无论是欺负一下偏弱的阿根廷（还算不上干净利落），还是她的政治手腕或者恢复经济能力，并谈不上比同时代的他国领袖更好。她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大约要算她亲自实践的俗称“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革。

按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说法：国企、社会主义和工会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国家对经济调控，推进国家福利政策，对众多行业实施国有化。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了英国这个曾经的世界经济强国迅速衰落，经济在70年代陷入滞涨。

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则是：推行货币主义政策，政府的开支、税赋最小化；实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政策；削减对经济活动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最小化；削减社会福利制度。据同一批人的说法，英国是靠着撒切尔夫人推行这套典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方案，才走出滞胀时代，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

可是，欧美国家如今用这套药方吗？不，几乎没有照做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危机后都大力扩大公共开支，刺激经济，以至于国债大增；美国实施增税减支，还被提醒经济要碰到“财政悬崖”冲击；几乎没有多少国企大规模私有化的行动，反而许多银行被国有化了；对经济活动的政府管制，不仅不削减，而且还拼命加强监管；到处在号召制造业复兴，主要是依靠政府干预和财政扶持来推动。

实际上，面对70年代滞胀的欧美国家，无论有没有大量国营企业，无论是不是高福利国家，无论之后是否进行了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都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陷入滞胀，也都在80年代中期油价稳定后走出困境。计量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指出，欧洲国家从滞胀中恢复过来的速度，与该国能源独立性成正相关，而与该国实施改革的程度关联性较小，能源越依赖进口的国家恢复的就越慢。我们就来看看“撒切尔主义”的真实面貌，以及中英两国“改革”道路的差异。

时来运转靠石油

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对于英国的真实疗效，争议是越来越大的。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英国北海油田的石油。

在经过了无数经济学家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70-80年代的欧美经济滞胀的主因，应当归咎于能源价格，也就是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飙升所产生的的恶性“输入性通胀”。

石油危机是中东政治因素引发的，国内经济决策显然难以预见和避免。在两次石油危机时期，石油价格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的每桶3美元，一路飞涨到第二次石油危机平息时的每桶34美元。这样巨大的油价涨幅，怎么可能不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英国在70年代的滞胀困境，是输入性通胀导致的普遍滞胀的一部分。并非如撒切尔夫人所言，完全是社会主义、工会和高福利造成。

如果说英国在70年代陷入滞胀，是因为油价飙升导致的输入性通胀，那么走出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呢？观察者网的读者们如果对英国有所了解，应该知道，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每年需要耗费巨资进口大量石油，历任内阁都为阻止进出口逆差而煞费苦心。在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北海油田在经过多年勘探和摸索，终于迎来了产量快速提升期——1978年北海油田生产的石油仅够全国三分之一的需求，另三分之二仍需以巨额外汇进口，而仅仅三年后的1981年，北海油田的石油产量增加了足足两倍，不但能完全供应全国需求，还有富余供出口，英国得以摆脱沉重的石油进口压力，甚至获得石油出口收入。

撒切尔夫人运气确实好极了。随着石油进口的急剧减少，英国结束了巨额贸易赤字，1981年起，石油净出口更为英国带来了大量收入。输入性通胀消失，通胀率自然也就下降了。

纵使1981年初有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改变经济政策，但撒切尔夫人依然故我，终于坚持到了通胀率大幅下降。但这难道不是更多地归功于北海油田产量大增，是机运与自然资源的天赐吗？在下文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是否同样依赖于“幸运”。

1990年，当撒切尔夫人再来一次教科书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应对办法，立刻为英国酿造了一杯苦酒——当80年代末英国的通胀水平又一次不可抑制的上升时，撒切尔夫人和1980年一样，大幅加息至15%。可是这次通胀并非输入性通胀，也不会再有油田增产自动解决问题的好事了。加息等一系列曾经“有效”的手段自然不再起作用，而英国实体经济却进一步受到打击，再拖延也等不到通胀根源的自行消失。当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后不久，让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对冲基金一战成名的“英镑危机”爆发了，就连金融领域的列强地位都动摇了，不得不在之后好几年里看美国纽约和德国法兰克福的脸色。

国企如果“一私就灵”就好了

英国工党政府为了拯救英国的民族汽车工业，曾勉为其难地把大而无当的利兰汽车集团国有化并为其输血。利兰汽车集团，是包括劳斯莱斯、宾利、莲花、MG、捷豹、路虎等等上百个知名品牌抱团取暖的大杂烩。也许确实经营不善，国有化并为其输血后，只能暂时阻止其立即破产，而不能让其焕发新春，但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谁也没保证过“一国就灵”。

但撒切尔政府对其实施私有化之后，是否就“一私就灵”了呢？遗憾的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描绘的理论不同，现实的答案是“NO”！

进行私有化后，它们的命运并不是复兴，而是不断的分拆、转卖、分拆、再转卖。英国政府反而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多的补贴和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促使私人所有者不要只带走品牌和技术而关闭在英国的工厂，这完全违背“对经济活动不搞政府干预”的“小政府原则”。英国汽车品牌，在一个又一个姓私不姓国的新主手中漂泊，最后中国都捡几个到手里（例如路虎和MG）。最终，百年老店都归到了外国巨头旗下，再也没有什么英国可自豪的民族汽车工业了。

你很难想象，如果哪一个中国领导人广泛而彻底地把一系列企业卖掉，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相反，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电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船重工中船集团、中航工业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一汽上汽汽车集团等数以百计的保障了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中国国企，当他们在80年代获得更多的资金注入而全力成长的时候，同一领域的英国国企，不论效率高低盈利与否，都被撒切尔政府彻底卖了个干净。

国有化不一定能保证工业的兴旺发达，但全面私有化更加不能。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曾长期作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一。当中国十年如一日的利用石油出口收入购买设备，建设更新更好的工业企业，全力发展制造业，提升中国工业水平的同一时期——英国撒切尔时代，即便是拥有了北海油田提供的如此有利的条件，却未能抓住机会实施工业复兴，反而加速了去工业化、实体产业空心化。本可以复兴英国实体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宽裕收入，结果仅仅养肥了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

以至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英国GDP全球排名，竟然被意大利超过。这里展现出了历史的讽刺，意大利没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90年代中期被忽悠的跟着搞起了“撒切尔主义”，将大批国企私有化之后，经济增长变得乏力了，GDP全球排名重新往下掉落，最终落到了今天这般被嘲讽为“欧洲五猪”的地步。

幸好，中国对大型国企和关键领域国企的扶持和保护从未停止，对它们进行了不断的投资升级和注资拯救。每年中国都向中国国企投入巨额的技术改造资金，并将可支配财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50年代水平，若是一卖了之，全都不存在生存可能性。同样，在金融行业，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了持续扶持，投入资金进行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其结果不仅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保证了亿万储户的安全，保证了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也使中国的银行成为全世界少数几个非列强国家的世界级大型银行，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非但没有崩溃，还能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了有效的融资保障。

英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撒切尔夫人执政前的4.3%，一路下降到了3.6%。究竟能否称之为成功的榜样，只能是见仁见智了。但“撒切尔主义”能忽悠住了从西到东几十个国家，并让这些国家吃错药，吃的比英国经济更困顿、比英国工业更残废，这应该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成功吧。

非“新自由主义”的英国撒切尔时代与非“新自由主义”的中国邓小平时代

有一个事实，或许会很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伤心。撒切尔夫人的第三次大选获胜，主要支持力量是那些获得大量财政补贴的行业的从业者，特别是那些农业区选区，由于获得了巨额农业补贴而热情高涨的支持者。财政补贴是最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行为，若没有这些财政补贴，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保守党或许早就被选民赶下台了。

撒切尔时代的大多数私有化，其实既没有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没能达到提高企业效率、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目的：如英国电讯，在私有化后，各种服务价格立刻上涨了两三倍。政府不得不进行拿出比私有化之前更多的财政补贴，去定向扶持地区性专业性通讯公司参与竞争，以改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还不得不采取（根本上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最高限价等行政干预政策。这才让英国电讯服务价格“降”了下来，在涨价三倍后再降价三分之一。

以财政补贴等形式，选择性支持部分企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难道不是最粗暴的、最严重的、最不合理的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何况补贴和干预换来的是涨价与低效率企业，改革的初衷，应该不是把政府和国民都当“朝三暮四”的猴子来耍吧。

由于私有化之后财政补贴实际上还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最小化这一主张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到。虽然撒切尔夫人表面上降低了最大边际税率，但40%的税率依然高的要命，更不用说她后期强行推行的人头税政策，对中低收入者的实际税率高的惊人！撒切尔时代的改革，与其说是某种主义的“典型”，还不如说是混乱和拙劣。

有些西方人喜欢把邓小平、里根与撒切尔并称。然而一方面，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无关，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像英国表现得这样拙劣，还能自吹自擂、掩过为功。中国，是在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坚决而严厉的维持各方面的全面管制和政府干预。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时，也是在仔细控制下，围绕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和获得先进管理经验来展开。当管理权限从中央政府下放给各地方政府后，政府管制实际上更为加强了，地方政府可以有选择地直接而且深入的干预辖区内的一切经济要素，无论国有企业或是私营企业，以各地方政府为市场竞争核心的所谓“诸侯经济”——数百个地方政府作为同等的自由竞争参与者，每天都在市场竟争中互相搏杀、进化，并提升政府和企业的效能。

其它的不同就无需多说了，比如工人的工资奖金迅猛增长，享有的各种福利也高速增长，从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这与疯狂压缩工资福利的“撒切尔主义”全然不同。80-90年代，中国教育投入每年都高速递增，普及六年制义务教育，进而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撒切尔政府则砍尽各种教育经费，从小学生的牛奶到大学生的实验室经费。倘若有上文所述种种差别，还能将邓小平定义为偏向新自由主义的右派政治家，那只能说完全是基于断章取义的偏见或别有用心。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迷失过自我，也没有失去“政治自觉”。将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这一目标作为发展的核心，是历代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中心目标。不管是凯恩斯学派还是新供给学派，都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只是许多件工具中的一件，而绝不是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的终极目的和意识形态，也不应是任何中国人的的终极目的和意识形态。

最后，关于撒切尔，我们无需赞美，也不需怀念。她的“撒切尔主义”，中国过去从未上当，今后也只要冷眼旁观，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即可。即便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她都不是什么美好回忆，中国人更不要多凑热闹，对于被撒切尔夫人取消了港人居英权，流亡英伦亦不可得的某些香港人来说，更不应自作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