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已经五年了，欧洲重债国却在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同时,距离人们上次谈论希、西、意等国陷入日本那样的长期停滞的可能性，差不多有整两年时间了。

在这两年时间里，人们被欧债危机一次次在悬崖边的惊险运动所惊吓，带着或悲观或乐观的情绪，讨论着直接坠崖和临危救难的可能性，而很少再谈论长期萧条这个论点了。但希、西、意等国在免于直接坠崖的危险之后，是否就消除了长期停滞、慢性萧条的可能性呢？笔者以为显然没有，而且部分领域还更为恶化了，本着抛砖引玉的愿望，本文便来旧话重提：

西、意等国缺乏走出泥潭的增长推动力

能够为经济提供推动作用的要素有很多种。例如年轻且大量的受充足教育的劳动力（即“人口红利”），可以促进劳动产出，吸引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典型的如日本、中国都是此种推动力的受益者；再例如本国某种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如大型油田、巨型矿山等，也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典型如沙特阿拉伯、智利等等；科技变革带来的高科技驱动，也能为本国经济提供推动力，典型如90年代初诺基亚的兴起拉动了芬兰经济。然而，所有这些因素西、意等国都缺乏。

对现代经济发展最立竿见影的增长推动力，莫过于拥有大量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并以大量释放储蓄增加私人和公共开支的办法，来把国家经济拉出泥潭。但寅吃卯粮的赤字和债务积累让此路不通。就算欧盟不再勒令希、西、意等国进行进一步的紧缩以缩减赤字水平，也很难重新大量增加公共开支。

若是拥有人口红利，倒也能期待未来的发展，可西、意等国还与日本有相似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这不仅使得未来的内在增长潜力大大缩水，也令他们一跌入经济萧条的泥潭，企业就望而生畏，经济就难以自己爬出萧条。

全世界老龄化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其次的国家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和日本一样的老龄化危机，使得西、意等国本来就糟糕的经济，还得背上持续增长的退休金负担，这又给在职工作者和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社保缴付负担，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试图拉动基建，对欧元区难有效果

对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或有实际再投资需求的地区，通过将公共开支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不仅可以立竿见影的拉动经济，而且能真实的拉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但这对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善，缺乏有回报的投资项目的地区，是缺乏实际效果的。

如中国，就能通过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的长期增加，促进了经济交流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如美国虽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但大多数基础设施使用年限很长，桥梁的使用年龄平均达44年以上，已进入老化期，有真实存在的更新重建需求，所以美国若通过大力投资基建，也能有效拉动经济长期增长。

日本20年来一直企图通过公共开支大力投资基建，来拉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但结果却始终不如人意，以至于出现了“失去的二十年”。这是因为日本的基础设施使用年龄并不长，桥梁公路等使用年龄平均在15年以内，根本没有更新重建的实际需求。许多新增的基础设施，不但属于重复建设，而且不少项目根本没有经济意义，如在北海道建设的过剩高速公路，就被日本国民讽刺为“只有黑熊在奔跑的高速路”。

而欧元区国家面临类似的困境，欧元区国家基础设施很完善而且很新，同时缺乏有价值的投入项目，砸了钱却没有回报，那只能是增加债务包袱。2012年6月欧盟峰会推出的所谓1200亿欧元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结果10个月过去了，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结构基金几乎什么也没投，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在欧元区中与德国为邻是大不幸

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欧盟硬是拼凑了一个政治上看起来很好，但实际上不符合经济原理的不正常的欧元区。一群低增长低通胀的国家和一群高增长高通胀的国家被政治捆在了一起，以至于欧元区实际状况根本不符合催生它的最优货币区（OCA）经济理论。但现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危机国，根本不能也不敢退出欧元区，否则经济将立即崩溃，而把德国开除出欧元区同样是做不到的。

但西、意等南欧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企业竞争力、劳动生产率等等一切与经济竞争有关的领域，都存在着相对于德国的全方位劣势。既然同在一个欧元区内，无法通过汇率贬值来进行外部调节，那就只有通过内部贬值来调节——这意味着大量企业倒闭（尽管它可能在西班牙国内属于效率较高的优质企业，但只要低于它的德国竞争对手，就将遭受不幸的命运），工人大量失业（目前西、意等南欧国家已遭受极高失业率的打击），侥幸没有失业的人也必须接受降薪的同时大量加班，只有当拉平与德国的竞争力差距，衰退才会见底。

高盛银行估算的数据表明，想要拉平和德国的差距，葡萄牙和希腊至少要用15年，西班牙10年，意大利5至10年，在“失去的十年”的漫长调整期以后，欧元区内部的结构性差异才能得到消除。在此期间，南欧危机国们将会长期处于民众高失业、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停滞的窘境中。

工会和雇佣保障过多，劳动力市场僵化，或许是导致西、意等南欧危机国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被迫进行了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后，西、意等国是不是就能摆脱困境、恢复活力，重拾增长了呢？恐怕短期内是同样不现实的。

中国人或许可以数以亿计的从西部去东部沿海省份打工，但很难想象德国的企业会雇佣巨大数目的南欧国家劳动者，让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涌入德国工作，不仅有语言、技能培训体系和职业资格认证等方面的重重障碍，德国工会也绝不会认可。

而在企业这边，对中国或美国来说，一个企业将一个地区的工厂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去，阻力并不大；但如果德国企业决定关闭其在本国的工厂而将生产工作转移到西班牙或意大利去，却是极为困难的。不论默克尔和她的同僚如何心怀大欧洲之梦，也绝不会赞同以本国失业率大幅上升为代价的南欧复兴。

既不能输出劳动力，也无法引进高竞争力企业，那么以较小的代价、较快的速度促进南欧复兴的可能性，所有的路径都被堵死了。他们只能在自己内部以残酷的竞争来解决问题。前面已经说了，直到与德国的竞争力差距被拉平，衰退才会见底。而德国已经趁04-06年经济景气的时代完成了充分的改革，竞争力遥遥领先，西、意等国就算进行了各项改革，竞争力纵向和自己比有了很大提高，但只要还在同一个欧元区里每天都横向和德国比，竞争力比不过德国，困境就摆脱不了。西、意等国企业不仅在欧元区内部市场，在国际出口市场上也都受到德国企业的竞争。于是她们的经济在宏观上就一定会表现出长期停滞、慢性萧条。

越拖越傻眼的欧盟领导人

2012年6月的欧盟夏季首脑峰会的时候，大家原本是乐观的看到峰会中达成的一系列成果的，认为化解危机就在眼前了。然而，欧盟落实成果的速度慢到让人绝望的程度：

其一，借贷给西班牙1000亿欧元以化解眼前的西班牙银行业危机。这样简单的一件事，结果花了5个月才得到真正落实。

其二，就银行业监管与化解风险，组建银行业联盟。原本计划2013年1月1日就要全面运转起来，结果仅第一步就直到2012年12月中旬才勉强达成协议，第二步拖延到今年（2013）年3月才勉强通过，第三步得今年下半年再说，真正运转起来得2014年年中才有希望。

其三，增长与就业契约及1200亿欧元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至今已经10个月过去了，只听楼梯响，就没见人影子。据估计，至少得拖到今年7月的德国大选尘埃落定以后，才有可能有实质性推进，真正落实时间甚至没人能估计。

其四，各国让渡部分主权，建设财政联盟。至今为止影子都没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几天才刚刚为此加紧敦促了一番，但效果不明。

糟糕的是，由于欧盟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慢条斯理的纠缠于国债等外在表象的问题，忙于治标不治本的工作，不仅令解决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能力的根本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且日渐恶化到了难以挽救的程度。

由于持续的危机和纠缠于援救贷款，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欧盟各国民众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德国民众与受援国民众之间的互相憎恶和指责——实际上德国已经面临被拖下水的危险（德国在2012年第四季度遭到了0.4%的负增长），——在已经拿出了大量援救资金用来解决那些表面的债务危机之后，很难再拿出大笔援救资金，帮助南欧危机国们解决内在竞争劣势的根本问题。

最为糟糕的是，德国拼命增强自身竞争力，避免自己被一同拖入经济衰退深渊的所有努力，也全都在间接抵消西、意等国改革措施的效果，让它们更难追上德国竞争力的脚步。

2012年10月笔者曾在文章中指出民众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经济困境长期持续，今后“重债国的中央政府出现内阁难产、政府瘫痪的局面，可能性是极大的。”果然今年2月的意大利国会大选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局面，以至于内阁难产了两个月，目前仍在为组阁而努力中。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年7月大选之前，恐怕什么实质性举措都难以推进。经济困境进一步传导到政治困境中的结果，是在持续经济困境的打击下，南欧国家会不会投入各种极端主义的怀抱，还是保持更大的理智，去继续支持深入改革？没人能保证。

当然，对中国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毕竟，欧洲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欧洲的经济困境也将是我们的出口困境。欧洲各国选出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他们的高级顾问和经济专家团们，能比我们这些凡人提出睿智百倍的创举，高明的方案，去防范和解决这一困境吗？但愿上帝保佑他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