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4月19日凌晨4点半，麻省剑桥，我从自己的租屋从发，去往波士顿机场赶早班飞机。事先约好的出租车司机，已经等在门口，他一上来就说：“气氛真诡异啊！”我听了完全摸不着头脑，上了车才知道，原来昨晚十点许，位于剑桥的麻省理工校园发生了枪战，一名校警被杀，很可能，凶手就是波士顿爆炸案的两名通缉犯。司机避开了途径麻省理工的路线，并告诉我，所有出租车司机已经收到警方短讯，今天不要在街上接客。我和司机当时都还不可能想到，没过几个小时，整个波士顿将全城封禁。如果不是早班飞机，如果不是提前约了车，我那天可能根本无法外出开会，只能困在自己的小公寓房里。

 在巴尔的摩转机时，机场的电视里都是关于波士顿的新闻。警匪大战已经转移到了沃特敦（Watertown），那是我开车上班的必经之地。警方要求所有人留在家中。波士顿的公共交通全面停止。我手机上收到了工作单位的电邮：全校封闭。

 一整天在外开会，不时收到波士顿的同事和朋友的短信或邮件，问候平安。大家都困在家中，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危险究竟会出现在哪里。所有人反而都有点羡慕我，似乎我的出差，竟然是一次金蝉脱壳。偌大的波士顿，被负隅顽抗的爆炸案嫌犯临时绑架了。

 忙了一天到宾馆休息，打开电视，全是警方胜利的消息。在嫌犯兄弟俩中的塔梅尔兰死亡数小时后，受伤的弟弟焦哈尔在藏匿中被活捉。所有新闻节目——CNN, CBS, NBC, FoxNews——都有在以沉勇有力的声音报道着警方的凯旋，直播画面上解禁的人们来到街头，高喊“USA！USA！Boston! Boston!”，有人拥向全副武装的警察或国民警卫队成员表示敬意，有人感动得流泪。波士顿的春夜是颇有些寒意的，但那一晚满是解封后的热烈主旋律。

2.

 哀悼，纪念，致敬，随着凶手缉拿归案，一股疗治伤痛捍卫人心的正能量弥漫波士顿。官方的降半旗和默哀自不必说。市中心离案发地点不远的一整座广场，专门供大家献花，摆放蜡烛，进行哀悼。哈佛等校园辟出了追思墙，人们用各种语言许诺，永远不会让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生命被遗忘。几座消防站挂出了手写的横幅——“永远铭记”，然后后边是四位死者的名字，看到吕令子名字时，我心中自然也有神伤和感动。

“逝者长已矣”，波士顿人也要表达生的坚强。缉凶之后，波士顿公共汽车的显示屏上不再只报站名，而反复打出“波士顿雄起”（Boston Strong）“波士顿在一起”（We are one Boston）的字幕。同样的标语被商户、机构和普通人家大量采用，现在仍然随处可见。本地棒球队Red Sox在波士顿人心目中地位特殊，它象征了波士顿的生活方式，可以把全城人凝聚在一起。破案后的首个主场比赛，公众以到现场看球的方式表现波士顿生活方式的坚韧，Red Sox全队则带领球迷向死者默哀，并请来镇、市、州和联邦各级参与缉凶和维稳的力量，对它们一一致敬。球星David Ortiz主持这一纪念仪式，最后深情地爆出粗口，礼赞波士顿精神：“This is our fucking city!”在爆满的球场里激起不息的欢呼声。这句发乎情而未能止乎礼的粗口随着直播传遍了全美国。人们立刻把目光投向监管电视节目内容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因为在直播中爆粗口足以让Red Sox和棒球联盟受到严厉的处罚。然而FCC在推特上顺应民意回应说，这一句“发自内心”。

从震惊和悲情始，以正能量终。“我们的生活方式坚不可摧”。这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厉害的地方。波士顿“感动美国”，波士顿在一起。但故事的起点却是，两个波士顿成长起来的车臣裔青年，决定不和波士顿在一起，走向了骇人听闻的暴力。

事实上，反思和追问在4月19日当天就已经开始。即便当时，人们已经可以从有限的信息中判断出这两位嫌疑人的行径是美国内生的“恐怖”，爆炸案不是某个恐怖组织的精心策划，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落网当天，美国媒体就不禁发问，两位在剑桥镇的青年何以成长为反美国、反社会的“恶魔”？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曾显得非常“正常”。有评论者看到爆炸案后波士顿的凝聚力向心力大增，就大谈美国人面对恐怖的态度日渐“成熟”，认为他们将对“内部的敌人”展开“人民战争”。但我担心我们泛泛使用“恐怖”/“反恐”的逻辑，会极大遮蔽在“敌我划分”背后的美国社会问题。实际上，虽然案件过后的主流价值观的再确认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效非常感人的意识形态仪式，但这种美国人特有的反应方式仍然是高度情感化的自我疗伤。案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刑讯仍在深入之中，两位嫌犯在绝大多数人的良心法庭那里，早已被宣判为罪大恶极。当谴责和哀悼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更理性地探究，在怎样的美国现实中长出了这样的施暴者。不过，对于美国的主流媒体来说，答案是早已给定的：因为他们（这两兄弟及其父母）没有成功地融入美国。这个标准答案是正确答案吗？

3．

融入美国：这是“美国梦”对新移民提出的期许和要求。塔梅尔兰和焦哈尔的父母也是怀着这个梦来到的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一家“融入”了。两兄弟的父母找到了工作，有合法身份，享受了美国的一点社会保障，而现在几乎所有的新闻调查都显示，两兄弟——尤其是弟弟——更是“一到美国就变成了美国人”。他们都在剑桥林奇和拉丁学校念中学，这是剑桥市的一所公立学校，我平时也经常路过。哥哥后来上了社区大学，弟弟上了州立大学。哥哥拿到了绿卡，弟弟更于去年成为了美国公民——讽刺地是，他的入籍仪式是在9月11日。弟弟焦哈尔在高中时尤其成功，他不仅成绩不错，而且被选为摔跤校队队长，赢得了教练的信赖和同伴的钦佩。又聪明，又健美，他受女生喜欢，也就一点不奇怪了。诡谲地是，今年早些时候他还曾回高中母校去看望教练和队友，而教练本人后来就参加了马拉松赛。当然，兄弟俩也浸染于典型的美国青少年生活方式：夜生活和通宵电玩，饮酒，吸食大麻……

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融入又失败了。父亲安佐尔是学法律出身，来美国后只好转行干汽车修理，收入不高。母亲工作不稳定。他们是下层劳动力。退休时，他们没有财产和养老户头，只能靠救济金。他们后来离异，分别回到俄罗斯，这归乡与其说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现实经济的决定。两个儿子被留在美国，没有了父母的关爱和支持。所以弟弟焦哈尔在申请入籍的同时，也曾在推特上表露对美国的幻灭，对故国的思念——这情感背后是一个破裂移民家庭的经济生活现实。而作为参照的，两兄弟的叔叔，同样是来自车臣的移民，同样学法律，最终在美国重新拿到法学学位，并找到了工作，收入据说早已是六位数，跻身中产，那才是成功的融入吧。以美国的价值观看待，这就叫个人奋斗，有成有败，怨不得谁，你最好别当“loser”。

也就是说，所谓融入，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融入。当然，这其中会涉及对美国主流价值观和主流社会的认同。但不要忘记，“美国梦”之所以能长期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方案，恰恰也是建立在美国全球霸权所积累的政治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美国强大的中产阶级生活是这个梦的现实依托，曾让无数人向往，但现在看来，那并非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常态。经历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和最近几年的经济困难，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缩水到有人质疑它的存在的地步；新穷人四处产生，只是被驱赶到各个社区的角落，人们永远无法真正“看见”他们；社会向上流动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原有对移民者的融入诱惑，就变成了一道窄门：美国梦圆变美国梦碎，这才是资本主义的底色。

4．

移民和宗教，在美国都是敏感话题。4月19日当天，CNN金牌女主持Candy Crowley如此遣词造句：“我们为何没能使这两兄弟成为爱国者？”这是一语双关，因为他们作案的4月15日是麻省的爱国者日。但这个问题后来也没有深入下去，因为最初这一家的确是冲着美国这片机会的土地而来的，两兄弟的生活状态和美国许多下层迷惘青年相似，直到他们走向邪路。反美倾向产生于美国生活内部，产生于第二代，这不是讨论移民议题可以解决的。那么，所有问题都要归罪于宗教极端主义吗？在个人心理和行为层面，这么说有一定道理。一切发生得很快，两三年前，受母亲影响，塔梅尔兰变得越来越宗教狂热。弟弟焦哈尔似乎一直不是特别虔诚，但在缺少父母关爱的情况下，他在哥哥的影响下出现了“报复社会”的心态和暴力倾向，并以真主作为这一切的借口。而在社会层面，宗教极端主义的介入显然是压垮骆驼最后的稻草，我们还必须问，为何这种思想毒药会有人主动饮用。

什么都不能为反人类反社会罪行开脱。但我通过这个案子感觉到，美国社会在涣散中，这或许是更深层的问题。

“没有所谓社会，只有个人。”新自由主义大神撒切尔夫人如是说。这句话也很美国，道尽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美国人口头上各种价值观，但在行为上早践行了撒切尔的话：你只能作为个人往上爬，自己找自己的“社会安全”。美国的活力来自于此，困境也来自于此。当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中产阶级“盛世”已经成为过去的传说，这个不要“社会”的社会处在看不见的危机中。经济危机来袭，美国坚决地保卫了“社会”，但那个社会，仅仅是上层社会。移民要融入美国社会，但其实这里根本没有一个社会让你融入，虽然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你要融入的是个人奋斗的经济。你好自为之。

这并不仅仅和新移民有关的问题。波士顿爆炸案被定义为恐怖行为，有特定语境，尤其是因为袭击的象征意义极大：波士顿历来被看做是新英格兰的首府，而新英格兰是美国的立国根据地，历来有“是我们新英格兰创造了美国”之说，至于麻省特有的4月爱国者日，则是为了纪念美国革命开国的列克星顿-康考尔德战役的。同时，袭击者又有穆斯林背景，这就不得不让敏感的美国人往“恐怖主义”的方向联想。但如果暂且抛开这些因素，把这个案子放在这十年来美国国内内生的众多极端暴力事件的谱系来看，我们则会毛骨悚然地发现，反社会的疯狂行径竟然这样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造出无数惨剧悲剧。当美国人不顾“社会”时，美国社会正日益丧失维系和整合社会行为的能力。那些不被理睬的边缘，正是各种极端暴力的土壤。而且，我疑心，这也不仅仅是美国的情况。在按新自由主义逻辑运作的全球化时代，社会的溃散正成为世界的通病。

爆炸案激发了波士顿人的社会凝聚力。身处其中，我深受感动，如同上了一堂政治课。但我也不得不感到这种意识形态和现实的脱节，以及意识形态自身的矛盾。就在爆炸案破案前两天，美国国会否决了奥巴马提出的控枪法案，而这个法案其实根本谈不上严格。美国的爱国者们要捍卫的价值观中有许多伟大的修辞，但其基本命题仍然是：我们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人，我最了解我自己的利益，不要干涉我。这种个人价值的进步性我们从自由主义者那里已经听到了太多，但它也有衍生许多反社会行为的危险性。谁也不知道我们身边哪个个人会成为受害者，而哪个个人会走入魔道成为施暴者。“波士顿在一起”，这也是一种“非常态”或想象状态。其实大家并不在一起。意识形态的一次次表述之下，美国社会在经历人口和种族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结构等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然而，不仅美国，而且世界上大多政治体，都只会大谈共同体伦理，而拒绝建立帮助人们应对这些残酷变化的社会网络。通过一次次惨绝人寰的暴力事件，我们应该意识到，首先必须重建社会，然后才谈得上保卫社会。而在这种重建暂时无望时，我们只能作为个人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