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世界各国来说，70年前的那场战争不仅仅打败了法西斯国家，也奠定了这70年来的国际秩序。就在中国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举行阅兵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抗战成果和追求和平的决心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发表书面声明，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结束70周年。声明着重提及美日和解，强调“美日新关系时代开启”，然而声明中并没有提及中国。

这似乎是有意为之。尽管9月份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但中美之间的隔阂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美之间的盟国关系随着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以及冷战的到来而破裂，中国也逐渐被排挤出国际体系格局的中心。

在70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国家同处于一个国际体系，其中所形成的理念结构——法西斯国家违背人类良知的非正义性之于反法西斯国家捍卫人类尊严的正义性，大大推进了反法西斯国家战胜法西斯国家的进程。相应地，反法西斯国家在战后的国际体系秩序构建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其影响力就像斜阳下的影子，长长地投射到了今天、明天……

今天再谈国际体系建设，已经无法绕开中国

二战后国际体系理念结构的影响

以法西斯德国为例，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其所极力鼓吹的理念包括种族优劣论和生存空间论——它们的思想渊源都可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找到。但是，这种违背人类良知和国际政治道义的理念，并没有能够成为国际体系理念分布中的主导性理念。相反，无论是其仇视的左翼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还是其所反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的右翼资本民主主义，这两种政治理念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成为了国际体系理念结构中的主导性理念。这种国际体系理念结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二战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理念在根本上被唾弃，而阶级斗争论成为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寻求独立斗争的思想理论渊源，资本民主主义则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变革的思想理论指导。

第二，由于这两种理念在战后国际体系理念结构中的地位不相伯仲，资本民主主义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和阶级斗争论的代表性国家苏联，其所推动形成的战后国际体系制度结构，因而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战后德国的被分割命运成为当时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安排。

国际体系理念结构的形成从来就是一个斗争激烈的过程。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例，在抗战之初，凭借着在远东、尤其是中日实力结构中占据的绝对优势，日本军国主义者大力推销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企图在东亚形成一种完全有利于自己的理念结构。在这种理念结构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自己塑造成亚洲的解放者——将亚洲国家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了出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一方面，“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还是“吸引”了那么一些人，从而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成本降低了许多、使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代价高昂了许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伪军人数，远远高于日本侵略军的人数。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持久性特点，这一理念不断深入中国军民心中，从而振奋了人心，为日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作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雅尔塔会议

中国需要塑造自己的国际体系理念结构

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尤其是法西斯德国的命运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昭示我们，在当代国际体系理念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如果被动应对、甚至缺位，将会使一个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换言之，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实力结构变化过程中，中国必须有充分的意识来形塑一种既符合自身利益、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国际体系理念结构，从而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具体而言，当代国际政治理念结构中一场具有典型性的斗争，发生在单边支配论一方（国家或国家联盟[1]）与多边合作论的另一方（国家或国家联盟[2]）之间，前者以美国（外加日本）为代表，提出的代表性理念有民主和评论、价值观外交论等；后者以中国（外加其他加金砖国家）为代表，提出的代表性理念有和平共处论、合作发展论等；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则似乎介于二者之间——欧盟国家对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反应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证。

这其中，单边主导论的美国和日本走到一起，既有其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需要，又充满了历史的讽刺和现实的悖论。作为冷战延续的历史逻辑，美国和日本都有一种“围堵”情结，在冷战时是围堵共产主义阵营，在今日则是围堵崛起中的中国；作为现实利益的需求，美国和日本都存在“支配”情结，即美国支配世界的情结，例如在金融领域中美国对IMF和世界银行的支配地位，以及日本支配亚洲的情结，例如在金融领域中美国和日本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支配地位；作为历史的讽刺，日本的右倾化和安全政策新动向——从防守型战略到进攻性战略的变化，无疑是对美国战后改造日本——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规定战后日本作为一个和平国家存在的意义——的一大讽刺；作为现实的悖论，面对东亚实力结构的变化，美国和日本的相互借力——美国借力日本制衡中国与日本借力美国成为“正常”国家——给东亚地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多边合作论的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最大的动因是对现有国际制度安排滞后性的一种集体反应。在国际体系实力结构还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现存国际体系制度结构的不合理性很难受到触动；也就是说，完全有利于现存国际体系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者，并不会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国际体系实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多边合作论实现其提出的和平共处论、合作发展论等理念因而有了实现的可能；也就是说，多边合作论一方希望对现有国际体系制度安排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愿望因而有了实现的基础和可能性。这是单边支配论与多边合作论双方之间当前斗争激烈的基本背景。

如上所述，当代国际体系理念结构的变化，正是以当代国际体系实力结构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为前提和基础的。以经济力量看，在英国《经济学家》关于2014年全球前10个经济体的排名中，新兴国家占有4个席位，分别是中国（第二/2013年为第二）、巴西（第七/2013年为第七）、印度（第九/2013年为第十）和俄罗斯（第十/2013年为第八）。在此国际体系实力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多边合作论一方必然需要寻求对现有国际体系理念结构进行调整，从而赋予形成中的新的国际实力结构更多的合法性。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日本）有足够的动力去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理念结构，从而使战后形成的现有国际体制度安排能够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相反，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则有足够的动力去变革现有国际体系理念结构，从而使战后形成的现有国际体制度安排能够适应新的现实需要。

与此二者相比，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则同时具有维持现有国际体制度安排不变、以及推动现有国际体制度安排变革的双重动力，其在国际体系理念结构变化上的立场因而具有摇摆性。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国际体系实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在经济上与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的关联度更加紧密，因此其在国际体系理念结构变化上、进而在战后国际体系制度安排变化上，并不像美国那样持顽固的立场。例如，德国连续三十余年保持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自2009年起已连续多年占中欧贸易的三成——201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为5591亿美元，欧盟对华出口中一半来自德国，自华进口的四分之一流向德国；中国自欧盟的技术引进有四成来自德国。另一方面，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毕竟在总体的理念上与美国一致，而且在现有国际体系理念结构以及国际体系制度安排上，一定程度上都是既得利益者，因此，与新兴国家相比，其推动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动力明显不足。

作为应对之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应该首先在国际体系实力结构变化中，深化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寻求在国际体系理念结构变化中更多的一致性、并进而推动现有国际体系制度安排的进一步变革。

注释：

[1] 此处的联盟倾向于指结成同盟。

[2] 此处的联盟不倾向于指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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