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我们将迎来祖国70周年华诞。即将亮相的国庆档献礼剧也相继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今年的献礼片有何显著特点？在当代的文艺创作中，红色文化、红色符号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从门庭冷落到引发热议，献礼片如何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就相关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知名编剧汪海林老师。

【采访/吴立群】

观察者网：近期，不少单位都在组织“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而今年国庆档的献礼片也有一部围绕《我和我的祖国》展开。这首创作于1985年的歌曲，为何至今依然有着艺术生命力？

汪海林：《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跟别的歌颂祖国的歌曲不同的是，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我，一个是祖国。整首歌强调个体与祖国的关系，是写关系的，不是单纯写怎么爱祖国的，主要是歌颂这种不可分割的情感联系。

这首歌很自然，有诗意，一直很受欢迎。这次庆祝70周年，这首歌在多个快闪活动中出现，加上同名电影，可以说成为今年的主题了。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希望每个人融入、参与进祖国的发展进程中来。

观察者网：献礼片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作现象，从1959年第一批献礼电影到今年70周年，您能不能总结下各个时期献礼片的突出特点？

汪海林：献礼片并不是我国特色，很多国家都有。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等重要节点，各国电影工作者都会拍摄相关影片，比如日本就会给日俄战争这种有纪念性的历史事件拍专门的影视剧。我国专门为建国拍摄献礼片，以前并不是惯例。1964年，我们有过大型歌舞史诗剧《东方红》，而有一些年份并没有专门拍摄过献礼片。

从《开国大典》开始，我们才逐步有了针对重要节点的献礼片，一般十年是一个大庆。1989年是《开国大典》，1999年是《横空出世》，到了2009年是《建国大业》，这也是我们献礼片商业化的开端。

观察者网：献礼片年年都有，而由于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所以大家对献礼片的期待值也更高了。就目前发布的预告片来看，您觉得今年的几部献礼片较往年而言有何特点？

汪海林：今年几部献礼片吧，有一个特点，就是题材比较多样化。像《攀登者》实际上是一个体育题材，《我和我的祖国》是比较典型的当代题材，讲述的几个故事都是当下的故事，当然其中也有年代稍微早一些的，但基本上都是建国以后的故事。我们以前通常会突出使用革命历史题材来进行献礼。今年的话可能更多样化，而且更关注当下的生活。

我这几天比较关注的一部影片是《决胜时刻》，也准备去看一下。这部影片类似于《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的格局，讲述了领袖的故事，对当时的一些史实进行了挖掘。我觉得这部片子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它在叙事上与十年前、二十年前讲建国故事的影片的区别。

《我和我的祖国》宣传

观察者网：我们常会把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而近年来诸多文艺作品也试着将革命年代的历史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做一个衔接，通过对一些红色文化的展示致敬革命年代。譬如“鬼吹灯”系列就有这样的尝试。今年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攀登者》也是如此。您上次在谈《攀登者》时提到，自由主义者对电影中红色底蕴的排斥。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中，50—70年代的红色文化、红色符号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汪海林：前三十年的创作有着强烈的宣传性和强大的价值观自信。而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很多甚至直接参与到了新中国建立的进程中，有些导演、编剧本身就是战士，所以前三十年的创作很多来自于战争年代、斗争岁月。观众也很容易形成共鸣。后来，出现了“伤痕文学”，其实也是立足于社会现实，关注整个社会的变化。总的来说，那时的影片现实感很强，基本不太有像我们现在的架空剧之类的东西。唯一有一部比较特别的是《魔术师的奇遇》，这部立体电影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前卫”的，这是那时的悬浮片。

我们的影片呢，有一个问题——像《高山下的花环》小说里面也反映出了一个细节，就是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士们上战场之前看的电影是什么呢？是《巴顿将军》。看完之后，师长就来鼓舞大家了。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到了79年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一部更合适的国产影片能够鼓动到大家了呢？

《高山下的花环》小说片段

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好像不太容易。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再用原先那些具有宣传性的影片去鼓动一些人，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了。倒还不如拿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影片让他们来理解一下军人的荣誉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军人的职业性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转型应该说对我们创作者而言，形成了一个令人非常痛苦的壁垒。这个壁垒就是我们要寻找到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的影片最终其实就是没有根的。

同样，我们看到陈凯歌后来拍了《大阅兵》，写个体跟集体的关系，后来还拍了《赵氏孤儿》。《赵氏孤儿》的叙事让他非常困扰，他无法向观众解释这种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替别人的孩子去死的行为。本来，这个故事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可到了今天，它的理解却出现了问题。它的价值观受到了一个空前的挑战。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选择写成一个不是那么自觉、主动的选择，而改成是一种阴差阳错。

不这样处理，他就担心观众们理解不了、接受不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创作者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但凡遇到牺牲、献身类的题材，会选择回避处理。一些创作者不敢写，也不愿意写，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情况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了变化。

今年，《烈火英雄》票房这么高！虽然很多人看完以后说：“看了这个片子，更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当消防员了。”但是，从票房的角度来看，观众是认同了片中的价值观。包括《战狼2》、《红海行动》的热映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烈火英雄》剧照

前些年还有一个现象，每逢国庆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会出来说：“我们的祖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就变成只能纪念50年、60年了？” 今年好像基本上没看到这样的言论了。这种言论其实就是企图伪装成一个民族主义的面目来质疑、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印度也是纪念共和国成立的年份的，法国也是如此。

你问到了红色文化在当代的表达问题，我就想起有一部讲长征的电影。这个片子讲的就是主人公因为喜欢一个女孩儿，为了追求她参加了长征，在这个过程中，懂得了革命真理，最后走完整个长征。这个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创作者担心直接讲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解放全人类参加革命，观众会不能接受，所以就处理成了爱情的力量让主人公走进了革命的队伍。

由此就揭示出了一个现象，红色文化被大量的转换成了偶像剧、言情剧式的故事。它变成了一个外衣，核心的东西还是情感剧的故事。这些故事实质并不是革命历史题材。这也是这些年创作的一个总体上的问题吧。

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境。现在就把“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转换成叫做“为理想而奋斗”，这个说法呢，就比较西方化了，甚至说比较好莱坞化。我们都知道，好莱坞影片经常会表达这样的主旨——为了你的理想，不要认输，不要做你梦想的叛徒。当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被抽象为一个梦想，也许就和跋山涉水去见自己的父母、历尽艰难成立一家公司成了一样事情。

只讲为理想而奋斗，避开谈理想究竟是什么，可能是前些年红色题材的一个突出问题。当然，这种模糊处理有时候也是需要的。比如，有这么一个情况：在我们中共一大时确立的党的纲领是要消灭私有制，但放到今天的创作里该怎么写呢？我记得有一次策划会，我们就讨论关于消灭私有制戏里面应该怎么表现。策划就说，不要具体讲党纲内容了，就说他们为了理想而去牺牲。

观察者网：在2010年以前，献礼片并不是很受市场待见，有时还会出现票房冷门的现象。可近年来却大不一样了。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大众对于此类主旋律影片的追捧？

汪海林：以前对这些影片，自由主义者们会说成是政府做宣传的影片，那么为什么大家还爱看？我们分析一下，第一就是这些影片在电影的特性上、类型上是比较成功的，通俗地说，它首先是个好片。

更重要一点就是，在近20多年以来，我们的影视界充斥着一些所谓的表现“人性的复杂性”、“人性的恶”的影片。他们所谓的复杂性，其实也就是胆小、怯懦、背叛之类的情绪。

比如《唐山大地震》里，围绕救哪个孩子展开了一系列故事叙述，从而描摹了大量父母之间、母子之间的哀怨，对于这些情绪，观众已经厌倦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再去拍唐山大地震，可能现在观众想看到的是，在灾难面前，人们怎么样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而不是写灾难把人给击垮了，让人成为精神病儿了。这样一种观影诉求的转换已经出现了。这也让一些电影人不是很适应。观众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随着我们国家不断地强大，观众也在变强大。

《唐山大地震》剧照

现在，观众不爱看那些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作品。大家希望看到我们怎样自信地走向世界，怎样平等地与外国人交流交往，怎样自然地融入到世界中去。“你别欺负我，我也不欺负你”这种心态和状态，一个影片要表现好这些东西很难的，很多国家的影片都做不到。

所以，从我们的市场反映来看，观众喜欢更自信、更正面的影视表达，希望看到一种民族自尊和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一种精神面貌。

观察者网：《建军大业》、《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三部主旋律影片中都启用了很多流量明星，带给电影一定关注度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您怎么看流量明星参与献礼片的现象？

汪海林：流量明星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因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制片思路。在商业电影中也不是一个真正靠谱的商业概念。在当时，这些献礼片的制片思路还是被流量思维给影响了。

流量明星进入到这种国家工程以后，只是在营销上，他的动静会大一些，而在票房上，未必能直接带来多少贡献。而他们的加入，对影片的气质、整个质感、创作体系其实有一定的伤害。我认为这是负面的影响。最近对于流量艺人的市场表现，大家也在反思，后面再拍的话肯定也会非常谨慎。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