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在任内的第二次访美一直“是今年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在国内舆论营造方面丝毫不亚于二战纪念阅兵。中方早早放出习主席访美风声，试探国内国际各方反应。从确定访美日期到公布访美行程，中方一直小心翼翼地为中美会谈铺路，就连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也“力争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国事访问创造良好氛围”。

不仅中方热心，美国也非常关切。近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保尔森中心公开了一封由94家美国大公司CEO共同签名的公开信，抬头写的是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内容则是强烈支持美中迅速达成有意义和高标准的投资协定。根据已经公布的行程，习近平此行首站是位于太平洋东岸华盛顿州的重要工商业城市西雅图，参观微软总部和波音总装厂，马云、李彦宏等15名企业家随同，可见中国也有意从经济上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的突破口。

习近平在西雅图将参观波音总装厂

经济外交是中美大国外交的定海针和减震器

中美在贸易、人权、黑客、知识产权、南海等问题上分歧明显，但中美关系基本上能够在小幅震荡中保持平稳，根源在于中美两方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外交才是中美大国外交的定海神针。

政冷经热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基本基调。一方面，美国出于排挤世界老二的历史传统，对崛起中的中国保持战略谨慎态度，而且过度拥抱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政客吸引国内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在亚洲的一系列小盟友与中国小摩擦不断，美国为了支持盟友对中国的疲劳战术，难免被绞牵并选边站，与中国保持远低于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为主动与美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中方多次在多种场合呼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美方一直对此保持“不主动、不拒绝、不合作”的消极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关系才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中美双方坚实的经济合作构成双方政治关系的减震器。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906.8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1240.2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4666.6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3426.3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贸易领域，中美双方依旧保持“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合作模式。

相比于双方贸易合作水平，中美双边投资合作有待开发。根据商务部数据，中国在2014年共吸引实际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1195.6亿美，其中美国投资者对华投资额26.7亿美元，是中国2014年第六大投资来源地国家，且不说低于中国香港（857.4亿美元）和台湾（51.8亿美元）地区，也低于新加坡（59.3亿美元）和韩国（39.7亿美元），甚至低于政治关系一致低迷的日本（43.3亿美元）。

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试水海外直接投资，中美在投资领域的合作日益紧迫，中美双边投资合作前景广大。然而，中美两国投资领域的国际合作涵盖投资准入、扩大、生产、管理、处置的全过程，远比贸易领域的终端产品买卖合作复杂，触及两国国内法律监管体系，对国内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不容忽视，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近瓶颈

中美曾于八十年代进行投资协定谈判（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但由于双方分歧过大、政治关系转冷而中断。中美投资协定新一轮谈判始于2008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奥巴马任内初期曾被搁置，于2012年重启。2013年7月，中方宣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2015年6月8日至12日，第十九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双方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并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

目前，中美已经基本完成投资协定文本的谈判，正式开启作为准入前国民待遇例外的负面清单谈判。文本谈判基本结束，表明中美双方对BIT的基本文本已经达成共识。除非在后续谈判中纳入新规则或新议题，双方对BIT文本的分歧已经基本弥合。美国一贯坚持以其BIT范本为基准进行BIT谈判，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美方也难以在不做任何妥协的情形下与中国达成BIT。

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出发，从事对外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显然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支持者，这一点从美国94家企业CEO的公开信中可窥一斑：“我们坚定支持尽快订立一个有意义、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在诸多双边议题中，一个包含投资者平等待遇和较短负面清单例外等明确条款的高标准BIT，足以对两个经济体产生立竿见影的切实影响（an immediate and tangible impact）。”一个倡导开放、平等保护、信息透明、正当程序、中立争端解决的投资协定是从事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的争取目标。然而，美国保守利益集团——例如劳工团体等——则希望未来中美BIT能够纳入更多有利于其利益的条款，例如高水平的劳工条款、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较为宽泛的负面清单、国有企业条款等。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美将大有作为

对中国而言，为中国投资者在美投资提供条约保护是中美投资协定的直接目标。为确保中国投资者在美能够享受平等、公平的投资准入和投资保护，一个较为持中的准入条款、中立争端解决条款和较为透明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显然是中国较为期待达成的条款。如果考虑到中国还力图通过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促进国内改革的话，一个高保护标准、高度开放、倡导透明、强调正当程序的BIT条款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并非双方感兴趣的所有议题都可能被纳入到中美投资协定中。如果比较中国2010年BIT范本与美国2012年BIT范本，结合晚近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动态，我们不难总结：中美双方在公平公正待遇、持久安全保护、转移条款、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等问题上的差异已然不大；双方在国民待遇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设计上已经不存在原则性分歧，争议多局限于负面清单的长短；双方有可能在BIT中要求行使政府职权的国有企业也适用缔约国的条约义务，但不太可能纳入更为严格同时也对中国更为不利的竞争中立条款；在劳工、环境、透明度和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双方有可能达成宣示性的条款（即原则上肯定双方在此类问题上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并确立一般性原则），但这些条款不太可能适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程序，换言之，投资者无法就上述议题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附带的负面清单类似，中美投资协定的各种例外条款——一般例外、国家安全例外与审查、税收例外、金融例外等条款——的设计和范围也属双方存异之处，其设计和妥协也值得跟进。

“习奥会”能够促成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突破吗？

相比于其他更富争议的国际议题，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一直是中美首脑会晤的重点。中国谈判立场的实质性转折——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即是2013年“庄园会晤”的产物；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也是2014年“瀛台夜话”的重要共识。那么，我们应当以何种“正确的打开方式”来期待2015年的中美“习奥会”？

中方一直以积极态度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习主席在8月28日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即表示要加快谈判，中方显然期待此次“习奥会”达成实质突破。于内，中国经济“新常态”逐渐变成“常态”，中国致力于通过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推进政府改革、加速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建立开放性经济体，促进中国经济平稳着陆转型。于外，作为中美合作最可能突破的领域，中美投资协定一旦达成无疑将是中国大国外交突破之举，将进一步夯实中美外交关系的基础。

然而，我们应当对此次中美“习奥会”保持谨慎乐观态度。一个巴掌拍不响，中美BIT作为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只有中方的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美方的支持。第一，中方已经让利颇多，余下谈判议题都是实利问题，谈判突破无疑需要双方的妥协。美方认为中方负面清单过长，中方基于现实和政策考虑却也难以完全接受美方的负面清单。第二，中美BIT谈判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头戏，但却不是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No.1议题。美国政府的优先政策选项是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谈判，换言之，TPP才是奥巴马政府最汲汲实现的经济外交遗产。而且，TPP也是美国国会对外贸易政策的兴趣点。因此，美国政府和国会恐怕很难会在结束TPP谈判之前全力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第三，奥巴马政府虽然历经艰险获得了国会的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但仍未能在今年早些时候的TPP谈判中实现大的突破，完成TPP谈判的“临门一脚”。TPP谈判尚且如此，在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方面，奥巴马政府恐仍会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

当然，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毕竟只是一个双边谈判，不像TPP谈判那样牵涉众多国家。如果TPP谈判无望，对奥巴马政府而言，一个中美投资协定也是不错的经济外交成绩。我们当怀着乐观的心态期待中美投资协定在此次“习奥会”中实现突破，但是，如果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被拖入后奥巴马时代，我们也无须过分担心。毕竟，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本身就已经是中美双方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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