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投资协定谈判（BIT）一直是中美首脑会晤的重点。中国谈判立场的实质性转折——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即是2013年“庄园会晤”的产物，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也是2014年“瀛台夜话”的重要共识。那么，关于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的一系列表态以及习奥“夜游白宫”后所发布的信息？

在分析“夜游白宫”会谈之前，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第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9月18日发布了《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初步实现双向投资平衡，中国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的双重角色巩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高速增长，创下1231.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2%，仅比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少53.8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第二，在9月9日至11日，第21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交换了各自的负面清单改进出价。根据商务部公布的信息，中美双方将对对方的改进出价进行全面评估，推动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中美双方在11日才收到对方的负面清单改进出价，习近平主席22日即启程访美，25日与奥巴马进行会谈，依照中国（以及美国）政府的反应速度和政策权衡，习近平主席恐怕很难在此次习奥会就对负面清单问题做出具体反应。那么，能否期待习主席在投资协定其他议题上实现突破呢？那就只能是一些新议题，一些之前没有纳入投资协定拟议文本的议题？最有可能的是详细的国有企业监管条款，毕竟中国新近出台了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出于凝聚国内改革共识、撬动国企改革利益集团的目的，借中美BIT谈判的东风，烧起国企改革的连营，对中国而言也不失为一种好策略。

夜游白宫，习近平和奥巴马为中美关系再定调

双方核心关切有别

在访问前期，中美双方都试图尽可能地表达己方的核心关切以及所坚持的政策立场。在习近平启程前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赖斯表示，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许多担忧源于中国可能“逐步蚕食基于法治秩序和普世权利（rules-based order and universal rights）的国际体系，或以损害所有国家的利益换取某一国的不正当优势”。赖斯表示，在海洋争议、网络空间和人权议题上，中国不能选择性地发挥影响或仅在有利可图时才选择领导，任意性地（at will）遵守国际规范。关于外资与竞争政策，赖斯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阻碍了商业的自由流动并加剧贸易不平等时，中国就是在扭曲全球经济；当中国以转让技术为市场准入前提时，中国就是在阻碍创新；我们支持中国为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平台、削减贸易壁垒、释放消费潜能的市场改革。”

在访美前夕，习近平主席以书面形式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直面经济下行、网络安全、加强NGO管理等各种敏感问题。在外商在华投资待遇及公平竞争等问题上，习近平主席提及四个要点，强调两层意思：中国将坚持利用外资的政策，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利，包括在贸易领域，遵守入世承诺，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以及在投资准入领域，推进投资便利化，推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及时解决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同时，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性政策，希望外国市场对中国投资者开放，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

在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华盛顿州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晚宴，并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关于中美总体关系上，习近平主席主张：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第三，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关于中国外资政策，习近平主席强调开放和共赢。除了坚持“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外，习近平主席强调“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是保护好知识产权”。习近平主席认为中美两国合作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在经济领域，中美应该“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并“早日谈成一个双向平衡、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

中美之间仍旧优先经济合作议题

美国东部时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夜游白宫，畅谈近三个小时。在9月25日中午，习奥在比原定计划推迟了近半个小时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可能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最后的谈判和妥协，争取实质性进展；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美国总统需要首先打电话慰问有“抢镜之嫌”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John Boehner。John Boehner在新闻发布会前不久宣布辞去国会众议院议长（Speaker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一职并放弃在众议院的席位。

奥巴马总统首先发言，肯定双方的合作态度和成就，随后就经济合作、气候变化、东北亚和南海问题、国际安全和全球发展计划、人权保护、便利和加强双方往来等问题先后发表意见。习近平主席也以经济合作为第一顺位的合作议题，先后谈及中美在全球经济、双方军事和安全合作、中国周边外交、网络合作和人权民主、国际发展与减贫、国际安全等问题。从两位元首的新闻发布会发言来看，中美双方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合作作为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并且第一顺位的合作议题就是双方正在进行的BIT谈判。但此次习奥会并未如此前有些观察所认为的那样“达成突破”，中美双方仅仅原则性表态要达成一个高标准、平衡的（high standard and balanced）投资协定，并未对具体问题达成突破性共识。其中，习近平主席表示要加速BIT谈判，而奥巴马总统则特别提及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也达成共识。

此次“夜游白宫”的最大亮点莫过于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一步夯实共识，中国承诺启动全国性的碳排放市场建设，并将在12月的巴黎会议上共同推动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定。从两位元首接受的媒体（中美各两家媒体、两国元首分别指定）提问来看，美方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商业间谍、政府在股市震荡中的干预以及中国经济下滑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当然还有美国的家务事：两位美国记者都问及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John Boehner辞职一事），中方则关注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对美国领导地位所可能造成的挑战的态度。

大时代、大变革、大秩序中的中美投资协定

虽然，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并没有在第三次习奥会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投资外交遭遇波折。一方面，从双方密集交换负面清单的事实来看，中美双方并没有故意放慢谈判节奏。另一方面，习奥不约而同地将经济领域作为双方合作的最优先领域，并都将投资协定作为经济合作的第一顺位议题，可见中美投资合作才是中美外交最有可能实现良性竞争的“最大公约数”。

奥巴马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一开始就强调，欢迎“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国的崛起”，并主张中国应该是国际舞台上的“负责任参与者”。在回答CCTV记者提问时，奥巴马总统指出，“一个成功和和平的中国的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强大如美国，也无法单独应对气候变化、减贫、移民等全球性议题”，“只要坚持良性竞争（friendly competition），中美双方仍能实现合作”。习近平主席则在发布会中强调中美应当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倡导合作共赢，妥善管控分歧。

如何在大变革的大时代建立大秩序是中美大国外交的根本挑战，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基辛格表示，中美双方必须将双方的关系“从不断解决具体问题的状态提升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新高度”。中美关系具有令人费解的独特性。一方面，中美双方面临结构性的权力冲突。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如何看待和应对作为成长中大国的中国的崛起将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高度相互依赖，双方都具备“确保相互脆弱”的经济实力。中美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两败。无论是中方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美方主张的良性竞争，双方都试图以一种相对建设性地方式应对权力转移时代的国际秩序建构问题。

美国自然不会放任中国做大，但也不会以野蛮方式应对中国崛起。因此，美国才会一再主张建立符合其认知和比较优势的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例如打击商业间谍、国有企业问题、公平竞争问题、汇率问题）来进行低烈度的“制度竞争”，以图探测中美实力的平衡地带，达到一种“兵不血刃”的高维度斗争。美国这种制度竞争秩序对中国来说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中美在敏感议题上（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管控分歧，在全球性问题上（气候变化、伊核朝核问题）争取共同合作，在相互依赖的经济领域进行制度竞争（中美投资协定谈判、TPP谈判、IMF改革），在低烈度斗争的基础上维持全球经济和安全秩序的稳定，同时渐进地调试全球治理体系以适应权力转移时代的中美新型互动模式。

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是中美“斗而不破”的根源。一个高水平、双向平衡的投资协定则有望进一步深化中美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如果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的话，中美投资协定无疑是这对关系的“压舱石”。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低烈度的制度竞争都要好过高烈度的“热战”，制度竞争基础上的权力均衡才最有可能妥善照顾各方核心关切。至于如何设计双方都能接受的经济规则，达成一个所谓的“高水平、双向平衡”的投资协定，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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