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全台湾都反对，连战还是来了。而且这一次不仅要继续此前的“习连会”，还将参加9月3日举行的盛大阅兵式。

也因为在这样敏感的时间点访问大陆，连战此行背负了比以往沉重很多的压力。行前在桃园机场，连战一行遭到了台联党“青年军”的抗议。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称，连战参加阅兵确实跟台湾人民的观感背道而驰，也很可能对国际释放错误信息。不仅绿营反对，就连蓝营也意见不一，台湾当局甚至表示“不赞成任何人去”，原因则被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点透：国民党认为，自己在抗战中的贡献远大于共产党。

然而在眼下的台湾，这实则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话题。若问普通民众抗战胜利70周年是什么意义？大半台湾人最多会说那是“中华民国”的历史成就。若改问那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成就？大概也没人会反对，或补上一句那是美国原子弹的功劳而已。但问到台北官方已在7月4日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国防战力展示”，恐怕知道的人不多，关心的人更少。要不是李登辉到东京大放厥词，牵动了台湾社会的集体视听和记忆，大概今年就像去年马关条约120周年那样，只有极少数的团体和个人会觉得有意义。

这20多年来，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再政治化”的“去历史化”，最集中的反映就是在对日抗战的态度上。台湾社会对于抗战史认知的变化，反映了新旧政治势力在这岛上的起伏。

台湾抗战的去历史化和再政治化

上世纪中叶至70年代，蒋介石苦思如何在台北建立一个代表全中国的政权。为了对抗大陆，他选择依托国际冷战一端的美国，而美国在朝鲜战争前就已着手扶植日本作为其东亚利益代理和基地，台湾则是美国的反共前沿。这种政治格局，决定台北对抗战史建构的不完全性。一方面，美国是中国的二战盟国，台北宣扬抗战史并不会抵触美国的立场；但台北也不表述二战是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发生冲突，以及美国利用二战夺取英国殖民地盘的本质。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是反共同盟国，于是台北宣扬抗战却不能高于反共基调，甚至还将抗战炒作转化为反共宣传，例如共党不抗日或利用抗日统战以夺权等说法。此外，抗战胜利本可为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加分，但随即却发生全国40座城市的反政府民变，包括1947年台湾的二二八民变等，这些都令人质疑国府抗战动员的性质。

台湾“仪仗队”（资料图）

抗战胜利使中华民族解放了一层外力压迫，国内各族群因抗战而更加团结。但反国府的民变和内战却风起云涌，民族矛盾解除后的阶级矛盾上升为时代的主要课题。这就让败退台北的国府以镇压阶级反抗为要务，而民族解放的去殖民化工程被搁置下来，甚至被转化为服务台北统治正当性的工具，有人称之为“反共民族主义”。于是台湾社会经过半个世纪日帝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与阶级双重压迫后，至此为服务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而种下民族主义裂变与新殖民主义附庸的因子，双重压迫的构造仍未解放。在这个背景下，台北国府的立场是独揽抗战功劳，强调反侵略而非反殖民，强调美国援华而不提苏联助战，强调重庆精神而不提解放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强调国军牺牲官兵而不提投降和倒戈部队，强调八年抗战而不提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概念，强调投入上海60万却牺牲半数的国军而不提自发抗日的30万东北义勇军，高唱《中国一定强》而禁唱《义勇军进行曲》……

但抗战史建构仍是必要的政治工程，因为可以连结到创建联合国，从而连结台北在国际间称号“中华民国”的正当性。换言之，抗战史服务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服务于西太平洋政治格局。例如岛内某些学人津津乐道“凸显‘中华民国主权’”的1952年《中日和约》，就是二战后美国支配东亚冷战势力范围与秩序的产物。但正如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阵营，青岛却被划归日本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并不在乎中国人的“民族自决”。1972年，东京承认北京为“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主体，同时基于“一个中国”的法逻辑，宣布其与台北的《中日和约》失效，这再度证明“中华民国”在国际间的主权声张失灵。反过来说，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内战两岸分裂，一贯坚持“东北、台湾、澎湖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却不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加深台湾社会长达20多年的抗战记忆反共化与去中华民族化的异变。当发端于日本的同心圆史观被移植到台湾后，就决定抗战史建构在政治范畴内的“去中国化”发展。

所以，去年北京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屠杀受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北京扩大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让全球记得中国人的抗战牺牲与贡献，同时也强化各国对北京代表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而台北今年则举办意在抗衡北京的抗战胜利70周年“国防战力展示”，却意外反衬台湾社会内部的抗战史冷感，与外部国际政治环境的现实。这种抗战史建构一旦失去政治效能，其政治符号就会受人否定或质疑，于是“去历史化”并以之“再政治化”的路线就会浮上台面。这可以解释台湾高中历史课纲微调受到极大阻力，正因为那与岛上当前“去历史化”的政治路线相抵触；而台湾教育主管提出“中华民国史观与台湾史观对立”的解释，又暴露其所谓史观对立背后的政治困境。抗战时期，日本是否“殖民”统治台湾？台湾女性是否“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被当局乡愿式地决定并强加于台湾学生的史观建构，这不是“台独”与其载体相互对立的结果，而是“中华民国”与台湾相互解体的表现。可以说，抗战史建构的片面性与其反映的政治范畴不完整性，决定了其后包括去抗战化乃至去内战化的“去历史化”现象，这为台湾“再政治化”建构了集体氛围。

1970年代是台海两岸时移势易的转折时期。北京取代台北在联合国的位置后，日本与美国相继否认台北的一个中国代表权，美日台的从属关系转入地下却无实质改变。而以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群岛所引发的保钓运动为契机，用民族主义论战为掩护的反帝反买办运动，或称台湾史上第三波左翼运动，由今日台湾课纲微调召集人王晓波发文《保卫钓鱼台》而开启。中华民族抗战史一方面被这波民族主义浪潮撑持住；另一方面，不完全的抗战史建构又促使这波反帝反买办运动去追索日据时期左翼前辈的创造，以汲取运动力量的泉源。然而，岛内外压力最后介入并分化了这波“党外”力量的集结，被挖掘出来的日据时代反殖民运动既不见容于党国抗战史建构，也没来得及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共识。10年风云变幻，最后以高雄“美丽岛事件”诉求的西方民主人权作结，并埋下穿过蒋经国与李登辉的“本土化”改造而浮出台面的分离主义伏笔。

1980年代以“本土化”为名的依附型台独运动有其经济背景和社会条件。自朝鲜战争爆发到1965年，美国平均每年花费一亿美元以扶植台湾作为反共前沿，美国独占资本由此在台湾培育出作为其买办的官商资本。另一方面，由于两岸分断，台湾失却与大陆市场间的互补关系，而不得不寻求前殖民宗主国日本的贸易合作。甚至在1965年对台美援停止时，适逢战后日本资本主义高度成长与过剩资本输出的开始，日元贷款得以无缝接轨美国金援。值得注意的是，日元贷款的方针也承接美援战略轨迹，即以国民党掌控的公营机构为对象，而完全没有供应给民间企业，且在贷款条件方面设立完全优惠日本的契约，这是东京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的实况。另外，日本还是台湾对外输出的最大依赖，输出品的90%为米、糖、香蕉等农产品，而日本输入的80%却是工业制品，这种“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形态，复制了战前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体制。换言之，美日对台的政治性援助，让台湾实际从属于美国和日本的政治支配之下，毫无“独立自主”可言，遑论被国际否认一个中国代表权之后。

台湾“抗战纽带论”敌不过日产“同心圆论”

正是在上述意义来说，台北的抗战史建构难以完整呈现和令人信服，因为它不存在相应的政治范畴与性质。所以，台湾某亲蓝媒体说“蒋介石救过‘中华民国’两次。一次是他没有做汪精卫，一次是他没有做李宗仁”，就显得流于表面。该文说：“蒋介石因未做汪精卫，坚持至抗战胜利，光复了台湾。蒋介石因未做李宗仁，保住一隅‘中华民国’，更是保全了台湾。‘国人’即将迎对第六次‘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不能不知其中因果关系。”光复台湾是没错，但因为蒋不做李宗仁，把台湾逼上从属美日支配的新殖民体制，岂不是做了汪精卫？汪精卫请日本军官到南京组训投敌部队，蒋介石请日本军官到台北组训反共部队，难道不是“曲线救国”的相同逻辑？而依据李敖研究，发动内战却败北后，蒋介石曾亲口说出“中华民国已经亡了”，怎么说是救了“中华民国”？如果这还不算实情，那么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产品的李登辉，在7月22日亲口说出台湾因为日本战败而“开启另一个外来政权‘中华民国’的统治”，算不算实情？那么台湾“即将迎对第六次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不会迎来另一个更惊人的实情？其中因果确实不能不知。

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在一场酒会上赞扬台北捐献100万美元供建艾森豪威尔纪念堂，相较于美国经由《与台湾关系法》30多年来的巨额军火收益，那是笔小费。事实上，正是艾森豪威尔任上出台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延续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阻断台北“反攻大陆”的念想，根本已否定“中华民国”主张的领土主权。但蒋氏父子概括承受《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延续其宗旨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有蒋氏父子“丧权辱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蒋政权并未从美方不“纳保”的金门、马祖、东沙、南沙等岛屿撤守，这与绿营或李登辉的“金马撤军论”、“钓鱼台是日本领土论”等相较，则在中国历史留下一个悬念。然而曲折的是，蒋经国曾在其死于日机轰炸下的母亲墓旁痛书“以血洗血”四字，时移势易的他却拔擢前日军志愿兵李登辉继掌权柄。

不论李登辉几次进出共产党，不论他是否为日军后代，也不论他是否为面从腹诽的高手，掌控情治系统出身的蒋经国不会在简单的理由下“识人不明”。于是台湾在蒋经国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大旗下，以“革新保台”、“本土化”为方向，步步踩入李登辉从属日本右翼的同心圆计划里，至今难以自拔。所谓“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两句话，成了廖承志给蒋经国最难堪的反讽。然而，晚境中的蒋经国不但对岛内解禁，也对台湾人赴大陆探亲开禁，这客观上造成日后台湾统独争斗、确切说是回归中国与依附美日争斗等两条路线的白热化。相应于这种政治态势上的抗战史观，就表现为台北当局所称呼的“中华民国史观与台湾史观对立”。

但事实上，自台北主政者经营“中华民国是台湾”路线以来，抗战史的时空依托就被错置，甚至被抽离；而正因为这种抽离和错置，使得“中华民国是台湾”内部产生相互解体的史观对立。因此，只有结束和扬弃两岸政治对立，复归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地理空间和政治范畴，才有可能让两岸民众以更全面的视野看待抗战史。然而，两岸日渐开放交流所产生的紧密互补，以及必然来到的政治靠近与统一趋势，妨碍到日台新殖民体制的支配关系，这是李登辉在1990年代急忙出台“戒急用忍”的原因。与此同时，李以彻底的黑箱作业正式建立“同心圆史观”教科书，中国史被客体化，台湾史被媚日化，抗战史则流向异国化，这是为“两国论”与“一边一国论”打造国民意志的“再政治化”工程。所以台湾艺人范玮琪对南京大屠杀表示“勿忘历史”四个字，就立即招来网众以敌人待之的污辱和唾骂，其缘由在此。

蓝营某亲美亲军购的“立委”在今年说：“抗战是连结‘中华民国’与台湾的最重要纽带！”但本世纪以来，台北延续并固化“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政治路线，支配着去抗战化与去内战化的历史工程，以致被抽离内战历史依托的“二二八和平纪念日”，进一步取代“台湾光复节”的政治意义。由终战思维冷却抗战胜利的集体意志，“微调”课纲遭遇未成年人的四方声讨来看，可见“抗战纽带论”远非日产“同心圆论”的对手。另一方面，台北意图拿自己冷却的抗战史当作对抗北京的政治工具，却又反证两岸的内战关系，从而说明抗战是包括两岸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意志以对抗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诚如台湾某报社论所言：“正确史观才能巩固国家共识”，而台湾的“国家共识”崩解，甚至陷入反殖民思考的集体苍白化与机会主义化，正因为内战遗留体制未决，影响到包括抗战在内的史观正确性。这又说明没有健全而巩固的国家政治，就没有相应健全的群众史观。但台独与其载体的“再政治化”，能换来台湾社会对待历史的健全视野吗？

“台独”史论主要是两条：一是日本殖民高级论；一是唯族群对立论。李登辉说台湾新典范就是“多元族群共存社会”取代“少数统治下的族群对立”，即为后者；他还说日本战败，使台湾从“天下为公的大日本帝国”变成“天下为党的中华民国”的文明冲突，即为前者。但事实在于日本殖民台湾才是民族压迫，而所谓战后族群对立的本质却是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且日本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支配着台湾的阶级剥削，这种体制实质从战前延续到战后，直到今天还麻痺台湾社会的神经中枢。这副病体，表现为台湾社会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冷感、无感、甚或耻感。因而这病体的产物，是令人质疑的。

以“一中两宪或三宪说”为例，其重点在“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宪法”。2008年马英九主政台湾刚一个月，“司法院”作出第644号解释文，认为此前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违宪，理由是人民的结社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换言之，岛上民众此后可主张共产主义，也可主张分裂国土。正因为如此，有人以“外患罪”控告李登辉声称钓鱼台是日本领土，才显得荒谬。共产主义本质是经济学和哲学方法，本该在学术自由的权利保障之内；但分裂国土是超乎“宪政”保障范畴与条件之外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说，李登辉分裂国土的“言论自由”，是被一个没有保障范畴的“宪政”所保障的权利。这种核心价值被掏空的“宪法”，是全球唯一保障“台独”的空心“宪法”，因而是既保障不了“台独”，也保障不了“中华民国”的病体产品。

所以，在“台独”或“独台”的“宪改”“再政治化”框架内，对待抗战史只能是发病般的偏执。他们不面对围绕着蒋介石的抗战话题，为何会由反蒋而逼蒋而联蒋而倒蒋的历史因果；他们以为自己比冯玉祥和李宗仁还了解蒋介石；他们认为龙云和刘湘只是对蒋介石存在偏见；他们记不起叶挺这位国军军长；他们甚至不相信张发奎的口述自传……更别提他们和绿营一样，不会理会台湾日据时期以来坚决反殖民斗争的省内前辈的事迹。大家在这岛上多年来周折于拜蒋与去蒋之间，而没有从抗战依托的大陆视野来看待抗战，因而忽略在大陆的人口素质、粮食供需、经济型态、地理形势、武器质量、工业产能、资源开发、社会关系、国际氛围、敌我对比等重重条件下，必然决定大陆抗战有两个战场、两种战法的矛盾统一。蒋介石起先迟迟不对日宣战，岂没有同样的因由？

国共恩怨导致两岸各表抗战、各表一中，乐的是外部势力及其代理人。内战偏执曾贯穿整个中国抗战历史前后，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政治解放，谁就能统一抗战史观，并掌握历史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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