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蒋介石铜像再度遭人泼漆，台当局文化部门说这反映台湾社会对“转型正义”的急迫感。这种说法固然是一种政策辩护，同时也是为7月20日开庭审理的蒋介石灵寝泼漆案件进行政治辩护与开脱。而泼漆人等出庭时忙拍照、滑手机、喝饮料、呛法官，泼漆律师团提出“台湾主权未定论”、“二二八元凶论”作为辩护理由，都说明台湾的法治具有高度的“政治弹性”。

拆蒋介石铜像(包括泼漆)在台湾具有一定的新闻效益，并且是一种政治宣示。这说明蒋介石确实是台湾人心中巨大的存在、影响或压力，当今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深受过蒋介石(集团)自1949年以来的影响，其中集体性的“反共”意识形态，仍然是今后两岸心灵如何契合的主要课题。

20日，中正纪念堂中的蒋介石像被“台独”泼漆（图源：脸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属性

就文化建设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也是蒋介石(集团)的遗留。众所周知，博物馆院的存在意义，是参与公共记忆的塑造，并因此而被赋予传播和纠错的社会功能。只不过，这种塑造、传播和纠错的框架，往往是由政治权力设定好的，再由观众去自行解读和诠释。

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它固然能传播、塑造大英帝国的昔日辉煌形象；但也有人观后将它说成“大英赃物馆”，而适得其反，无论它是否“英格兰化”，也无论它据有那些物件多少年。CCTV的《故宫》纪录片之所以承认“台北故宫”，因为那里边的物件不是被外国(人)窃据、占有。

单从外观来看，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幢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庄重典雅，富有中华民族特色。而其内藏约70万件的中国历代珍贵文物，则是举世闻名。不论大陆游客还是欧美日游客，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都是冲着鉴赏中国文化遗产而来，却不闻是慕名台湾文化才来。

台北故宫中的翠玉白菜（图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日前陈其南“故宫台湾化”的说法，固然有他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但也难以脱却这座博物馆的政治脉络。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文物运往台湾时，其意义就是国内政治争夺的一部份。也就是说，台北故宫博物院不仅就外观和内藏上来说是中国的；就政治意义上来说，更是因为中国属性而存在。正如林浊水所谓：“如果不把典藏送回中国，然后说直接这些文物就是台湾化，本土化了的，岂不是说台湾就是中国，本土就中原？而且既然是本土，为什么还叫故宫。”问题是，一旦出清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还有多少世界级的文化资产？

2014年时，台北故宫文物“神品至宝”赴日展出，曾吸引65万人次参观；但2017年“日本美术之最”来嘉义故宫南院展出，经过三个月动员才有10万人次参观，而且9成8是台湾本地人。事实上，当初嘉义故宫南院的成立，更多的是政治考量，其营运成果不佳有目共睹，甚至被喻为“故宫核四厂”。这说明想运用文化资产捞取政治利益，首先得有足够的文化含量为条件；不然，反而成为政治拖累或政治笑柄。如此看来，无论当初蒋介石抢运国宝撤台的目的为何，客观上已是进一步强化“中国内在于台湾”的事实，并因此提高台湾的文化含量。

然而，国宝赴日展出却只是一种政治交易，而不是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礼记‧曲礼上》说：“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台湾当局只把这些无法再生的国宝当作政治筹码，才不顾中国文化中不取人、不往教的“自愿原则”。顷闻台北故宫博物院又准备将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送往日本展出，如此糟践文物，除了当局的文化水平所致之外，原因还在于没把“故宫”当故宫。

“故宫”的政治意义在于故国，也就是祖国；台湾人的祖国不是日本，日殖总督府建筑物虽在岛上遗留至今，然而，它却是将来作为殖民博物馆的现成材料。

因此，“土著化”或“在地化”理论，如果是以“去中国化”为理论实质，就难免沦为空谈，甚至悖论。

1990年代以后台湾的“本土化”已被意识形态化，而不是单纯的学理问题，它成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去中国化”的政治工具。这与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科学界，如杨国枢、李亦园、文崇一、黄光国、叶启政等人认知“本土化”即是“中国化”的立场和涵义，判若云泥。台大社会系教授叶启政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这种意识形态化异变，对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是巨大的伤害。

从陈其南30年前的著作《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看来，“故宫台湾化”的说法即使有政治色彩，但也不是没有学理依据；至少，陈其南不大可能犯下“去中国化”这种根本的方法错误，无论他是否在政治上有这种想法。事实上，翠玉白菜和肉形石这类经过文创包装而家喻户晓的国宝，就是“台湾化”的审美经验之一。其内涵是中国的，而审美经验则具有台湾在地特色，这说明“台湾化”不等于“去中国化”，反而是丰富“中国化”的方法之一，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构成论。

况且，博物馆既然是由政治权力来设定其公共记忆的框架，那么从全球视野来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九二共识”的具体证明；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实质是“故宫博物院台湾分院”。正因为如此，林浊水才反对“故宫台湾化”之说；他的“本土(化)”概念，是“台独”意识形态化的异变产物。否则，依据“转型正义”的普遍原则，不仅应返还或拆迁所有故宫文物及蒋介石铜像，也应返还或拆迁所有日殖建物及八田与一铜像，但显然，台湾当局没能或不敢或不愿这么做。

“台湾化”不应违反台湾的公共记忆，且应为追求台湾居民的更好生活而进行纠错。从郑成功到蒋介石，历史已经证明台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来看，都是“祖国的宝岛”；与此相反，荷兰与日本殖民当局，则是以台湾为前进东亚大陆的基地，而不是作为“反攻荷兰”或“反攻日本”的基地。

博物馆化的台湾“原住民”

但是，台湾当局由于排斥“故宫”意象(“故国”)，而有另造博物馆的意图，这除了嘉义故宫南院之外，就是台湾“原住民”。

所谓台湾“原住民”，在大陆看来就是台湾的少数民族，在多数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来看，倾向于称其为台湾“先住民”或具体指称其族名。民族称谓其实并非小事，台湾当局就以“南岛民族”来定义台湾“原住民”，有些学者呼应这种政治意图，而宣称台湾人80%以上的血缘来自“原住民”。但且不说两岸学界对于台湾“原住民”尚有华夏渊源的实证研究，问题在于把“原住民”博物馆化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次殖民主义。

台湾“原住民”的博物馆化，是选择性“转型正义”的必然结果。自1990年代以来，“日殖有功论”和“原住民南岛化”就成为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的诠释路径。“原住民权利运动”的成果，因而被“台独”政治大量收编，新任的台湾当局行政部门发言人只是其中一例。

7月16日正式上任的台当局新任“行政院”发言人谷辣斯·尤达卡(Kolas Yotaka)，阿美族人。

然而，“原住民”群体往往忽略自己并非“转型正义”的主体，而只是“被转型”的对象，是把“内在于台湾的中国”对象化的工具。比如传统领地、打猎权利、母语教育等，看似尊重“原住民”，其实只是按照“转型正义”当局的主观印象和政治需要来投其所好。

也就是说，当“转型正义”的主体把祖先的文化传统放进博物馆里时，却要求和鼓励同一个社会的“原住民”把自己博物馆化──将文化传统保持在现实生活中，为“转型正义”的主体展演“转型正义”，而成为主体社会的边缘者或他者。但台湾“原住民”的真正需要，相较于山地、打猎、母语等广告牌化传统，恐怕是现代生活的谋生条件和公正的升迁机会，比如汉族所重视的中文和英文教育等，而不是被政治圈定的博物馆式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正义”实已沦为当权主体排斥异己者来共享社会资源的借口，其结果只是让异己者更加边缘化，而不是相反。这对于自称“原住民血亲”的人来说，不啻一大讽刺！

族群政治固然如此，政党政治也绝不落后，从大陆撤台的国民党，已被“转型正义”辗压得难以翻身，岂有余力再去照顾郑成功或蒋介石？蒋介石曾将台北的草山变为阳明山，将花莲的佐久间左马太神社改为文天祥公园，这种作为颇似郑成功为台湾带来华夏文明；但蒋介石所造成的社会仇恨与两岸裂痕，又是至今尚待超克的历史遗留。

拆地上的铜像容易，拆心中的铜像困难。蒋介石铜像在台湾的政治效益已然过去，现在反而变成一种政治负担，这足为所有种铜像者戒。世上铜像的本尊，多数在后人被两极化评价，且昨是今非者尤多。看多了，觉悟了，就能真正拆去铜像，而解放自己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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