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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有些台湾人就是不明白,病毒不论政治身份也不分文化水平

2020-02-22 08:32:34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最近,曾经担任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的龙应台说:“文化深层是种种社会行为的来由,文字语言又更是文化最深处、埋在地下的根了。”她在脸书上引用某位武汉学者的话说:“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

在新冠病毒肆虐众生的当下,龙应台关心民间的语言和文化水平,她说:“如果集体的语言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那是因为集体的心灵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了⋯⋯。”她这是说谁语言贫乏、心灵粗暴呢?显然不是新冠病毒,而是为“武汉加油”的群众。

“为武汉祈福”的丰富语汇

那么,龙女士的高论又是如何呢?她在1月24日就写了篇“为武汉祈福”的贴文,开头以“迟迟暖暖的下午阳光照在乳鸭身上,一片柔软的黄金色”起兴,表现幸福的视觉滋味。

然后龙女士说:“除夕,本来应该是道途奔波终年后,家族相拥取暖的一个夜晚。武汉的人们,可辛苦了。其实,与其说除夕是欢庆的时刻不如说它是‘惜福’的时刻,珍惜平安的存在,感恩相聚的福分。除夕可以说是华人的‘感恩节’。不忘记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不忘记灾区里恐惧的人,苦其所苦,是除夕的核心意义呢。”

实话说,“苦其所苦”的心灵是丰富的,但未必需要龙女士那样丰富的语汇来体现。“风月同天”固然呈现了历史文化意涵,但“武汉加油”透显直白的人性,或许更接近在疫情中临难受苦、共克时艰的心灵。

然而,作为文化与社会评论的公知,龙应台其实和多数人一样,不是战疫抗毒的前线成员,无论说什么都不觉腰疼。特别在这种时候提及疫情,若只论民间的语文水平,而不谈战疫抗毒的得失,既脱离现实,也远离人性;既不如“武汉加油”,也不如“风月同天”。这难道是龙应台闪避“公知责任”的方式?

在台北市文化局长任内时,龙应台曾经接待过石原慎太郎,应该清楚日本右翼人士对于中日历史和国际政治的态度。可是,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仍有巨大矛盾的情况下,日本朝野这次支援武汉抗疫、为中国加油的表现,却成为台湾社会难以面对的“逆行”参照。

这个“不正常国家”愈来愈亲中,就让“这个国家”愈来愈焦虑。台湾方面的所谓“反渗透法”虽升高了两岸敌意,但阻绝不了病毒的渗透,也掩盖不住人性的善恶。自1月24日阻绝口罩支援大陆以来,台湾机场已拦截15万片闯关赴大陆的口罩。更意外的是,新冠病毒测试了中国大陆的地缘政治能量,让全球许多国家和主要的国际组织都为大陆加油,并且付诸实际的援助。

“风月同天”,竟使“同父同母不同天”的人冷落疫边,情何以堪?于是,风雅地批评对“武汉加油”群众们的语言贫乏、心灵粗暴,就成为龙应台们的现实欲望受挫的替代性补偿。

“风月同天”的逆行国家

当然,再怎么“不正常国家”,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日关系自两年前开始回暖,一个很大的外部因素是特朗普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后者终结了奥巴马时代的TPP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致使日方的钓鱼岛“国有化”、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插手南海事务、扩大自卫队军备和军演、炮制“与台湾关系法”、……失去了靠山,而随之消停不少。

此外,今年夏季奥运将在东京举办,若不灭绝新冠病毒肺炎于境外,届时必让日本全国难堪。况且,在特朗普政府走向激进单边主义以后,中国大陆成为全球化的实际舵手,这个舵手又将要访问日本。日本既然寄望启动中日韩FTA,自难局外于中国影响。

单看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就见识了日本各行业尝到的苦头。那么,借由近年来中日交流所积累的社会好感,充分释放并引导日本社会的对华善意,便成为日本政府援助中国抗疫的内部因素。

虽然,福泽谕吉路线或已成为历史,而鸠山由纪夫路线也让人称道。但观测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究竟收敛多少的一个指标,还是他今后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毕竟在援助中国大陆抗疫的同时,安倍晋三也表态“台湾有必要加入WHO”,这是基于疫情还是基于地缘政治且一说,但对两岸间的矛盾则是抱薪加火了。

或许,多少制衡一下中国复兴的势头,对日本还是需要的。毕竟日本除了牛肉要输出大陆,还有其它核灾食品要输出台湾;而在拒绝华为5G设备的政策上,日、台当局更是走向了一道。

不但日本基于国家利益的作法如彼,美国在台海玩两手也超过40年。后者在国际上宣称“一中原则”,但对台湾则宣传大陆是“民主自由”的威胁,甚至介入台湾2020年选举,对“违背民主自由精神”的“反渗透法”不置一词。

这个被多数台湾人视为民主天堂的国家,也是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疫情中,率先成为逆全球化的大国。

“言论自由”与新冠病毒肺炎

在这次疫情中,对于阻绝两岸婚配子女入境及武汉台人返乡的争论,龙应台说:“多重相互冲突的道德和安全原则,可以更深思。”这种风凉一下的作派,很难说有多少同理心。她接着说:“民主开放的社会之所以被我们呵护,是因为那个社会愿意用同理心倾听自己讨厌的人,愿意花一点时间思索‘正确’跟‘正确’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那些幽微而不容易看得清楚的差别。”

其实,深藏在幽微的语言文化中,仍然见到贫乏与粗暴的心灵,恐怕才真是令人难堪的丑陋。龙女士那么漫长曲折的话,无非就是推崇“言论自由”的社会,但言论自由恰恰也是“集体的语言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所赖以存在的人为空间。正因为是人为空间,所以不存在无限度“言论自由”的自然状态。

因此,臧否某种“言论自由”,其实就意味着臧否某种社会体制。

龙应台借“眼科医生李文亮”为题,她说:“悲伤若是一时的集体发泄,他的死,轻如鸿毛。悲愤若是深沉的社会醒觉,转化成巨大的改变的力量,他的死,重如泰山。他一定会希望,他的孩子,会在一个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空气里长大。”这话中幽微的含意,是教人用悲愤般的力量改变一个“保守的”、“欺骗的”、“肮脏的”社会?

那么,服务于大阪办事处的“党国余孽”苏启诚,竟因人言可畏而自尽,他以死明志的悲愤,是否重于泰山?是否迎来一个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言论空气?是否免于让人借机炒作的悲哀?研究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洪兰在其著作中表示:“台湾骗子特多,天天都有人被骗,我有朋友被骗怕了,搬回美国去了。这究竟是我们太天真善良?还是我们的教育不到位?”1

洪兰说的是一位大学教师连上网查资料都没做,就单凭偏听偏见而遭骗钱。被骗之后,还只能怪自己的本性,或怪人没教好,或移居外国,就是不理解“骗子特多”的社会怎么来,也不去试试龙应台式的悲愤与改变。这究竟是龙应台的空气太虚无?还是洪兰的研究太悲观?

无论如何,新冠病毒肺炎是等不及花一点时间思索“正确”跟“正确”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的幽微差别,然后才开始吞噬生命的。

李文亮或苏启诚作为一个生命,往往在事过境迁后,才能让真正关心他的人们,开始感受悲伤。大陆和台湾的不同社会体制,往往有个人所见不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只有真正关爱那个社会的生命,才称得上重于泰山。

但是,为苍生说过话的人很多,并不因人死才为大。更多的人是没说什么话,就全身心默默奉献于这场战疫,只是“骗子特多”的社会未必知道或不关心而已。

况且,李文亮生前多次声援止暴制乱的香港警察,却有人因此否认他关爱社会、为苍生说话的品性。这回投入抗疫前线的共产党员李文亮死于新冠病毒肺炎,倒是让更多人加入悼念他的队伍,还包括以“言论自由”为名的反共团体和个人。其中既有受害者的悲伤,也有骗子们的悲愤。

社会体制有实际的条件支撑和发展需要,从港台来看大陆,未必能准确辨明那些人云亦云中的是非。在悼念战疫牺牲人员的同时,真正理解并尊重大陆内部的决策和究责机制,比起高谈无限度的“言论自由”要实际得多。何况是在苏启诚案的受害者与加害人,已经让“言论自由”颜面扫地的情况下。

武汉封城防疫与武汉台人的两难

以这次武汉防疫为例。武汉封城防疫是基于武汉本身的位置、产能与规模,以及中国大陆对全球的影响而作出的艰难决定,这不是大陆境外的任何地方可以随便比较的事情。

单以人口一项来说,武汉的实际人口数超过1400万;若用欧洲50个国家来比较,武汉市的人口规模已近于排名第10的荷兰,比瑞典、葡萄牙、捷克、希腊和比利时等国都要多。况且一座武汉市的面积,就相当于4个东京、8个香港或12个新加坡。

如何想象对荷兰全国人口,或者4个东京那样大的地方实施封闭、检测、隔离、管制、医疗、交通、治安、……,以及善后?何况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中转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与华中高教中心,对于封城最高要求的谨慎与防疫最高要求的速度,天然形成管理上的矛盾,无论如何决定封城与决定何时封城,都注定这次战疫必有一定程度的牺牲。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情况下的牺牲,也被人当成事不关己的新闻谈资,或仅凭简单的数据就轻易评论武汉封城防疫“无法阻止疫情扩散”。2 特别是以冠状病毒学专家的头衔通过大众媒体报道出来,就容易给“骗子特多”的社会造成大陆政府独裁却又无能的形象。

可贵的是,台湾仍有医界人士呼吁以科学态度来看待疫情,并分析了“武汉封城与后续各省谨慎因应,对于防堵疫情起了功效”。3 同样地,钟南山依据疫情变化与大陆的综合条件,提出今年4月以前就能结束疫情的估计。

事实证明,若不是大陆内张外弛的中央集权体制,能有效调控资源和力量来投入这场意外的战疫,并最大程度地保证社会民生和经济的稳定,恐怕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的影响绝不仅止于目前。

在台湾方面,当局防疫如防恐,照样在这时候超越市场法则,实施口罩配给制,导致人们天天争购甚至囤积这些“战略物资”,惶惶不可终日。以台湾的海岛格局、行政与民生惯性看来,根本难以独立撑持这种全社会的恐慌。即便这次物资恐慌是人为的骗局,也至少证明了台湾的体制和人心,禁受不住这类考验。

与此相比,大陆方面在严肃繁重的战疫任务中,还规划了满足武汉台人返乡的计划,却受阻于政治身分──或者受阻于贫乏而粗暴的心灵。马晓光公布了两岸官方沟通在鄂台人包机返乡的全过程,包括武汉市台办针对首班包机返乡中的“确诊病例”提出7项疑问。然而台湾舆论场上只是出现“信者恒信”的极端情绪,却不愿面对可能不如自己想象的思辨过程或讨论结果。

最终,还是亮出政治身分高于人道伦理的底牌,才暴露防疫政治学的水深。由“恐毒”而“恐中”的社会民情,也成为台湾当局借以因应的“民意”。难怪有些并非恶意但不考虑老小就医就学的人,会劝说在鄂台人干脆别再回台湾了。

中华文化是否还在台湾

从2020年的选举到新冠病毒肺炎,检视台湾舆论场上的语言和心灵,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者圈粉最多;理性、文明的讨论者少,圈粉则更少。罕见“社会愿意用同理心倾听自己讨厌的人”,更多的是在各自同温层里用着贫乏粗暴的语言党同伐异。

这两天一家亲蓝的台湾报纸,连续发表“中华民国存在事实”的评论文章。4反不反中,暂且不说,台湾政学媒人士在疫情中置入政治主张是有的,这就和“风月同天”的日本朝野形成对照,也和“武汉加油”的全球民众不同频道。“反中”,不过是逆全球化的修饰词,真相是自己有颗依托在冷战框架边缘的心灵。

旧冷战框架倒了,就汲汲找一个新冷战框架来依附信仰,而不愿花一点时间思索“正确”跟“正确”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的任何差别。

老一辈大陆人所认知的台湾人,其实多已作古或噤声或袖手。再者,与当今基于民族复兴而提倡中华文化的大陆不同,上世纪在台湾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存在于反共政治的框架之下,能在其中超越政治框架的觉悟者,原属于少数。多数人则已随这种框架下的政党轮替而汰换心灵,过着“乃不知大陆、无论武汉”的“民主”生活。

数十年来,当“去中国化”的西方民主和国家主义已成为这种心灵的支撑,一旦面临超越旧框架的时代与价值叩问,便让这些久安于“绝境”的心灵视为生活威胁,而以仇恨和逆反表达对新世界的不安,无论或雅或俗的语言。于是,原来看似桃花源般最美的心灵风景,幡然变得贫乏而粗暴,而且对这套贫乏粗暴却自认芳草鲜美的逻辑,使人啼笑皆非。

如果是“两岸一家亲”,很难不叫人正视这些“绝境”的心灵;但与这些贫乏而粗暴的心灵较真,又觉得浪费自己的心灵成本。这或许是大陆普通民众对于“心灵契合的统一”感到不自在的原因,而台湾的普通民众也是这么想。于是,一场疫情又提供了两岸进一步怨怼的机会,而相互用“寒心”与“恐怖”作为自己的主观感受,使不少观察者都认为:“两岸关系回不去了!”

其实,两岸重新交流30多年来,“寒心”与“恐怖”的故事固然有,“暖心”和“理解”的故事也没少过,总的关系还是曲折向前,并不因为那些看似自由却又封闭、贫乏、粗暴的语言而逆行。《反渗透法》其实恰恰从反面证明两岸关系向前的总趋势。只是疫情当前,舆论场上感性的印象自然比较突出与深刻,也比较容易受到一时的影响。正如有了小池百合子的雪中送炭,自然会看淡石原慎太郎的落井下石。

只不过,台湾许多人在这时失却民胞物与的表现,使得有些曾经为两岸关系说好话的团体和个人,也只能缄默以对。或许,“中华文化在台湾”就像一篇古老的课文,日后遂无问津者。毕竟,对于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世纪高铁,每个人的适应情况不同,甚至还有些不敢上车的雨人,也不在理解之外。

注释:

1.录自洪兰:《什么才是人生最值得的事》,台北:天下文化,2020年1月。转引自《旺报》2020年2月16日,B5版。

2.《赖明诏直言 封城无法阻止扩散》,《中国时报》,2020年2月12日,A3版。

3.沈政男:《莫慌!以科学看疫情》,《联合报》,2020年2月14日,A13版。

4.马凯:《今年会是好年》,《联合报》2020年2月13日,A13版;赵春山:《两岸应避免因误判而失控》,2020年2月14日,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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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

王睿

台湾时事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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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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