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锐】

一

“海内如今传战斗”。在一段时间里，“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许多人在谈论如今的中美关系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过更引起笔者兴趣的是，这个概念的发明者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里，建议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充分注意历史的维度。

他提到自己曾和史家尼尔•弗格森提议白宫应成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倡导“应用历史”，这样有助于“从当前的选择或困境开始，分析历史记录，以提供观点、激发想象力，找到揭示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的线索，提出合理的干预措施，并评估可能出现的效果。”

在他看来，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研究中国，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如何迎来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挑战’的？”在笔者看来，这本书对中国而言，最为关键的或许不在于跟随作者所创造的概念亦步亦趋，以至于在战略思考上丧失主体性，而是应当重视作者所提倡的思考当前国际形势的切入点，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理解中美关系。

格雷厄姆·艾利森  图自youtube“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账号

话又说回来，其实作者的这个主张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编撰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与喜爱，可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罕有其匹。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中国古代史学的典范之作《资治通鉴》的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古人研究历史、叙述历史，固然是在追寻一个时期历史的本相与全貌，但同时也希望借助历史的智慧来“资治”。比如就对外关系而言，从《史记》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到《通典》中的《边防》，及至清代道咸时期盛行一时的西北史地之学，前贤叙述这些史事，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历史的梳理，为当前如何处理边疆地区的政务提供参考与借鉴。

到了近代，这一情形体现的更为明显。对时代变动有极强敏感性的梁启超，在撰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一文里指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换言之，近代中国遭逢西方势力的入侵，为了振衰起微，必须在政治上有所兴革，以此建立富强之基，来与“西人交涉竞争”。

这表明，随着中国日渐被卷入由近代东西列强帝国主义扩张所形塑的世界体系，时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思考中国问题必须同时思考同一时期的欧洲与全球问题，以辨别中国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提供一种比较性的全球视野，单纯地从中国自身历史轴线上思考中国问题已不复可能。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近代以降的世界形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整体把握。

梁启超

因此，今天分析中国的内外局势、探索未来发展的战略与道路，就必须具有完备的历史眼光，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有充分的体认。甚至可以说，具有怎样的近代史史观，大体上决定了对中国当前局势的基本认识。毋庸讳言，今天一些人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想象与青睐，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接受的中国近代史图景息息相关。

举例来说，1922年，在回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宣言时，胡适声称：“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比如在民初，“外人所以捧袁（即袁世凯），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我们可以说他短见，但不能说这全是出于恶意。”

在巴黎和会之后，列强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而列强之所以干涉中国内政，是由于“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胡适

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这样的观点，在当前不是依然改头换面地在一些人口中不断宣扬吗？只是其中添进了更为新颖、时髦的名词与概念罢了。

二

依笔者之见，如若前文所言不虚，那么胡绳出版于1948年的小册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今天或许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经过1947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政权的败象日益显露，中共的力量不断壮大，中国未来向哪里去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疑问，而是有了越发清晰的答案。

毛泽东在1947年岁末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一背景下，胡绳希望“集中写一条主线，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这条线索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东西。”关于写作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据他晚年回忆：

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现实问题。很明显的，革命战争很快就要取得对蒋介石的彻底胜利，在这时候发生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怎么样，它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从这个观点出发，反过来考察美国历史上向来对中国采取的政策是有意义的。

可见，胡绳之所以要论述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是因为在当时美国已经成为在华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研究历史与思考现状、展望未来是相通的。如果说“打倒帝国主义”是解放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口号，那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帝国主义的在华史，就从学理层面将这一政治口号进一步深化，赋予其厚重的历史感，通过历史叙事来更为深刻的论证其基本合法性，并争取更多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进步力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胡绳

作为分析现实的基本概念之一，“帝国主义”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经被零星使用，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被留日学生介绍到国内来。到了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的在中国传播，日益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采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被译介到中国之后，对中共党人探讨国内外状况产生极大的影响。

1922年，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据出席此次会议的张国焘回忆，“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

在这之后，像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广泛地运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分析，来论述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遭受的各种压迫与剥削，并号召广大工人与知识青年加入革命队伍，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言人的统治。例如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里，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有“强辟商场”、“垄断原料”、“移植资本”、“文化侵略”。他简要的概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1923年，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如何运用这些手段掠夺中国的资源、侵犯中国的主权、培植其在华的政治与经济代言人。特别是他注意到政治与经济的手段背后，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更为重视文化上的操控：

他（美国）能有这么大的“度量”放弃庚子赔款，无意之中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政治势力，遍处设立教会学校，办他那假惺惺的慈善事业；不但现时他能控制中央政府，做侵略全中国的事业，而且还能改制中国人的心肺，赂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统治者”；他能有很大很多的机关报，“洋大八”的舆论每每足以影响中国日常的政治生活；凡此一切都足以“威临中国之人心”，挟制日本，卸罪于日本，诬蔑赤俄，减杀中国真民主派的势力。

这番话，从后来的历史发展与今日的种种景象来看，不能不承认具有很深的洞察力。胡绳晚年就回忆自己在苏州上中学的时候，“苏州的教会学校读英文是读狄更斯的《双城记》，就是讲法国大革命如何残暴，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教育，就是说革命是可怕的。”

到了193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巨大影响，左派史学蓬勃发展。一些左派史家开始尝试以帝国主义问题作为切入点，去叙述中国近代史中的相关部分，以此回应“九一八”事变之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引导国人去思考救国救民之道。比如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一书里，钱亦石强调：“近代中国的经济，完全受列强帝国主义的支配。帝国主义者以对华输入商品和输入资本的方法，变革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生活。”其所造成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社会生活中，成了一个重要的要素而且是基本的要素。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完全打成一片，结成一个有机的关系。”以此为切入点，钱氏分析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如何被卷入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并且对中国内部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此外，在《中国外交史》一书里，他指出：“外交并不是它自身能够单独存在的东西，它只是某一种政治系统之下，在邦交关系上运用一种手段来完成这个政治任务的策略。如果要离开政策来讲外交，就绝无外交可言。”具体到分析中国外交史，就必须“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研究他们侵略政策、压迫政策的变迁，以及这变迁的根据，这变迁对于中国的影响。”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一方面要看清楚帝国主义对我们侵略压迫是怎样在变迁，变到哪里去，我们有什么对付的方法，另一方面是要看清楚中国在他们侵略压迫之下，已陷入怎样的地步，在国际上已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要怎样才能从这种地位解放出来。这样我们就很可以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压迫中国的历史中研究出一个总的趋势来，在这总的趋势之下看出目前的国际新形势，自己的新环境，来决定我们对自己利益怎样就可以保全以至向前发展的一个总的政策，而外交政策自然可以从此产生。”

另一方面，作为早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者，蒋廷黻对帝国主义问题也颇为关注。他晚年回忆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阅读霍布森的名著《帝国主义》后，感到“深获我心，使我对帝国主义得以明了”。他谈及当时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因为我感到中国如果愿意，同样有资格能产生与欧洲相同的组织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经济水准以及资源。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

蒋廷黻

蒋廷黻的这种心态与立场，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里以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认为：“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在这里，蒋氏刻意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破坏给淡化，同时将左翼史学时常强调的帝国主义，定义成一种并非近代世界所独有的现象，联系到他当时亲英美的政治立场，这一叙述方式的“现实感”是很强的。如果说前文提及的胡适是在政论中有意消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那么蒋廷黻则将这一观点以建立在大量档案整理之基础上的历史叙事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胡绳的这本书，在学术源流上继承了先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去分析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剖析中国内部的阶级状况与社会矛盾，以及帝国主义者在不同时期的对华策略与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近代史叙事。另一方面，从现实斗争的角度而言，正如胡绳在晚年所提及的，胡适“的根本问题是不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中，他必须回应胡适、蒋廷黻等人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刻意忽略、曲解，进而模糊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用历史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观点，用大量的史实来说明问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言说策略，可以使人们对时局与历史的认识更为清醒，进一步明确斗争的目标，特别是让当时的“中间势力”认清中国的基本状况，放弃幻想，坚持斗争，走向革命队伍中来。总之，正如胡绳自己说到的：

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并且说明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象曾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

这段话意思十分明确，无需再做过多解读。而另一位左派史学代表人物范文澜在1958年曾指出，在中国的历史编撰传统里，“史书有多种体裁，自然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些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有些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或完全与政治无关，不论表现的形式如何，归根都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状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

在笔者看来，这番话无疑道出了古今历史著作之良莠的深层次标准。当然，或许有人会鄙夷这段话写于一个火红的年代，因此不是“纯学术”，没有“学人范儿”。但不要忘了，被视为专业实证主义史学先驱者的兰克，一生撰写了许多近代早期欧洲诸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的外交史。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对现在的熟悉，那么对过去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一定是体现了具有深度与广度的现实感，能够使人在古今之间展开思索。就此而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确实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体现出深刻的洞见，因为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帝国主义虽然多次改头换面，但从未真正远去。

三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从鸦片战争写起，直至1925年国共合作的前夕。重点叙述了鸦片战争前后、英法联军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清末新政与民初政局、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这些历史时期里，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中国各个时期的掌权者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改良主义者对时局的担忧以及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幻象、广大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挫败。

这样的叙述方式，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范式之一，因此或许也比较为人所熟知。不过在胡绳自己看来，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在于，“从前我们习惯说，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实际历史也是这样的。但是一开始帝国主义来到中国，倒不是马上利用封建势力，而是感到这种落后势力阻碍它在中国发展。所以在鸦片战争时敌视清朝政权，要打它，打得它服下来。到太平天国时发生了一个变化，帝国主义从太平天国和清朝政府之间慢慢选择了清朝政府，至少有一部分洋人考虑过太平天国，但最后还是考虑清朝政府好。清朝政府也经过一个过程，开始怕洋人，感到洋人对自己不利，慢慢才看出来，洋人的力量可以依靠。”

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内部腐朽政治势力结合的过程，就是近代中国国势衰微、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由此出发，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分析帝国主义列强在不同时期如何在利用中国国内某些政治势力的基础上对中国进行控制与侵占，另一方面也可更为深入的探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所遭受到的困境与挫败。

正如论者所言，近代中国之所以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是“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所以依笔者之见，这本书对今天而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重新打开我们对于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的理解。虽然胡绳所倡导的近代史研究方式曾经在1949年至1979年十分盛行，但晚近以降，这一范式已被不断冷漠，甚至在一种巧妙的话语装置之下，被意欲取而代之者不断宣扬为此乃“政治”，而非“学术”。而在今天中国与世界格局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胡绳通过思考历史而得出的相关论点，值得人们重新予以重视，甚至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在胡绳看来，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各国的从事‘开拓事业’的‘殖民家’们，虽然在所至之处对于土著的落后人民从事抢掠与残酷的暴行，但对于远东这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帝国还不能不有所顾忌，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欺诈性的有利贸易。但是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英国的做法不同了：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们有了更大的财富与实力来扩充向外开拓的事业，同时他们有着推销不完的商品，亟望着能使远东这个大国家成为自己的市场。”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对于中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这一远东战略息息相关。而到了19世纪后期，“正是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工业生产飞速发展，独占金融资本的统治渐次形成的时期。由此他们进入资本帝国主义的阶段，对殖民地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几乎全部非洲已为他们所瓜分，亚洲的极大部分也已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对于中国，过去虽已取得充分的政治特权，以保障其商品倾销和经济掠夺，现在他们觉得不能满足，因此自中日之战后，五六年间，列强在中国展开了获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并向中国投资的大竞争。”这些总括式的论述，对进一步理解近代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极有助益。在这样的时空坐标之下，人们或许可以更为恰当的、实事求是的思考中国的自处之道，而非抱有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晚清《时局图》

早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策略，王若飞曾如是分析：“历次的内战，并不仅是几个军人权利地盘之争，但是军阀的冲突，是不能持久扩大，是不能抵抗民众的革命力量。军阀所需要的饷源与军械，无一非仰给帝国主义者之援助不可，帝国主义者又非结合中国军阀作其爪牙不能统治中国，二者实互相为用。不过军阀终是附属于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有力操纵军阀的命运，有力制造中国的内乱，其实每次的内战，都是表示帝国主义间在华权利不平衡之冲突，也就是一幅世界战争的缩影；不过这个战争，仿如傀儡演戏，由帝国主义者牵线，反正都以中国民众作牺牲罢了”。因此，对于帝国主义者而言，有效支配中国的方式不在于把中国变为像非洲地区那样的殖民地，而是通过树立一个徒有其表的政权，来协调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减少控制中国的成本。

作为近代政治的重要概念，“主权”的意义毋庸多言。而在近代中国，复杂之处恰恰在于清政府虽然长期作为名义上的主权者，但其内涵却被不断地掏空。甚至这一被用各种形式掏空的过程，也被形塑为帮助中国步入“文明”国家的行列里。这一点在庚子事变之后表现的尤为明显。对此胡绳指出：“很清楚的，帝国主义列强之要满清存在，并加以支持，就因为他是一个共同的好奴才。对于媚外主义的满清，帝国主义主人怎不会报答以保全主义呢？中国在这样的政府下维持着形式上的独立，既可以有助于列强在某种程度内调节他们相互间的矛盾冲突，而且为了使中国人民相信中国到底还没有亡国，在列强看来，也非有这样一个政府不可。如果这个政府再能披上一件‘立宪’的外衣，因此而使中国人民对它抱着希望，加以拥戴，忘记了帝国主义列强已成为中国主人的事实，那岂不是最好没有的事么？”

在这样的叙述之下，近代中国主权问题的基本困境就凸显出来了。即一个表面上从事各种“文明”事业、符合主流话语霸权标准的政权，实际上很大程度是被列强所控制，主权所包含的许多要素其实是在不断的在丧失。因此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对于近代中国而言，绝非一句被建构出来的口号，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遭受挫败之后所呈现出的基本诉求，也是近代中国所有政治行为的根本合法性基础。

就此而言，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控制手段，除了扶持一个傀儡式的政府，还有着其他更为隐蔽的手法。在叙述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政治时，胡绳特别提到：

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武器——武力与财力。他们用这两个武器支持他们的代理人——反动的军阀统治者，也用这两个武器压迫中国人民和阻挠中国革命……使用财力来压迫中国革命，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用钱来收买革命阵营中的不稳定的参加者及其变节的领袖。自满清以来的反动政府造成了一个传统，非靠外债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二个革命的政府如果不能坚决打破这传统，依靠广大人民来自力更生，那就不免在帝国主义的金光眩目的财力的诱惑下屈服。辛亥革命的南京政府纵不能说是被收买，也确是因帝国主义不借钱而吓倒了的。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来侵略中国，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熟知，而且意图不难察觉。但前者却并非仅有武力作为后盾，而是通过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逐渐控制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扶持符合其利益的政治集团。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均须向银行团报告，任银行团来查问，对于一切官员的任免，银行团都有权过问，于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政府实际上就成为银行团的代理人，对这样的政府，银行团自然是愿意尽力使之‘巩固’并加以‘维护’。”

这一特点，在辛亥革命成立之后以及北洋政府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胡绳感叹：“如果南方政府是建立在革命人民的基础上，自力更生，撇开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那么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示威也就不能有什么作用，无奈南方政府并不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一直难以摆脱各种困境，民生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内地农村日趋凋敝，广大民众成为赤贫的无产者，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胡绳此论，揭示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胡绳此书除了揭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手段之外，还着重阐述究竟哪一支力量可以让中国真正摆脱此危局。蒋廷黻在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中国近代史》中，虽然也通过分析历史来寻找救亡之道，但他书中的主角却是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直到能够继承所谓“总理遗教”的蒋介石。正如论者所言，“蒋氏对现代化精英的赞赏，于他对普通大众的文盲、无知、迷信的描绘形成鲜明对比。”就此而言，“毫不奇怪，蒋通常蔑视晚清的民众暴力。”所以，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胡绳必须回应这种对待广大人民的态度。他强调：“在帝国主义已经对中国建立了强盛的支配势力时，任何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如果不是以广大人民的力量为基础，就总不免会幻想从帝国主义者方面去寻找支持力量。”在这些史事当中，因教案而引起的民间暴动尤其值得重视。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本身就是伴随着不平等条约而出现的，所以“他们中纵然有极少数并不是有意识地做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但无例外地是借列强国的威风而自居于优越的地位。”义和团运动便是中国广大底层大众反抗这种特权式行为的总爆发。如何评价义和团，其实也就关乎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农民群体具有怎样的政治作用。对此胡绳明确指出：

帝国主义者不能知道，他们对中国的蚕食压迫的行动已经在中国人民中深深培植下了仇恨的种子。在他们不知道义和团运动虽是幼稚的组织，却蕴含着深厚的人民力量。他们轻视中国人民的力量，不知道这种力量一旦爆发起来，就有惊天动地的声势。他们更没有料及，驯服的满清政府，因为它的腐败和昏庸，将禁不起这人民力量的激荡，一心为求避免人民的锋芒，竟至方寸全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

义和团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们成功抵抗了帝国主义，而在于通过自发的、大规模的抗争，让列强知道除了孱弱的清廷之外，中国大地上还有更为深厚、巨大的力量存在。一旦他们获得更为先进的武器，被充分的组织、动员起来，那么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代言人都将被彻底推翻，中国将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就此而言，抵抗帝国主义与中国内部的阶级翻身、阶级自觉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近代的反帝运动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风潮，而是伴随着对平等政治与大众解放的深刻诉求，锻造新的政治主体登上历史舞台。

四

按照前文的分析，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意识与现实感。这本书并不是一本饾饤史事、识辨古昔的考史之作，而是通过叙述近代史上的关键问题来昭示人们未来的行动方向，同时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与斗争策略。对胡绳而言，他对晚近历史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观察中国现状而产生的政治意识，而在历史写作中，他又将这种政治意识体现在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之中。

在这里，政治与历史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一种相互交融并进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让《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体现出带有时代感的史识与洞见。他指出：“对于这一个帝国主义或那一个帝国主义，对于帝国主义所选出这一个人物或那一个人物，如果寄以希望，寓以幻想，那就会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是几十年来用血换得的惨痛教训。”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之间故事的终点，应该是正义的解放力量彻底将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让帝国主义不再能够支配中国的政治与经济。

犹有进者，放在19世纪以降的全球历史之中，考茨基、列宁、霍布森、霍布斯鲍姆、萨米尔•阿明等人都曾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过颇具深度的研究，胡绳此书，堪称从中国的视角与经验出发，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的中国式叙述，为世人剖析、反抗帝国主义提供了中国自己的方案。

斗转星移。这本书初版于1948年，在那之后中国与世界都经历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胡绳晚年，中国又一次要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要重新思考主权与开放的问题。当许多异样的声音在禹域流行之际，胡绳认为近代中国的历程可以给人们许多重要启示。20世纪下半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增强，西方世界开始鼓吹新自由主义，意在借由以西方阵营为主导的经济手段来形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链，各种横跨国家间的经济与金融组织作用越发突出。

在此背景下，一些人宣扬民族国家为过时之物，其重要性在逐渐减弱。这一观点置诸当时的全球政治格局之下，很明显是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一轮的经济全球扩张制造意识形态说辞。针对这一现象，胡绳强调在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至为重要，主权观念完整反映了客观实际。他指出：“世界范围殖民体系的粉碎，成百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建立，恰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在本世纪的后半叶，而不是在本世纪的前半叶，更不是在19世纪。完全应当说，这是20世纪后半页世界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的成果之一。

还要看到，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殖民统治的黑暗过去，更重要的是在于开辟了未来。它使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人民，获得了在本世纪后期和21世纪以至更长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把自己发展起来的舞台。这同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加强，同世界经济的国际化，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后者得以健全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20世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就是打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形塑的世界体系，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了良好榜样，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二战后全球反殖反霸运动中的重要理论参考。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拥有完整主权，才是未来促进全球政治与经济平等的重要环节。而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的全球史意义，也由此凸现出来。

“那年那兔”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1年在与人谈及党史写作问题时，胡绳认为中美关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对于如何认识美国，他指出：“理论界要解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一个要同它做生意，要利用它的投资，和它来往。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来得到好处。这方面的解释，理论界多少讲了一些。但是虽然要开放做生意，世界毕竟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它对社会主义又要搞和平演变，对第三世界要控制。后一个方面，理论界说得很少。”在这里，所谓“说得很少”，凸显出当时理论界、学术界的某种风气，即有意淡化帝国主义理论对于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重要性。针对这一现象，胡绳强调：“王忍之说现在应该写一本新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就讲胡绳的书是教条主义。事实证明，这个‘教条’还有些用。美国要用不同的手段，对新的变化要有新的解释。到底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的文章连帝国主义也不太说了。旧殖民主义的体系是没有了，但帝国主义还存在，有些新的变化。”

费正清

通过这些谈话可以看到，胡绳承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表示帝国主义理论不再适用。而是需要人们根据新的时代特征，从先前的理论出发，进一步加以完善、转化，让理论能够和新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动向，就像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加以新的阐释，使之更具生命力一样。刻意“连帝国主义也不太说了”，并非由于人们理论水平流于荒芜，而是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带有帝国主义特征的国家视为“文明的”、“进步的”，象征人类未来历史走向的，进而认为帝国主义理论不再具备有效的解释性。这一点正是胡绳深感忧虑的。

在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撰写再版序言时，他从当代全球史的角度论及帝国主义的影响，认为：“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这就进一步彰显了近代中国反帝斗争的历史意义，它让中国彻底地摆脱外部势力的控制，对内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平等，对外能够独立自主的制定国际战略。此乃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根基。因此，帝国主义理论在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上并未过时，借用文章开头援引的艾利森的观点，这是当代中国自己的“应用历史”，并且是有过成功经验的“应用历史”。虽然它已经被我们忽视，甚至鄙夷很长时间了，但今天却需要把它给找回来。

【本文原刊于魏磊杰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十辑）•国际法秩序：亚洲视野》，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为方便阅读，推送时省略全文注释和部分内容。】